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云南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龙头山镇派出所3位民警和1位辅警遇难。这让原本就警力紧张的派出所，雪上加霜。除了处理零星几起刑事案件，大部分警力都投入到帮助群众办证、维护群众财产等等家长里短的琐事中。5位民警和若干位辅警要帮助6万名百姓度过难关，“万事才开头哇。”龙头山派出所副所长常超说。

以下为《人物》文章《震后派出所》(作者：姚璐、雷斐然）

8月3号这天特别热，有人约龙头山镇派出所的辅警常礼焕去吃凉粉，她看了看外头毒辣的日头，行人都没几个，摆摆手拒绝了。下午4点半，地震突如其来，“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像世界大战飞机轰炸一样”袭来，龙头山镇派出所—那栋建于28年前的2层绿色办公楼被狠狠地击垮，一楼和二楼下陷，3位民警、2位辅警、2名办事群众一起被埋进地底。

龙头山派出所副所长常超晚上7点从鲁甸县城赶到派出所，眼前景象，“一片废墟，全塌了”，用不着开着警车去灾难现场了，这里就是灾难现场。四周乱哄哄的，被埋者家属在哭泣，武警官兵在挖人，他的同事常礼焕在废墟内哭着求救，用一本《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往外拨拉碎石。

“没有空去多想”，常超对《人物》记者回忆，他和同事们直接把手伸进废墟里，清理碎石，开始挖人。挖了2个多小时，救出了常礼焕和2名办事群众。凌晨，下起大雨，大家又冒着雨挖了一宿，直到第二天上午带着生命探测仪的部队赶到，“废墟下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大家才面对面哭了起来，包括所长在内的3名民警和1名辅警确认殒命，“那时候真的感觉，人死了，你一了百了，但是活着的人就恼火了。”常超说。

常超脸膛黑黑的，3年前，从部队退伍来到龙头山派出所工作，因为工作时间不规律，胖了30斤。他做事雷厉风行、语速极快，29岁就当上副所长。龙头山镇是个近6万人口的大镇子，平日警力就紧张，8名民警管辖11个行政村，一个月前，派出所刚遭遇了一场“硬战”，龙头山镇发生了泥石流，常超记得，“一接起电话来，猪、牛、羊、马，哭哭啼啼，就说这个房子冲了，现在怎么办这些，要求我们处理，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的。”半个月后，这个地方又发生了塌方，他们又赶到现场，控制秩序、划出安全区域、等待救援，最后，每个人都精疲力尽了。

震后第二天临近中午，几名遇难民警的尸体挖出来。“有个喜欢打篮球，我叫他的妻子找个篮球烧给他。有个他女朋友跟他是从初中到大学一直恋爱，10年了，要结婚了，哭成什么样，差点哭昏死。”常超和记者说着说着就哽咽了。震前，派出所的8个民警一周5天吃住都在派出所，大家年纪相仿，脾气也合得来。

现在，加上常超，龙头山派出所只剩下5个民警了，悲伤暂时收敛，他们要立刻开始抢救派出所的重要物资。最先救出的是一个深绿色的枪柜，平日，民警携带的手枪就锁在枪柜里，需要同时使用两把由不同的人保管的钥匙才能打开这个柜子。枪柜被转交给了县治安大队带回县局，地震发生后，民警不能再配枪了，“关键你配枪你要找到保管的地方，（地震后）你不安全，那些枪支一流失你就恼火了。”常超解释说。

派出所的废墟上如今散落着常住人口登记表、档案袋、保险柜、户口簿，可以看出派出所的两大日常工作之一—“管理户口”和“基层治安”。震后，龙头山镇派出所的主要任务依然是这两项，只是现在，治安秩序完全混乱，灾民无家可归，虽然政府、军队、医疗部门全都入驻小镇，但老百姓习惯于“有困难，找警察”，工作量无穷倍叠加。不断打进的电话，不断来咨询的百姓使常超和他的同事们“根本没有一个宣泄的时间”，常超觉得自己很残忍，“身边的弟兄不在了，我们只是在百忙之中，真的是百忙之中，给他们烧点纸钱”。

8月5日，常超和同事们在龙头山镇主街道旁搭起了一个12平方米的帐篷，8月9日，帐篷又变成了3间板房。没有选择建在指挥部是因为—“在路边方便老百姓看见”，这很快造成了周边路段的拥堵，老百姓在临时派出所外排起了长队。震后的10天时间里，这里一共接到了刑事警情8起（盗窃7起，冒充军人诈骗1起），纠纷5起，求助276起，咨询6878起。

这个曾经依山傍水的清秀小镇也变得一片狼藉，各个村社都把玉米秆轧倒，灾民住进了玉米地里扎的帐篷。集镇上仅有的两条主街道上，商铺大敞着门，杂货散落一地，一些小混混趁机偷鸡摸狗，杂货铺里的啤酒都被喝光了。常超叹了口气说，“因为涉及到一些未成年人，又是初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不能处理那些，都是要劝，你给他做工作。”有些时候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镇上有一家鞋店没人看着，“有的老百姓进去拿一双穿，可能真的是没鞋子穿，想买也没地方付钱”。

“复杂得很。”常超说，地震之后，龙头山镇不少人“来行骗、来偷、来发国难财”。

8月14日，一个自称“救灾专家”的中年男人在镇上四处溜达，他穿着一件白T恤，自己用中性笔在衣服上写满了字，“近几年的汶川地震、彝良地震，各大洪灾、泥石流灾害，损失这么严重，就是因为没用我的设备”，他的设备是一套排污水处理系统，他可以先画图纸，画出图纸来然后就可以制造了，然而这套系统是要收费的。有人去派出所反映，当天办案的民警崔华超去了解了情况，看这个人高谈阔论又两手空空，觉得“他可能神经也有问题”，“但是也没骗着钱”，保险起见，开着警车把他遣送到了鲁甸县城。

让常超愤慨的、也是唯一一件真正的案子是一个诈骗案。一个四川男人，包了一辆摩托车来了龙头山镇，他找到镇政府的临时办公点，说自己是来支援的军人，家里有急事需要赶回去，没有路费，想来借点钱。镇政府的职工一听，“挺敬佩他”，当即决定个人给他拿400块钱。在场的另一个人警觉一些，问他要证件，他拿不出来。

常超接警之后赶了过去，一查证件，确认了这是个骗子。在押送县看守所的车上，军人出身的他愤愤不平，把这个人说了一通：“你这是影响老百姓对军人的信任，你在这种大灾大难面前来发这种国难财，我觉得羞愧！”这个人被判了最严重的行政拘留20天，本来行政拘留只可以拘留15天，“但是他有两种违法行为，冒充军警人员、诈骗，采取合并处理。”

老百姓报案的也不少，地震头几天多是报“联系不上亲人”，之后主要是报“财产损失”。19岁的邓荣朵9月就要去上大学了，她搁在帐篷枕头底下的2万元学费却找不到了，一想安置点人又多又杂，肯定是被偷了，她慌慌张张地打电话报警。派出所指导员杨崇银立刻出了警，“先叫她仔细找一下”，“很快在床脚那边找到了”，钱就装在一个塑料袋里。那几天，派出所印发温馨提示，其中一条就是“不要把贵重物品放在帐篷里”，杨崇银想着，“刚好做个宣传”，“我们又带着人过来镇上，帮她开了一个农行的卡，把现金存到卡里。”还有一天过了午夜，常超都已经躺在板房派出所那张临时行军床上休息了，有村民打电话来，说自家的耕牛被偷了，一头耕牛价值近万元，派出所立刻出警，叫上熟悉山路的村社干部一起，在黑天里打着手电找了两个小时，发现是耕牛自己走失到山坳里了。还有报警8只山羊被盗，那时候震后山路不通，民警得走六七个小时才能进山，但这些看似小到琐碎的事情在山区也是顶天的大事，“一头猪、羊、牛，是他们仅有的财产，有些牲口比他们生命还重要。”

也有号称自家液晶电视被盗的，“房子成了废墟，其实不知道是被盗了还是被埋了”。镇上一家百货商店老板报警，说地震后，自家店里的矿泉水、茶叶、啤酒、被子都被现场人员拿走了，“造成了数十万元的损失”。大家都不相信，觉得这个人是想趁混乱多报一点损失，“怎么可能在门店里放这么多钱存货呢”，《警情通报》上，数十万元损失前面加了“自称”两字，这还得等待拿到进货单一点点核实。

最多的还是纠纷，常超说到这语气就有点烦躁，“因为分点被子这些救灾物资（觉得不公平），加上本来平时有矛盾的，发生大灾情，心里也难过，牲口、猪这些跑在他家门口，他们借此机会就骂，骂那个猪，比鸡骂狗嘛，实际就是在骂对方。那么对方就听得出含义，听出含义肯定就会回嘴。一回嘴双方就要吵架，一吵自然肯定就干上了。”有村民报警，说没分到东西，“我打电话给村支书，通过了解，他已经领了油了，领了泡面了，领了米了，他就骗我们，后来打电话给他批评”，常超鄙夷地评价：“他就是自私！”

在这个大山深处的镇子，地震后，看似发生的琐事其实都是长年累月的家长里短，常超和他的同事，几个大老爷们，说起调解劝架条条是道，“你有道理，他也没错”，“退一步海阔天空”。过去，这个地区大案很少，3年，凶杀案发生了两起，常超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去年一起奸杀案，杀人者竟然就是死者葬礼的主事人—复杂的破案过程，当然会带来工作的成就感，但这样的机会不会太多，处理琐事是最主要的。

震后一周，琐事越来越多：生病了要急救车、发现了一具腐尸、应该去哪里办XX证，龙头山镇派出所得一一处理，生病的给120打过去；腐尸要去确认是地震死亡还是其他非正常死亡，请消防部门去处理尸体；办证指引是无时无刻不在做。常超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是深夜10点，他中途接了个电话，是翠屏村的一匹马死了。他马上打电话给村社干部，确定马是不是死于疫情，如果是的话，要再联系防疫部门，还要组织村民挖一个深坑，掩埋这匹死去的马。

地震之后，不少上级领导来视察“艰难重建的派出所”，“你要介绍，派出所在哪里，要陪着领导，你要找点饭给他们吃，找点泡面，什么都要操心，一天都有人在那里吩咐你工作，一天都有人来找你办事”，常超觉得累极了，“派出所的工作就是当兵的工作，没有朋友，没有家人”，他的家安在鲁甸县城，地震后妻子带着女儿在家，他一天连电话都没空往家里打，“只能说理解万岁。”

唯一的户籍民警吴朝芬从早到晚地坐在板房派出所，给人办证。“办身份证、户口本是免费的；落户要的证件就是户口簿、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补办身份证，任何证件都不需要”—这句话所有民警、辅警都会背，一天得说几十遍。地震头几天，每天有五六千人来窗口咨询、办证，吴朝芬戴个口罩，声音极度疲惫。

“有的人非要在这办结婚证，那是在民政部门办的”，还有的人错过了叫号非要插队，碰上那些不讲理的，吴朝芬气极了也发火—“你往后站，下一个人过来！”

还有好多人是来办死亡证明的，一个男人来给3个娃儿开死亡证明，“一次性注销3个户口”，吴朝芬自己的孩子快3岁，看一脸悲伤的农民拿着火化证，办好死亡证明才能领到抚恤金，她心里也“堵得难受”。

甘家寨子是此次地震最惨烈的村落，山体滑坡将一个村子全部掩埋，50多人随着一个村子消失了，8月8日，村里有威望的长者召集幸存者开了会，决定放弃搜救，只希望政府以后立一块碑纪念这些亡灵。这些人的死亡证明还办不下来，只能先算作失踪人口，等到法院出具证明才行。

有一些“头脑灵活的村民”，过来派出所办理分户，他们听说地震以后的物资发放和重建方案都是按户头来处理的。但是政府已经有了通知，灾后重建工作，8月3日以后落的户头不算，以地震前的数据为准。

每个人都明白，接下来的两三年，面临灾后重建物资的分配，那才是最艰难的时期，“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矛盾”。常超以当地的一句谚语比喻他和同事们现在的状态“苦荞粑粑没动边”。苦荞粑粑是当地一种饼子，味道极苦，“才吃的时候你就不吃，以后还得吃好多呢，万事才开头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