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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外交才子”钱复最痛心的事:95年未能阻止李登辉赴美

2017-11-24 18:39:49

据上观新闻11月24日报道,无论是中国近现代史还是两岸关系史,钱复和他的家族都不能不提。他的父亲钱思亮是著名教育家,台湾大学校长、台湾中研院院长。他的两位兄长大哥钱纯是经济学家、二哥钱煦是科学家,而他自己成为外交官,从事台湾最看重的对美交往。

专访钱复先生是在西郊宾馆7号楼二楼的一间客房中,他此行来沪是参加“首届上海钱氏家教家风高峰论坛”等活动。

据说,当年是宋美龄对留美归来的钱复进行英文口试。蒋介石问夫人,“你觉得如何?”宋美龄说,“还马马虎虎,算是不错了。”以蒋夫人标准,“马马虎虎”便是可以录用。于是,钱复成了蒋介石英文秘书,从此踏入政坛。

从上世纪70年代起,他经历了台湾退出联合国、台美“断交”、李登辉访美等重大历史事件,也先后担任台湾方面驻美代表、行政机构新闻局长、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等要职,被誉为台湾的“外交才子”。2005年,退休后的钱复出版了两卷本的《钱复回忆录》,轰动一时。

记者注意到,今年82岁的中国国民党党员钱复在提及蒋介石、蒋经国、辜振甫时,都带了“先生”二字,唯独李登辉没有。而钱复与记者的交谈,便从30年前的两岸融冰开始。

“(台湾当局)最短到联合国之路是经由北京”

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报》

记者:1987年,两岸隔绝38年的状态被打破。您怎么看待之后的这30年?

钱复:1949年,有近200万大陆人跟随“政府”及部队来到台湾,30多年过去了真是思乡情切,特别是这些老兵。所以,(蒋)经国先生一再考量,觉得两岸间应该有人道来往。1987年有台湾老兵游行请愿的事,那年底经国先生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

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报》

1991年2月,我们出台了“国家统一纲领(原则第一条是: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促成国家的统一,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把两岸交流分为了近程、中程、远程三个阶段。我们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你们大陆叫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海协会),两岸就可以对谈,两会等于是政府的“白手套”,基本得到充分授权。

1993年4月,第一次“辜汪会谈”(大陆称“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会谈能够出成绩的,最主要就是1992年在香港达成的所谓“两岸共识”,也就是“九二共识”。

原本第二次“辜汪会谈”定在1995年7月上海举行。之前我向辜先生做了很长时间的简报,他老人家用便条纸写蝇头小楷,记了厚厚一摞。他说,我都记下来了,但是我还讲不出来,开会你派个顾问给我。我说,没问题,一定。

记者:为什么会谈在1995年没有举行?

钱复:因为那年5月底,登辉一定要去美国康奈尔,这毁了一切。一直到1998年才进行第二次“辜汪会谈”。所以我说,天底下的事情,谋事在人,我一定尽我的能力去做,但成事在天,没办法。

记者:如果没有记错,那时您是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吧?

钱复:……对。我为了这桩事,除了口头之外,我还有过14页的正式文件给他(李登辉),告诉他不可以去,去了以后有什么样严重后果。他不听,不听我就辞职,他又不许我离开。对我来讲,那一段日子很辛苦,我一直觉得这是让两岸关系没有能够顺利进行的最严重(事件),也是我最痛心的一桩事

现在也很不幸,过去国台办与陆委会可以拿起电话来讲话,现在这些接触交流通通没有。总的来说,两岸这30年走得很辛苦,只有2008下半年到2016上半年才走得比较顺。

记者:您长期在外事部门工作,该如何平衡“两岸同属一中”与台湾国际空间之间的关系?

钱复:1992年12月年底“立法委员”选举,有三个政见是“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候选人当选。我不能坐在象牙塔中,我要把握民意的脉动。但是两岸关系上,我始终认为,对大陆政策的位阶要高于“外交”政策。但这个事情(拓展台湾国际空间)我们不做不行,(台湾)老百姓会把票投给民进党,所以国民党要保持政权就一定要做,但做又不能伤害到两岸关系,所以我就被夹在这两者中间,可行的路很少。

我的回忆录第三本很早就写好了,但我没有出版,因为时间太近了,怕说有些东西还不妥当。我可以跟你透露,我曾跟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有过两次长谈。他告诉我,你们想参与(participating)联合国,不是加入(entering),很容易,你只要给我写封信,我同意就行。但是,我同意必须得到会员国的支持,其实关键就是China(中国),所以“(台湾当局)最短到联合国之路是经由北京”这的确是好朋友的忠告。

记者:那您怎么看待现在台湾的对外关系?

钱复:我看是越来越麻烦,路越走越窄,未来参与越来越难。但这是他们(民进党)的选择,有什么办法?

记者:您长期负责对美事务,也担任过“驻美代表”,凭您经验,美国人靠得住吗?

钱复:(笑)你可以看看1978年12月16日那天发生的事情。我清早一点不到就被蒋经国先生电话召去,到他家还不知道什么事,一看美国“大使”来了,说要跟我们“断交”。清早两点钟才告诉,这种例子不胜枚举,美国人靠得住靠不住,答案就很清楚了。

“台湾会到今天,国民党的责任很大”

记者:关于蒋介石与蒋经国,台湾现在有不同的评价。您和二人都有接触,在您看来,他们是怎么样的人?

钱复:从1949年到1975年,蒋中正(蒋介石)先生在台湾前后26年。他搞土地改革、平均地权、“地方自治”,他开设了很多学校,让台湾人有机会受教育,那是日本人(统治台湾时)没有的,蒋中正先生时期民智大开。过去他做的好事,结果现在反而被批评了。

现在人谈的是“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大陆人(外省人)死的比台湾人(本省人)多,但是因为大陆人(在台湾)子女没有,太太没有,死了就死了,死无对证。到现在死于“二·二八”的台湾人请求赔偿的没超过2000人。至于“白色恐怖”,那个时候两岸关系紧张,特殊时期采取严格处理。

所以,历史就是你看一个样子,我看一个样子,各取自己所需的,不需要的把它拿走。

记者:那蒋经国呢?

钱复:说老实话,经国先生对台湾的贡献非常大。真正本土的台湾人对经国先生还在怀念,我朋友一直跟我讲,如果经国先生还活着,我们绝不会这么辛苦

因为他做事有条有理,在老百姓努力的状况之下,“政府”都会帮他忙,但你不要犯错,犯错“政府”会处分,所以台湾能够变成(亚洲)四小龙,能够变成所谓“经济奇迹”,这都是经国先生时代所创造的。现在台湾在走下坡,一路在走。

记者:有没有想过,现在的中国国民党也在走下坡路?

钱复:我离开政治舞台很久了。1999年我到“监察院”就不介入任何政党政治。我当了6年的“院长”,现在离开“监察院”也有12年了,所以我有将近20年的时候没有参与政治,我在旁边静静观察。

我是国民党党员,我没有立场批评国民党。但台湾会到今天,国民党的责任很大,它的领导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情。本来台湾所有社会团体、企业团体、工人团体、妇女团体都支持国民党的,所以选举国民党都能胜利。民进党提出党政军退出这个、退出那个,国民党领导者都照办,你退出了,他进来了,所以选举会翻盘。

记者:还有一种说法,国民党的“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从在大陆开始到现在?

钱复:对。国民党创党者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最喜欢写四个字“天下为公”,最重要的是第四个字,“公”。这点国民党不信,一些领导人没能体谅“先总理(孙中山)”,他们私心太重,一切为自己,党怎么能不垮?政治人物有一点点的私心,就不可能成功

记者:现在大陆对国民党的评价比较多面,您觉得这个党如果要崛起,应该怎么走?

钱复:你讲话很客气,说大陆的评价是“多面”的,事实上不是这两个字,那两个字应该更难听。国民党要想起来很简单,就是要让党员恢复党德、重建党魂、加强党性,愿意为党付出自己的生命。现在的党员这些有没有?我看没有。如果有位领导人,能够把过去党德党魂都带回来,当然还是有希望的。

图片来源:新华社

“在台湾讲上海话的人越来越少,都差不多走光了”

记者:您1949年前在上海生活了十多年,印象如何?

钱复:说老实话,非常好。我1935年出生在北平首善医院,这是协和医学院附设医院。我们住的地方叫口袋胡同,父亲在大学里教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我们在那年秋天从北平搬到了上海,住在哈同花园对面的福熙路模范村43号,这是一户三层楼的联栋房屋,是法租界内相当好的住宅区。我的祖父(钱鸿业)在上海特区地方法院担任刑庭庭长,他很重视我们的教育,特意请了老先生到家里教我们《古文观止》,当时我不满三岁。(上海沦陷后,钱鸿业先生因不屈从于汪伪政府,被76号特务暗杀,作者注)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军队开进租界,他们是所谓的“关东军”,不是占领东北的关东军,而是来自日本关东、关西地区的关东军,他们军帽旁边飘着两块黄布。那时候,我在古拔路(今富民路)的古柏小学读书,同学们对日军都十分畏惧,那时候哪个孩子不乖,一叫“关东军来了”,马上可以让他们守规矩。

1945年8月14日晚,我们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许多亲友都来到我们家庆祝。父亲拿出了家中珍藏多年的、标签上原用墨水笔写的字都已经消失的一瓶1843年制白兰地酒,和亲友分享。

1949年,我们离开上海去了台湾,直到2005年11月我才再次回到大陆。

记者:阔别一甲子再回大陆,您见了哪些人?

钱复:2005年11月我第一次回北京,见到了钱其琛先生。他亲自在钓鱼台宾馆大门口接我,然后一路陪我,他步履很慢。现在上海有个五四中学,在新闸路小沙渡路口(今西康路)。我们两个是真正的同学,我说,那时我初一,你高三,你已经参加地下党工作,常常跑到我们班上说“同学,今天不要上学回家”,我们一听不上课可以回家,自然很开心。

他听了哈哈大笑,说你的所有资料都在五四中学,你去上海一定要去看看。我回到上海的学校,学校招待得好的不得了,把我当年准考证、入学情况,通通都给我一份,我真的很感动。

现在我在台湾也会讲上海话。不过,那里讲上海话的人越来越少,都差不多走光了,有的病在床上不能动了,有的耳朵听不见了,所以只有回到上海,我才能讲上海话。

记者:您兄弟三人成绩斐然,这和父母教育有关吗?

钱复:我们家里是父慈母严,父亲是身教,他的话非常少,但是以他的工作方式、做人的态度,让我们做子女学到很多。母亲是个严母,就是要把我们训练得方方正正,给你一个范围,只可以在这个里面,不能出去,出去马上要罚。

父亲一生淡泊自持,没什么嗜好,教书大概是他最喜欢的事,可惜他最后的33年担任机关首长无法授课。他待人温和宽厚,处事认真审慎,对于公私分辨得十分清楚,真正的一丝不苟。这点在我服公职的过程中,从父亲那里学到最多。

我每天早上到办公室,头一件事看连续剧《康熙帝国》

记者:您一直强调传承中华文化。但我们看到台湾民进党当局在减少课纲中文言文的比例,调整历史课纲。

钱复:很可惜,在民进党“政府”主导之下,它基本上是在“去中国化”,因为中华文化是跟中国不可分的。民进党已经改了很多,比如说时区都要改,它不要中国时区,要改到与日本韩国一个时区,加快一个小时。在文字上,老百姓名字可以用罗马字,不必要用汉字。这是很可怕的,这种心态昭然若揭,大家都知道心里想什么——“去中国化”。

记者:有人感觉台湾年轻人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在降低,您有同感吗?

钱复:这要分两方面讲。你要发扬中华文化,一定要读书。现在年轻人通过网络取得咨询快得很,所以他不要念书。但是,不要忘了台湾还有很多小朋友周末假日去上读经班。也有了不起的文化人,花时间免费教小朋友“四书五经”,让文化火炬传下去。

记者:您会担心台湾年轻人更喜欢日本文化吗?

钱复:你看现在很多名词都是日本话,比如“小确幸”,中文没有这个意思。我要句讲公道话,年轻人对日本文化趋之若鹜不是“政府”推动的,这是年轻人一个潮流,一下“哈韩”,一下“哈日”,现在是“哈日”的时候。

记者:会不会有一天“哈中”?

钱复:我希望如此。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也希望大陆在小说、散文、电影、话剧方面作一些好的东西出来,让台湾可以看

记者:像《雍正王朝》?

钱复:对。你要知道,我们老一辈的人都没有忘记这些东西。我每天早上9点到办公室,头一件事打开电视看连续剧《康熙帝国》。我昨天(17日)看的是第13集,这几天在上海,所以昨晚在家里就把礼拜一(20日)开始的第14、15、16三集先看起来,等到我回台北又可以接着看,你说我是不是“哈中”?

(作者/洪俊杰,钱汉东先生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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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 责任编辑:童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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