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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攻愚:习主席到访的芬兰有何不同于其他北欧国的地方?

2017-04-05 07:45:19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攻愚】

北京时间4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启程前往芬兰进行国事访问,而且这也是习主席赴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特朗普举行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的第一站。

早在差不多两年前,也就是2015年10月份,中芬两国建交六十五周年大庆上,两国官方和民间、媒体、和各大商团都曾掀起过追溯两国友好历史的小高潮。而且习主席这次访芬前,在芬兰《赫尔辛基时报》发表题为《穿越历史的友谊》的署名文章,更是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3月31日,芬兰媒体对习主席访芬作了报道

习主席这次访芬前,在芬兰《赫尔辛基时报》发表题为《穿越历史的友谊》的署名文章

这个人口不到六百万,有着圣诞老人故乡之称的北欧小国进入到国内媒体和大众视野的时候,也许我们才发现她是如此的看似熟悉却又很陌生。在笔者看来,在这几个“北欧”国家中,芬兰也许是最奇葩、最特殊的一个。

我们不妨先来区分两个概念:“北欧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其实在汉语语境里,“北欧”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由于后者的使用率较前者很低,所以很多人也就不怎么加以区分。

从北欧五国国旗的图案中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北欧”对应的词是Nordic,这个语境可以基本和汉语语境基本重叠,文化意义和地理意义也重叠:包括瑞典、挪威、丹麦、芬兰、法罗群岛、格陵兰等国家和区域。而斯堪的纳维亚则比较复杂了,仅限于地理来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Scandinavia)包括瑞典、挪威和芬兰北部的一部分(毕竟丹麦和瑞典隔海相望嘛)。

唔,芬兰,我们斯堪的纳维亚三国不带你玩

但文化概念往往是地理概念的延伸,目前一个不太勉强的共识是,斯堪的纳维亚就是指北欧三国瑞典、挪威和丹麦,但不包括芬兰。原因其实并不复杂,瑞挪丹三国是真正的亲戚,无论从人种起源上(以笔者个人的经历而言,芬兰人金发碧眼的比例相对于其他三国是比较少的)还是语言的相近性来说,用个不恰当的比方就相当于天朝的冀鲁豫三省。其他的,冰岛远离大陆不用说了,芬兰奇葩的语源已经够语言学史家们喝一壶了。

我们用“我爱你”这句话做例子就足够了,瑞典语Jag älskar dig,丹麦语:Jeg elsker dig,挪威语:Jeg elsker deg,作为宾格的“你”和谓语“爱”的人称变化大同小异,但芬兰语是这副腔调的:Rakastan sinua。(看到stan了吗?有没有闻到孜然烤羊肉的味道?)

但芬兰的奇葩还不仅仅是这个,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现今的政府组织形式,芬兰都和其他北欧三兄弟显得格格不入。虽然史上瑞芬两国也有很深的“奸情”,500多年的同床共枕之后还是被俄国强行拆散了(形成了瑞俄芬“两夫一妻”的奇妙格局)。抛开“野孩子”冰岛不算,瑞挪丹芬四国中,芬兰是唯一一个没有实行君主制的共和国,而且芬兰也是唯一一个在欧元区的北欧国家(即便把冰岛算在内)。

也许没有王室的芬兰人对其他北欧国家的王室成员很好奇。2012年2月,芬兰前女总统哈洛宁的丈夫阿拉耶尔维在与丹麦王室国宴时,疑似偷窥丹麦王妃玛丽的胸部

下面我们结合中芬关系史,着重谈谈芬兰这个国家为何是北欧各国中最异类的。

也许是北欧人祖上比较严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这群苦寒之地人民的实用理性的性格(海盗的特点就是,能抢就抢,抢不了就跑,跑不了跪下喊饶命,饶命了回去休养生息准备下一次抢),在新中国成立,“中华民国”偏安岛内已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北欧三兄弟瑞典、丹麦和芬兰成为第一批承认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

不过从次序上来说,瑞典第一,丹麦第二,芬兰则稍慢了半拍,排三兄弟之尾。究其原因,首先瑞典和丹麦本身在远东就有比较完备的外交体系和外事人员储备,而芬兰当时不但没有驻华代表,而且连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的消息还是通过瑞典得来的二手消息。直到1950年中芬两国就建交达成协议的时候,驻华公使还不得不用驻印度公使瓦尔万尼兼任(这已经是芬兰在远东的唯一使节了)。

第一届驻华公使瓦尔万尼Hugo Valvanne (1894 - 1961)

回顾中芬建交的历程,有两个事实非常值得注意:一,该国是唯一与新中国不经谈判即正式建交的西方国家,主要原因就是芬兰当时还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就谈不上和蒋介石政权的很多瓜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就少了很多麻烦。二,芬兰外交部主管官员有意将中芬建交的时间拖后,压住了有关文件。

所以这里牵扯到很有意味的两个问题,为何芬兰迟至1950年还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在两国最高首脑都有意达成正式外交关系的意向下,芬兰外交部显得有些犹豫不决又是为什么?

其实这两个问题本质是一个问题,这就触及到本文所谈的芬兰“特殊论”的核心:芬兰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典型的“西方”国家,芬兰还是北欧诸国中,历史、文化、地缘政治等各方面最纠结的国家,甚至放眼二战后冷战开启后的时代,也很难找出像芬兰一样如此小心翼翼地、殚精竭虑地在各大国之间周旋算计,腾挪闪转而顾虑重重的国家。

一妻二夫——美还是苏?

在二战甚至一战爆发前,芬兰本身是一个公民社会体系和公民政治架构发育比较完备的国家,1906年就开始推行全民普选,并且有了相当成熟的中小学义务教育系统。前文中讲到,历史传承上看,芬兰带有严重“瑞典化”的痕迹,但邻居又是个不好惹的货——俄国。在俄国人西进拓土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会把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划归于“西部屏障国”而频频向芬兰施压渗透,所以19世纪中期以来,芬兰人尤其是芬兰知识分子也带有某种的“俄化”倾向。

苏芬战争期间,芬兰的“雪橇战队”

到了30年代末期,随着战争威胁的加重,芬兰的纠结感几乎达到峰值。如果从1939年的苏芬战争开始算到二战结束,这6年的时间内,芬兰成为了北欧诸国中受战争破坏最严重的国家;而且该国还不是单纯地和某一国开战,按照其自身的历史裁定,这6年的战争主要分三个时间段:冬季战争:1939-1940(苏芬战争);1941-1944芬兰和纳粹德国并肩作战时期;1944-1945,既和纳粹又和苏联红军作战时期。

问题是芬兰有给纳粹当带路党的污点,所以二战后的战胜国苏联按照雅尔塔体系划定的原则,对芬兰进行惩罚也是一种必然:芬兰丧失了6年战争前11%的国土,战死了全国2%的人口,首都的腹地,赫尔辛基西南35公里处的Portkkala,被迫割让给苏联 50年;战争赔款6年内(后来改为8年)要赔给苏联3亿美元。

早在二战结束之前,苏联就有意把芬兰绑向自己推进的战车中。1945年3月的芬兰大选时期,芬兰共产党(SKP)存在感十足,和芬兰人民民主联盟联手赢得200个议会席位中的49个,而且七大内阁成员中也有了芬兰共产党的身影。

嗅到不良气息的山姆大叔也不是吃素的,二战后美国新任驻芬兰大使(John Moors Cabot)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芬兰表面上看起来“俄化”的“西方化”因素,在苏联政治上拉拢芬兰的同时,美国不断地试图用经济手段渗透芬兰,到1947年1月份,美国一共向芬兰提供低息贷款达6700万美元。

芬兰共产党党徽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芬兰出于不敢公然冒犯苏联的考虑(毕竟苏联是邻居,而美国远在大洋开外),拒绝了战后把自身纳入到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的轨道上的,但美国并没有像惩罚同样当时拒绝马歇尔计划的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去惩罚芬兰,杜鲁门的幕僚的一句话可谓一针见血:“芬兰是尚未但能够刺穿‘铁幕’的利器(the only penetration yet achieved in any part of the Iron Curtain)。”所以美国对芬兰的经济援助从未停止。

综上所述,芬兰既有属俄的一面,也有属西方的一面,这是芬兰不同于其他北欧国家最主要的历史因素之一。

一流的政治家巴锡基维(Paasikivi)

在和美苏斗智斗勇的过程中,能在双方头上都拿好处,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时的芬兰总统巴锡基维功不可没,同时他也是中芬建交的重要推动者和见证者。

在苏联和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撕扯下,在巴锡基维绞尽脑汁的精确算计下,我们可以解开前文中的两个谜,一个是为何芬兰加入联合国的时间比较晚,一个是为何中芬建交的时间受到过人为的拖延。其中的历史惯性,使得笔者不得不提1948年对芬兰划时代的“苏芬条约”的缔结(FCMA):芬兰承诺自己充当阻挡德国入侵苏联的马前卒,表面上卑躬屈膝其实获得了更大的外交自主性,因为条约着重强调了互不干涉内政,以及芬兰保证自身不陷于大国冲突之中。

当时的芬兰总统 巴锡基维Juho Kusti Paasikivi)

首先,芬兰以这个条约换取了内政中的“大换血”,一举将芬兰共产党驱逐出了政坛核心,从此芬兰共产党逐渐被边缘化,而苏联也默许了芬兰的这一决策(本身斯大林对芬兰共产党一直拉大旗扯虎皮的做法也不是很满意),外交上也意味着芬兰不可能在近期加入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安理会”在当时就是一个选边站队的俱乐部,一旦芬兰加入联合国,就意味着其必须在各种军事行动上有所表态,这与苏芬条约的主旨是相悖的。

其二,1950年上半年,杜鲁门在北欧的得力干将沃伦(Avra Warren)和芬兰谈成了一笔大买卖:为芬兰提供4000万美元的巨额贷款,在此敏感点上,芬兰的经济政策上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保持一定距离也就顺利成章了,这也是为什么中芬建交一直在1950年的下半年才敲定的重要原因。笔者斗胆分析,巴锡基维总统不可能对外交部门的有意迟滞完全不清楚,他事后表达的不满情绪很可能是一种政治修辞。

1952年,第15届奥运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政治上获得更大自主权的芬兰翻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重在参与的中国代表团受邀参加,五星红旗和《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在奥运赛场上飘扬和奏响

结语

拥有波兰法国双重国籍的历史学家Krzysztof Pomian认为,在苏联解体之后,芬兰应该和天主教和新教传统治下的中东欧,如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后社会主义国家”划归为一类。

但其特有的北欧元素让芬兰天然地倾向于政治上更加开放自由、经济上更有活力的英美一方,在夹缝中生存的芬兰其实没有他们老东家瑞典那样好运:有着更宽松的国际环境。但其中的生存之道让他们反而有了一种“奇异”的独立性,那就是,在当代政治学术语中,有专门的一个词叫“芬兰化”(Finlandization),而没有“瑞典化”或者“丹麦化”,也可以反证芬兰走出了一条很有特色的外交道路。

文本就以下面另一则芬兰政治智慧的展现结束本文:

1997年和1999年中国完成了对香港和澳门的主权交接,一国两制从理论走向了实践。当时最顶尖的芬兰政治学知识分子们马上就把港澳的经验推介到了国内:赫尔辛基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Risto Alapuro领衔,将港澳“一国两制”的核心精神写进了字典中有关“芬兰化”的词条中,在他看来,一国两制和芬兰化一样,代表了灵活而又有原则的政治理念。

在Alapuro“芬兰被抛向世界”一文中,他引用了Pomian将“芬兰化”和港澳一国两制相提并论的观点

虽然今天的芬兰和瑞典同样是被联合国承认的“永久中立国”,但他们的中立性和瑞典还不太一样,这是用无数芬兰人的鲜血和汗水换来的。笔者相信,鲜血和汗水不但培育出了芬兰人的“异类”品质,也能浇灌出中芬两国一种别样的友谊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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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攻愚

潘攻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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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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