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整理自缪鸿兴口述历史】

我与核电的不解之缘，要追溯到半个世纪前的1954年。

那一年，我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被光荣地选拔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为舰船电气专业的一名学员。记得那时候，每天早晨六点钟学校里都会有人吹起床号。一听到号声，我们就飞快地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运动短裤和背心，简单洗漱之后就到操场上去跑操。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元帅向中共中央呈报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 报告》，经周总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快速传阅后，最后由毛泽东主席圈阅批准，从此拉开了中国研制核潜艇的序幕。为了适应这样形势，为培养核潜艇动力装置的高级科技设计人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的 海军工程系（三系）于1958年开始筹建核（原子）潜艇动力装置专业教研室（318教研室），同时从学院抽调部分教员和在海军工程系舰船动力装置专业学习的学生到北京参加09核潜艇动力装置的设计工作。他们于1960年全部被调回哈军工，参加筹建核潜艇动力装置专业教研室。1961年哈军工院系调整，将核潜艇动力装置专业教研室（318教研室）调入原子工程系（二系），更名为205教研室。

（缪鸿兴）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205教研室全体同志合影  第三排右边第一位是缪鸿兴）

205教研室设置了核动力（包括反应堆热工）、反应堆物理和屏蔽以及反应堆控制三个教研组。我成为了反应堆控制教研组一名教员。

205教研室于1962年培养了第一届（也是唯一的）毕业生，他们大部分都从事于潜艇动力装置和核电设计工作，其中包括在我院工作的程万里、宫宏起和范霞飞三位同志。自1962年起，因09工程下马 ，只保留205教研室建制，学生全部转到其他专业，即所谓的留点缓办。在留点缓办期间，教员继续编写教材，以及搞点实验室建设。在 这期间，大部分教员都参加了四清工作和下连队当兵锻炼。于1966年到1967年初有部分教员还奉命赴北京参加09的设计工作，反应堆控制教研组的教员则转到原子工程系的其他教研室，参加原子弹爆炸测量技术研究教学工作，将面临第二次转专业的问题。

205教研室留点缓办已达四、五年之久，何去何从确实是一个问题。1966年底我们获知上海准备建设核电站，急需这方面的人才，而205教研室的教员与核电站设计需要的人才是非常对口的。经与上海市科委新三办联系同意后，又经主管部门国防科工委罗舜初付主任批准，1967年7月哈军工205教研室教员及其家属23人被正式调到上海参加728工程。我们成为了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的设计建设的骨干力量，是中国核电设计建设第一代人。

（上海核工程设计研究院  前身就是728工程处）

向周总理做汇报

刚到上海头几年，我们“122”小组（包括后来的“728”工程处）主要搞的是熔盐堆。我们搞了三年，发现这些瓶颈受限于当时技术实在难以突破，不得不放弃熔盐堆，把目光投向了可操作性更强的压水堆。

从1973年开始，我们针对压水堆搞了一年多的设计和研究，最终印证了它的可行性。到了第二年（1974年）这个方案报上去以后，上级决定专门召开一次中央专门委员会议讨论这个方案，并要求我们728院派专人参会，负责向包括周总理在内的与会领导、专家汇报。  

会派谁去呢？728院的一位负责同志找到我，讲“缪鸿兴，你要跟欧阳宇、赵嘉瑞他们一起去北京向总理汇报。”，我感到非常光荣。但没想到的是，就在会议召开前两天，728院的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说：由你向周总理汇报728工程技术方案。当时我无论如何是想不到自己头上的。虽然我当时参加了总体组的工作，对核电站总体设计方面的技术问题相当了解，但毕竟不是负责人。 匆忙准备了一下，我们一行人带着压水堆的设计模型前往北京。汇报头一天晚上，正当我忐忑不安地在心里来回“过”汇报内容时，又出了件烦心事：有人发现，我们带来的核电站模型控制棒无法驱动了。我当场急出一身冷汗：这可怎么向总理交代？我们几个同志一起围着模型转圈，七嘴八舌，最后终于让控制棒又动了起来。一看时间，已经接近凌晨了。

那一晚我没怎么睡好。第二天，也就是1974年的3月31日，我们一行人前往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我们从前门进，核电站模型则是盖上一块布单独从后门进。到达时整个会场已经坐满了来自中央、部委及各相关单位的近百余位同志。总理本人早已在那里等候我们了，他的左手边坐着邓小平同志。

我向总理汇报的时候，是直接把图纸摊在地上的，人就半跪在地上，用手指着图纸做汇报。总理一看，马上让服务员给我搬了一个板凳，“你们要比我活的得长，会承担更多的任务。”他边示意我坐下，边意味深长地说。后来我们才知道，总理那时已得知自己癌症复发的事情，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还是那么神采奕奕，那么充满活力。

总理最关心的，还是核电站的安全和废料处理的问题。“高放废旧核燃料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听完我的汇报他问我。此外，他还问了赵嘉瑞同志关于废水如何处理的问题。随后，大家谈到了之前搞熔盐堆的事情。我们很难受地向总理汇报，之前搞得这种很不成熟的堆型，花了三百万人民币。总理听了，摆摆手说：“300万花了就花了，就当做是教训费了。”

那场会开完，我们满载而归：中央批准了我们建设压水堆的方案，同时周总理还亲自同意给我们拨了8000万人民币用于后续科研建设工作。在当时，这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天价了。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那个困难年代里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核电站事业毫无保留的信任与支持。

（安全壳试验现场）

（堆内构件试验台架加工）

参加秦山一期和AP1000建设

从北京回来，我们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秦山一期核电站的建设。

当时来说，我们国家搞核电站最大的困难是材料和制造工艺。我当时负责控制仪器仪表和反应堆保护系统方面的总体设计和把关。1976年的某一天，我们发现秦山一期的反应堆保护系统的关键环节之一——柴油机调速器出了问题。当时我们的要求是，柴油机必须在10秒钟之内从0转速升到满转速，否则它所驱动的安全注射系统就无法及时把水注入相应位置，进而影响整个反应堆的安全性。

调速器是我们委托天津一个调速器厂加工的。我们马上派人赶到天津，按照对方的品保程序一步步检验，发现是对方的标准出了问题。早已成型多年的工艺，应该怎么才能改进呢？我们派专人“盯”在厂里，从生产到质检严格把关，几乎每天都要和厂负责人做沟通，对样品验了又验，最终的成品不仅满足要求还有了提升，仅需7-8秒就可以达到满速。后来同事们聊天，一位老朋友告诉我：“老缪，当时我们都等着看你笑话了，没想到你真的把这东西搞出来了！”

（Y型波纹管截止阀试验）

（控制棒驱动机构欧米伽切焊缝割机焊接机联合试验）

秦山一期于1991年底顺利并网发电后，我又工作了几年，后于1996年前往广核集团工作。到了2002年，我又回到728院，第二年就参与了AP1000项目的招标工作，后于2014年结束回聘，那时，我已经79岁了。以后，我仍然会经常参加一些核电会议。我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怎么可能轻易放得下呢？

回顾我的一生，我很荣幸能作为728院的一份子为中国的核电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对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我想提几点个人的小建议：

第一点，核电站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而且要用国家最先进的技术和科技来搞；

第二点，核电站要实践一代、研究一代。时间宝贵，在预研方面我们国家一定要走在世界的前列，充分利用好分分秒秒发展核电技术；

第三点，对高放核乏燃料的处理一定要重点研究。周总理四十五年前对核电站最关心的，就是乏燃料的处理问题。目前来看，我们现有的技术还只能采取深埋或者照射减少衰变期的方式进行，仍不尽善尽美。我们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也要对我们人类的生存环境负责。这一点必须要用国内最先进的科技技术去搞，万万马虎不得。

（秦山核电站建设施工现场 专家配合施工）

注：（以下内容由上海核工程设计研究院提供）

728：中国核电的“响亮”代号

在中国核工业史上，728曾是一个代号，是中国核电的起点，更是中国核电人共同的情结。

时间回到1970年的春节前夕，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听取上海市领导汇报因缺电导致工厂减产的情况后，答应设法缓解上海缺电问题。同时指示，从长远看，华东地区缺煤少油，要解决用电问题，需要搞核电，并同意上海市研制核电站。

2月8日，上海市传达周总理关于同意上海市研制核电站的指示精神，并动员、部署开展核电技术方案研究。由此，中国第一座核电站便以1970年2月8日这个特殊日子作为工程代号，命名为“七二八工程”。

1970年12月15日、1971年9月9日、1974年3月31日，周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先后三次听取了七二八工程技术方案的情况汇报，提出了设计建设七二八工程“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四条原则，审查批准了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原则方案，同时指出“要通过七二八工程掌握技术、积累经验、培养人才。”

组建队伍“零”突破

1974年4月13日，国家计委根据中央专委会议决定，将七二八工程作为科技开发工程项目正式列入国家计划，由上海市负责建设、由二机部归口。为使核岛及主要设备设计队伍同科研试验、设备研制单位和常规岛设计单位便于联系，加快设计进度，经上海市委批准，组建上海市七二八工程设计队，作为一个独立设计单位，负责工程总体、反应堆及一回路主辅系统工艺及厂房建筑、非标准设备和公用设施的设计。

1978年2月，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防科委关于上海七二八核电站建设问题的报告，内有“经商得上海市委同意，将负责‘七二八’核电站科研、试验、工程设计的上海七二八工程设计队即划归二机部建制，由二机部与上海市实行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同年5月，设计队向上海市建委、二机部上报建院规划的建议：第一步搞好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设计，并改进、翻版；第二步设计60万到90万千瓦核电站；第三步设计120万千瓦核电站。

1979年10月29日，二机部决定七二八设计队单独建院，随后发布组建二机部七二八工程研究设计院的通知，明确其近期任务是负责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的研究设计、厂址调查、安全论证等工作，并协同上海市有关部门组织科研试验、设备试制、技术攻关等工作。

1982年8月，二机部已改名核工业部，七二八院改名为核工业部七二八工程研究设计院。

1984年12月，鉴于除七二八工程（秦山核电站）外，七二八院还将承担其他任务，核工业部决定将七二八院改为“核工业部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张爱萍亲笔题写“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院名。

1988年6月，国务院实施机构改革方案，撤销核工业部，成立直属国务院的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同年10月，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发出通知，上海核工院全名定为“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矢志不移促工程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七二八工程几起几落，几经周折。七十年代后期，针对七二八工程是否继续搞下去，曾有过激烈争论。1979年1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邀集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国家建委、二机部等各方代表，进行专题讨论研究。刘伟、朱光亚等同志认为，为使我国自力更生发展核电，建设七二八工程这样的原型堆，对于掌握技术、培养技术队伍，以及把发展核电的立足点放在国内，都是必须走的一步。1979年7月，二机部在给国防科委的报告中提出，七二八工程如果半途而废，不但在经济上造成严重损失，而且必将涣散现有科技队伍，延误整个核电发展。之后，陈云在一份《情况反映》上批示：“自己必须搞自已的核电站，再不要三心二意了。”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多次亲自过问和推进728核电站的立项和建设，王淦昌、姜圣阶等核科学家先后发表文章或联名上书，竭力推动“自主建设”核电站。

各级领导和一批有识之士的关心支持，鼓舞了七二八院。即使在七二八工程濒临可能停建的艰难时刻，这支队伍也并没有消沉、泄气。他们始终牢记周总理的嘱托，咬定目标，自强不息，潜心研究，精心设计，矢志不移地做好每一个研究设计工作。

1979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审阅国防科委关于发展核电站的请示报告时，对报告中所提“试验性核电站”（七二八工程）究竟上不上的问题，明确指示：“我认为，继续搞是应该的。”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由728院编制的《关于七二八核电站进行工程建设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翌年11月，国家经委批准，厂址定在浙江省海盐县秦山。从此，七二八工程更名为秦山核电厂工程，七二八院赢得了第一个站在发展民族核电起跑线上的历史机遇。

屡做历史先锋

（秦山核电站“国之光荣” ）

上海核工院创建以来，创造了中国核电的三个“第一”，即独立自主研发设计中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奠基中国核电研发、设计、标准、材料、燃料、设备、审评、人才八大体系；设计研发中国第一个出口核电站——恰希玛核电站，被朱镕基总理誉为“南南合作的成果典范”；是中国第一个重水反应堆——秦山三期的技术总支持单位。

2007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引进先进技术、统一技术路线、高起点实现我国核电自主化”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决策，上海核工院整建制转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2015年，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合并重组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并作为技术主体，承担着我国引进消化吸收第三代先进核电技术AP1000，以及创新研发国家重大专项大型先进压水堆CAP1400核电站的历史重任。

如今，三代核电自主化及CAP1400重大专项实施近十年，AP1000依托项目首堆三门核电站发电在即，重大专项共组织150余家企业，近两万多人参与研发，具有2066项知识产权成果支撑，实现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和独立出口权，并构建了完整的三代核电产业链，使我国核电产业具备了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

47年，上海核工院在实践和创新中培育出了独特的核心竞争能力，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曾这样赞誉道：“上海核工院是在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关心下建立起来的，是伴随改革开放进程进一步成长起来的，是伴随我国核电发展的实践壮大起来的，过去为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在和将来还要作更大的贡献。”

（资料来源：上海核工程设计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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