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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前芝:文在寅访华,为何要去重庆?

2017-12-17 08:34:22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前芝】

韩国总统文在寅就任后首次访华,其中一项重要日程安排就是访问位于重庆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文在寅为何要访问这个地方?这是因为重庆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最后一个办公楼。有韩国媒体将此处看作韩国的“建国之根”。其实,重庆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的最后一站,而其首站,要从上海开始谈起。

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

1919年3月1日,已被日本殖民统治近9年的韩国国内爆发著名的“三·一”独立运动,在国内外掀起了一波反日浪潮。在上海的韩国独立运动人士开始筹划成立临时政府一事。

4月10日,通过杜月笙介绍,各方韩侨代表29人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甫路(今瑞金二路)22号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临时议政院。次日,召开临时议政院会议,定国号为大韩民国,并讨论通过了《大韩民国临时宪章》、《宣誓文》、《纲领》等,标志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临时政府国家机构以国务总理为首,下设内务、外务、法务、军事、交通各部。不久,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21号正式挂牌办公。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院纪念照片(图/浙江在线)

在此前后,在俄罗斯的海参崴以及韩国国内也相继成立了5个临时政府。不过,无论是从当时政府机构的完善程度还是后来的影响力来看,上海的这个临时政府都应该排在首位。

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图/视觉中国)

不过,临时政府在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因内部派系林立,纷争复杂,内讧不断,在运营上举步维艰,有时甚至到了关门停办的地步。

1922年,以安昌浩为代表的上海派和以申肃为代表的北京派围绕临时政府存废问题进行激烈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除了军务总长卢柏麟外,全体阁员辞任。此刻的临时政府的职能已基本停止。临时议政院向在美国的李承晚发电报,要求他履行责任。李承晚回电表示,目前临时政府的混乱局面阻碍了他在美的筹款工作。这种内部纷争导致临时政府逐步走入低潮,韩国独立运动人士对临时政府悲观失望,政府组阁连续失败,一些国务委员拒绝赴任。

除了内部不团结,资金缺乏也是当时的一个大问题。当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每年最低维持费用约为两万金币。在成立初期的经费来源上,主要依靠在韩国国内建立联通制收取人口税、发行公债和美国韩侨援金三方面来维持。

其中,联通制主要是通过向满20岁的大韩国民征收人口税,每人每年1元,分两期征收。为保证联通制的贯彻,临时政府在国内设立了严密的组织网,在韩国京城秘密设立总务部。不久,这些组织被日本警察发现并被摧毁。

发行公债方面,1919年11月20日,李承晚公布《国债通则》及《公债发行条例》,以“大韩民国元年独立公债”为名对外募集公债,不过韩国民众因购买力等原因,对此响应寥寥。海外捐款也因为韩侨对临时政府丧失信心而越来越少。因此,临时政府只能惨淡维持着,中间甚至因为房租问题还与房东打过几次官司,其能有后来的发展成就,主要还是得益于中国官方和民间给予的物资援助。

二、中方对“临时政府”的经济援助

处于困境中的临时政府,尽管自身也在不断谋求加强凝聚力,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图改变一盘散沙的状况,但经济上困境,让他们根本无法阻止有效的政府活动。不过,他们通过自己努力所策划的一次刺杀事件,不仅让国内外韩国民众重拾对临时政府的信心,也改变了中国政府的态度,为自己发展迎来转机。

当时的临时政府实际负责人金九认为,通过特务刺杀活动打破沉寂状态是吸引关注的最好办法。

1931年12月,金九和韩国爱国人士组建“韩人爱国团”反日组织,金九任团长,安恭根任参谋,专以暗杀、破坏为主要手段。次年1月,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天长节”(天皇生日)庆祝活动。“韩人爱国团”团员尹奉吉奉金九之命混入会场,投掷炸弹,炸死日军侵略上海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上海日侨协会会长河端贞次,多人重伤。事后,金九写了题为《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的公开信,在上海各大报媒发表。

尹奉吉义士临行前的纪念照

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国社会及国民党政府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关注。此后中国官方和民间以公开或秘密方式对临时政府给予了直接支持。

上海市商会捐助5000美金给尹奉吉的家属。宋美龄在爆炸案后向临时政府捐款十万元,东北灾民救济会捐助5000美金给上海韩国人。更为重要的是,经蒋介石批准,从1932年8月开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每月向金九拨发工作费5000元,供临时政府运作。临时政府秘书长闵石麟后来说道:“中国朝野对韩人的态度从此焕然一新,获得了极敦厚的同情。”

因这次刺杀案,日军在上海捕杀爱国团成员,临时政府被迫撤出上海开始流浪生活,先转移至杭州,在杭州仁和路44号清泰第二旅社(今群英饭店)设立临时政府办公处,后又在镇江短暂办公。卢沟桥事变后,先后迁往长沙、广州、柳州。

1939年3月,临时政府一百多人来到綦江(今重庆的綦江区),先后租用了綦江县城古南镇沱湾临江街43号、古南镇上升街陈家公馆、菜壩三台庄三处房屋,后来还占用了观音岩庙宇部分房屋。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华26年迁移路线示意图(图/抗日战争纪念网)

在綦江期间,当地县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成员给予优待,特别批准韩侨子弟可以在綦江小学插班上学。綦江县县长李白英亲自写信,准许临时政府派干部到綦江通惠乡购买政府卖出的平价大米。

1940年初,临时政府从綦江搬迁到当时的陪都重庆,在星岗莲花池38号设址办公。后来因人员增加、场所不足,他们又在莲花池附近找到一个有81个房间的新址,年租金200万元,押金200万元。临时政府请求国民政府拨借400万元,得到了蒋介石批准。军政部长陈诚还支援了金九一辆吉普车,为金九的武装警卫处支援了12支武器和十多套军服。

韩国人士在重庆的生活也主要靠国民政府救济。国民政府除了无偿供应80石粮食外,韩侨所需燃料可以批发价购买。总体来说,韩国人在重庆的生活,保持了中国居民中等程度的生活水平。当时重庆的粮食实行配给制,配给所门前经常排着长队,且发生打架吵架纠纷更是常有的事,但韩国人就没有这个烦恼。就金九回忆,他们一次可以领到全体的粮食,再雇人载着粮食挨家挨户地分送,非常方便。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在各地流亡期间,交通部协调了6辆汽车供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及其家属转移用。重庆国民政府还特别提供了韩国临时政府搬迁的差旅费。到达重庆后,国民政府每年给予临时政府援助金为500000元(即韩人所谓特种收入金),占到他们年度总预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可以看出临时政府对中国援助金依赖性有多大。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也无意当中帮助临时政府逐步确立了其在华独立运动势力中的领导地位。

三、“临时政府”的军力建设

临时政府早期尽管制定过诸如《陆军临时军制》、《陆军历史军区制》及《临时陆军军官学校条例》等规章制度,但在内部斗争激烈且连温饱都是问题的岁月里,这些制度终究只能是构想。他们的军事斗争实践主要是以暗杀、破坏为主。但作为一个政府,老是从事这类行为,显然难成大器。

1933年1月,经陈果夫安排,蒋介石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官邸会见金九。金九表示如果中国能资助百万元,两年之内可以在日本、朝鲜、东北三方面掀起暴动。蒋介石认为,特务工作并非长久之计,建议金九着眼于未来的韩国独立战争,先训练一批武官。蒋介石指派陈果夫和金九商议了训练武官的具体计划。

金九资料图

在中国国民政府的帮助下,金九开始改变独立运动的斗争方式,加大了韩国抗日军事人才的培养力度。1933年,金九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招收韩国青年92名,送到设在河南洛阳的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学习,编为陆军军官训练班17队,费用全部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支付。1935年19月,国民党军委会别动总队在江西星子县开设“军委会政训班”,招收韩籍学生84人,进行敌后情报收集训练。这些人员,后来为中国抗战作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并成为临时政府组建武装部队的骨干力量。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中国政府改变秘密资助的方式,公开支持中国境内的韩国独立运动势力。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全面抗战形势下,发出“救中国就是救自己”的口号,积极投身到中国抗日斗争中来。

临时政府认为,中日战争的爆发将是争取韩国独立的有力时机“此际对我等言之,独立战争业已开始,雪愤复国时机业已到来,一般同胞必须对此做应有之准备。”为此,金九去找蒋介石,提出建立一支统一的韩国抗日武装复国团体的计划。蒋介石对此提议表示支持,表示应重点培养军事干部。

1940年4月11日,临时政府在中国政府批准下,正式筹建“韩国光复军”。9月17日,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总司令为李青天,拟定编制为6级: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在人数不足的情况下,暂设支队,下辖三个区队。临时政府主席在光复军宣言中称,光复军将同中国军队一道为打败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而继续战斗。

1941年底,根据《韩国光复军九项行动准则》,光复军纳入中国军队指挥序列,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指挥,其装备、给养、政工训练、粮饷军械等费用均由中国军事委员会会供给,每位队员享受中国少尉以上军官的俸禄。

韩国光复军在抗战期间,主要配合中国军队完成下列五项任务:一是打入敌寇军队,煽动韩籍士兵;二是与朝鲜本土和旅外朝侨设法联络;三是招收朝籍有志青年,予以训练;四是经常在朝鲜本土及敌寇军队中散播复国运动的文稿;五是觅取各种情报。

1943年9月,光复军组成“印缅战区工作队”赴印协助盟军工作,在前线负责宣传、喊话、审讯等工作,受到盟军好评。1945年2月,光复军第二支队抽调90人,第三支队抽调22人,组成“飞行队”,接受了3个月飞行训练。韩国青年100多人在中国宜春成立了“飞虎队”,参加了第四次长沙会战。会战期间,“飞虎队”20人组成特工队,伪装成日军打入敌营,俘虏日军官兵数人并炸毁了敌军指挥所数处,立下战功。

抗战胜利前夕,应韩国临时政府请求,中国政府将光复军划归临时政府指挥,双方达成《援助韩国光复军办法》,光复军归属临时政府,其所需实物、薪饷、械弹均由中国军方拨发单位事先折价,再以借款方式,交给临时政府转发。

1945年11月5日,韩国临时政府部长以上人员及秘书侍卫29人分乘两架专机离开重庆赴上海。起飞前,金九发表《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称:“抗战八年来,敝国临时政府随国府迁渝,举凡借拨政舍,供应军备,以及维持侨民生活,均荷于经济百度艰窘之秋,慨为河润。”

11月23日,这29人从上海回到韩国,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流亡27年的历史正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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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前芝

潘前芝

军事史研究生,历史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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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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