【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永萍】

岁末年初总是村干部最忙的时候，总结一年工作、慰问困难户、检查安全工作……但常常是忙来忙去还落不下好。何况在我们国家，村干部是个不拿工资的活儿，常常有人因此不拿村干部不当干部，也损伤了一些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从2010年左右，湖北省巴东县就开始提出村干部实行坐班制，但当时只是提倡，并没有严格要求，且村干部待遇在当时也并没有提高，村干部拿的仍然是误工补贴。因此，一开始并没有真正将村干部坐班制落实。

从2014年左右，开始严格要求村干部坐班，上级政府会不定期的抽查，并且从2015年开始，村干部待遇大幅度提高，村干部开始和正式公务员那样每月领取固定的工资，其工资水平和乡镇普通公务员差距不大。

一

巴东县大部分农村都只有三个村干部，分别是书记（主任一肩挑）、副主任和计生专干，一些大村村干部稍微多一些。当前村干部工资主要分为三个等级，其中一类干部（即书记）工资每年3.876万元，二类干部（副主任）工资每年1.184万元，三类干部（计生专干、委员）工资每年2200元。

农村干部原本并没有工资一说，村干部拿的是误工补贴，村干部待遇不高，且村干部之间待遇相差不大。而现在的问题在于，不仅给村干部发正式的工资，将村干部作为正式的干部对待，而且村干部之间的待遇还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尤其是书记和副主任之间，副主任其实大部分就是原来的村主任，只是实行书记主任一肩挑之后，原村主任就变成了副主任，但实际上承担的仍然是村主任的工作。书记和副主任都是村里的主职干部，村庄很多事务的处理都需要两个人同心协力、共同完成，而现在二者的待遇差别很大，副主任自然很有意见。

因此，在巴东农村我们就看见几种应对方式：其一是书记和副主任将工资平分，这种情况下村庄事务的处理仍然是两人共同协作，这种情况在全县占70%左右。当然，书记和副主任能够平分工资的村庄，说明两人的能力都很强，尤其是副主任的能力很强。

例如笔者在巴东县官渡口镇李村调研发现，该村的书记和副主任就是平分工资，李村的副主任比较年轻，今年45岁，且头脑机灵，工作能力也比较强。他坦言，如果书记不和他平分工资的话，他就不会干事了。他说，“我和书记的工资是平分，全乡镇基本都是这样。我们办事是差不多的，要是不分，差距太大了。村里不团结了搞不下去。不分的话，你（书记）就搞你的，我就搞我的，村里肯定就搞不下去了。”

其二是书记拿出自己工资的一部分，分给副主任或其他村干部，主要是作为其余村干部干事的酬劳。例如笔者调研所在的巴东县官渡口镇坪村，村书记每年拿出8000元分给两个村委委员。这种情况下其余村干部做事的积极性也不是很高。

其三就是完全不分，书记和其余村干部各拿各的工资。这种村庄一般书记在村里的权力比较大，且书记能力也很强，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解决很多治理任务，因此不需要将自己的工资分给其余村干部。这种情况下，其余村干部一般都消极怠工，没有工作的积极性，所有的大事小事都是书记一个人负责。这种状态其实也并不能长久，因为村庄治理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单独依靠村书记一个人很难完成。并且，其余村干部由于没有拿到与村书记差不多的高工资，不仅可能导致干部班子不团结，而且其余村干部还可能成为村庄治理中的新困境。正如巴东县官渡口李村的村书记所言：

“现在的政策有点问题，（书记和其余村干部）工资差距太大了。如果不调节，其余干部工作态度就不一样了，就不乐意搞事了。要是其他干部的工资不提高，村里工作就派不动了，书记一个人搞不了工作，现在惠农政策又多，如果班子不统一思想，好多事情搞不了。如果关系不好，还可能故意与书记抬杠，反而弄得更乱了。”

从乡镇的角度而言，不会干预书记和其余村干部是否分工资，只要不因此“出事”就可以，但乡镇更希望书记和其余村干部不分工资。一方面，因为这是政策要求。另一方面，乡镇则是出于治理的考虑。从乡镇立场来看，只有书记拿高工资的情况下，村书记承担的责任大、任务重，乡镇只需要管理和把控好村书记就可以。巴东县官渡口镇一位副书记说：

“采取平分的，基本是书记和（副）主任两个人能力都差不多，平分了，两个人就抱团了，不平分，另一个人凭什么干事？一点都不分的，说明那个村的书记能力比较厉害，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不需要你主任帮忙。乡镇一般都不管，只要工作做好，没有矛盾就可以。

但从乡镇的角度，是鼓励不分，希望不分。一是因为这是政策要求，二是因为不分的话，书记担子就大一些，我就只认你一个人，你责任就大一些，负责一些。其实一个村，真正把工作做好一个人就够了，一个月10天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现在要求村干部坐班，只要是针对书记和（副）主任，就是工资拿1.1万以上的，三类干部不要求坐班，工资低，每年只有2200元。以前是要求周一和周四坐班，其他时间下村，因为村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其实村里真正坐两天班就够了，不能每天坐班。”

二

湖北全省从2015年左右开始都在推行村干部坐班制，与之相伴随的就是村干部待遇的大幅度提升。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湖北省内也存在一些差异，如巴东农村是大幅度提高村书记工资，其余村干部待遇变化不大；武汉黄陂农村村书记工资为每月3500元，每年4.2万元，副职干部的待遇为书记工资的60%，即每月2100元，每年2.52万元。

不管是采用哪种具体的方式，村干部待遇提高是事实，但大部分中西部农村地方财力很有限，因此，为了应对村干部待遇提高带来的财政压力，一些地区（如湖北省监利县）开始大规模实行合村并组，试图通过减少村干部数量来减轻财政负担。然而，村庄治理是熟人社会中的治理，需要有熟人社会作为基础和依托。原来的行政村一般是几百人或一千多人，合村之后，很多村庄规模达到四五千人，这已经完全突破熟人社会的界限，必然会带来很多新的治理难题。

村干部职业化最先开始于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如上海、苏南等地。由于乡村工业化进程开始较早，并且属于人财物大量流入的地区，因此，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具有与一般农业型地区完全不同的治理生态。虽然还是农村，但由于工业化以及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大部分农业用地已经变为工业用地，传统农业几乎已经不存在。并且，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的农民也完全不同于传统农业型地区的农民，其家庭收入主要来自于第二、三产业的收入，农民家庭的劳动力都可以进入市场务工。

在此背景下，东部发达地区农村面临的治理任务和治理难度都明显不同于一般农业型地区的农村，村庄治理任务重、治理难度大，依靠传统的简约治理已明显不足。因此，东部发达地区农村逐渐开始转变乡村治理模式，村庄治理变得越来越规范，村干部职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村干部从一种“兼业”逐渐变为完全的“职业”。当然，东部发达地区雄厚的地方财政也是村干部职业化的基础。

而在大部分中西部农村，打工经济打破了传统村庄的封闭性，年轻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村庄人财物大量外流。但村庄在治理层面仍然是相对比较传统的。一方面，中西部农村的治理任务并不多，村庄治理主要是处理农民的日常性需求；另一方面，中西部农村村庄治理的目标也是维持型的，主要是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中的基本秩序。此外，中西部农村地方财力也有限，无法支撑职业化的村干部。因而，在中西部普通农业型村庄，村庄治理完全不需要职业化的村干部，依靠传统的老干部或者“中农”治村，就可以维持村庄治理的基本秩序。而在村干部职业化过程中，故意拉大村主职干部和其余村干部的工资待遇，会降低普通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为村庄治理带来新的难题。

（注：文中的李村和坪村均是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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