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当此诞辰200周年之际，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遍及世界各地，包括学术界的多不胜数的研讨会。

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无疑是围绕解释历史、改变世界展开的，其核心是政治经济学，而伦敦又是《资本论》的诞生地。所以，笔者拟在这篇短文中略谈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这对非专业读者可能是过于晦涩，不过，基于话题的现实重要性，还是期望能起到一点深化认识的作用。

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先驱？

4月下旬，美国经济学家Samuel Bowles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网站VOX为文，从当代经济学视角评价马克思。文章开篇这样说：“说马克思的经济学不及格，对此，今日的经济学家少有怀疑，而他们这个态度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负面判断上的。”

话里话外，这个开场白意味深长。

首先，Bowles这篇评论文章本意其实是要为马克思正名，核心论题是将马克思理论说成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先驱，在不同层面上充满预见地阐释了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等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即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显学。

其次，在微观经济学之外，Bowles对马克思经济学其实是偏于否定的，他尤其是认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之父）和萨缪尔森（新古典经济学在战后的集大成者）的判断，认为劳动价值论作为关于价格和分配的普遍均衡理论是不合格的。

经济学中的微观与宏观的区分，其实可能有两种不同涵义。一是从研究对象着眼（这符合日常话语对“经济学”的理解），关于现实上的微观和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就此而言，说马克思经济学有微观理论，包括劳动过程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垄断与竞争理论等等，这应该没错。二是从特定的知识设定着眼（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独创），所谓“微观基础论”主导了现代经济学的相关文献，意即没有“个人化理性选择及其竞争均衡”作为基础的理论都是形迹可疑的。就此而言，不仅马克思理论被视为不及格，连凯恩斯本人的论著和后凯恩斯理论、以及演化经济学等等也都不获认可。

这样，Bowles及其同道者所致力的，要发展出一套没有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经济学，这在上述第一个层面上有意义也有贡献，在更根本的第二个层面上则很有问题。去掉了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压榨理论与新古典的劳动偷懒理论、信贷配给理论等等，还能有什么区别？如果回答说没有区别，就解释历史而言，这是贬低而非抬高了马克思理论，纵使将它说成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先驱也没用。

整体性理论不等于宏观经济学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本意其实不在于解释价格和分配，而是要作为基础理论，阐释资本主义（更准确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的运作逻辑或运动规律，即是阐释从价值的生产和榨取到资本积累的整个过程的动力、演化和后果。

在这个理论中，微观经济主体和关系的结构、组织、行为、绩效等等，都是体现着整体性的运动规律，与宏观上的劳资分配比例、消费与投资的消长、商品扩张与金融化、繁荣与危机的交替等等，应该是同一过程。就Bowles的论题而言，劳动过程无疑涉及权力与控制问题，这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和企业理论确实有相通之处，然而马克思理论的特殊性在于强调权力、控制是为了应对由技术和社会双重决定的整体性强制（要以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使用价值），这就与劳动偷懒理论截然分开了。

由此引申，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再生产图式，表面看起来是宏观理论，是关于社会再生产能够进行下去（资本主义能够持续下去）所需的条件的理论，实际上其基础是资本循环，同一过程也就贯串到微观层面。资本循环，如果是依靠商品扩张的话，势必涉及劳动压榨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对于生产率的过度压榨导致消费需求不足、或压榨不足导致利润率下降等问题，都是意味着资本积累的困难。而如果资本循环是依靠金融扩张，则投机活动挤压生产性投资势必成为常态，从金融危机蔓延至经济危机，同样是意味着资本积累的困难。

然而这些“如果”及其后果并非偶然，而是内在于系统性的资本积累过程，这是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理论的主题。正是这个主题将马克思与主流宏观经济学区分开来，包括凯恩斯理论在内，后者始终是倾向于将社会再生产持续下去视作常态、将经济危机视作仅是波动而已。从马克思理论得出的判断是，强化劳动压榨是资本应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典型手段，而资本逃避生产、沉湎于投机则是这个趋势往往导致的局面，其结果始终是系统性资本积累的断裂，以及社会灾难和反抗。

马克思经济学作为历史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作为解释历史的理论，其建构起点是对历史的抽象，由此形成劳动价值论作为基础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作为总结。与此对立，新古典经济学是从公理、假设演绎出来的理论，所谓“个人化理性选择及其竞争均衡”是只有个人、没有社会，本质上是一种非历史的社会契约论，其建构起来的理想状态“帕累托最优”其实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理想或梦想，即是认为到了资本主义就“历史终结”。

这样看来，就解释历史而言，马克思经济学的建构起点应该是比新古典经济学合理。然而这种合理性并不必然构成理论的优越性，毕竟，马克思所建构的是一个关于抽象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资本一般”），而不是直接再现历史。

这里的问题是：理论上呈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历史上存在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在马克思原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中，承接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将是关于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的系统探讨和阐释，然而这个后续任务却因为他的逝世而来不及展开，只能留给他的继承者。而继承者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应该能够得到指引以面对这个任务，这其中有三点尤其值得探讨。

一，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整体，那么，研究对象就必须是整个体系的资本主义、存在于世界范围的历史资本主义。这样，对特定社会的资本主义动力、演化和后果的研究，起点只能是先澄清该社会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特定位置，包括被卷入体系的过程和方式。由此引申，既然资本主义体系的空间扩展是一个逐步进程，则在世界范围上存在着体系的核心和外围区域的演化，这不仅是历史呈现出来的面貌，而且也是理论逻辑的必然。

二，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成为主导的社会中，其持续下去所需的条件也不一定必然存在，始终还是由技术和社会双重决定。例如，作为基础条件的系统的商品化劳动力能否持续存在，这没有必然规律，而是取决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由此引申，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的特定社会，特别是在外围区域中，是否就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尤其是雇佣劳动关系是否主导和普及，这也是并没有必然规律。

三，然而，只要是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则无论哪个社会都必然得面对这个体系的运作逻辑的强制。所谓强制，如果不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和普及，那应该是什么？答案始终只能是系统性的资本积累，毕竟这正是资本主义的特性，无论是总量资本还是部分资本，其运作都是以此为核心。

由此引申，资本主义体系的持续和扩展，或许在历史长时段中确实是以剩余价值生产和榨取为基础，但也往往有可能是依赖其他性质的剩余生产和榨取，包括奴隶、农奴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包括掠夺外围区域以至非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包括榨取那些力图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剩余（例如今日中国所面对的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盘剥）。

针对以上三点以至更广泛的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探讨，就解释历史、改变世界而言，应该是马克思的继承者的必然使命。至于无视现代世界是资本主义世界，无视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的的绝对主导地位，认为特定社会能否成为资本主义（或超越资本主义）只是取决于本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演变，甚至认为资本主义（或超越资本主义）仅仅是一种模式，让社会内部的主导政治力量自由地可选可不选，这应该是跟马克思理论的本意相去甚远吧。

（本文载于《明报》2018年5月14日，之后稍有修改和补充，发于微信公众号“保马”。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