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塔西佗陷阱”一词时常被人提及。在网络上一些公共事件的讨论中，不少人喜欢用它来阐述政府公信力问题。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被当代学者引申、演绎出来的概念，并不是政治学理论中的必然规律。怎样认清这样一个概念？怎样看待政府公信力问题？在中国应怎样着力提升政府公信力？12月17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相关专家的三篇文章，解释了相关问题。

以下是专家文章原文：

用中国话语解释公信力问题

范勇鹏

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标杆，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资源。近年来，我们党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大力打造责任政府，优化办事流程，严格执法，政府决策广泛吸纳群众意见，坚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政府公信力不断提升。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传播手段日益多样，社会治理等领域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挑战，给政府公信力带来更多考验。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实际上，无论在哪个国家，政府公信力都是需要下大力气去建设和维护的。在一些公共事件中，政府的处理方式受到社会关注，也是正常现象。在这个问题上，近年来一个概念时常被人提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这个词来源于古罗马执政官塔西佗所著历史书中的一段表述：“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按照现在网络上流行的理解，所谓“塔西佗陷阱”，就是当政府丧失公信力后，无论说什么做什么，人们都会认为它是在说假话、做坏事。有不少西方媒体喜欢在评论中引入这种说法，并将矛头指向政府。当然，要求政府改进治理方式是正常的，但是任何矛盾都不可能只有一个方面。政府公信力问题也存在多种复杂因素，很多时候并不是政府尽力做好了，群众就一定会认同。这也与社会观念、大众共识、媒体引导有很大关系。

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天生的血脉联系。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始终注重保持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这是西方政党与政府无法做到的。因此，在中国讨论政府公信力问题，需要立足中国实际，不能盲目运用网络术语或照搬西方政治学理论，而应当着力构建与运用中国话语。

中西方对政府与民众关系的理解不同

塔西佗所说的原意，并非只是批评当时的皇帝，也指向群众的主观好恶。群众在具体事件上对政府的态度，实际是在对政府整体看法的语境中产生的。这种语境的影响，人们在谈论所谓“塔西佗陷阱”时常常会忽视。

中西文化对政府的观念有很大区别。西方现代国家建立的基石是资本力量对国家机器的俘获，政府本身并不能代表全体民众的公共利益，政府实际上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资本与政府之间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不管在国内统治还是在国际竞争中，每当资本面临敌人时就需要政府的护航，每当资本占据优势时就希望摆脱政府的束缚。例如，西方国家资本集团在列强竞争时期主张重商主义，在霸权扩张时期则主张自由贸易；在冷战初期主张大政府和福利国家，而在赢得冷战主动权之后则主张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在国内冲突高涨时政府直接出面干预，而在矛盾缓和时则退居幕后，营造国家公共性的假象。为了能够收放自如地利用政府而又不被政府权力反噬，资本利益集团创造出一套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话语。他们将政府与社会、公权与私权对立起来：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政府最大的危害是对自由的约束，同时又强调自由是一种个人本位的权利。于是，个人与政府之间被塑造成一种以矛盾对立为主的关系。

现代中国国家建构路径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中国国家建构的基础是5000年的文明传承、百余年的民族解放和自强运动、近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这意味着国家和政府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与西方文化中截然不同的地位。首先，中华文明是在各民族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孕育形成的。多民族融合的过程需要统一而有效的国家来为“斯土斯民”提供普遍的秩序、安全和福利。其次，近代的民族自强和解放是要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救亡图存，避免亡国灭种。虽然当时国力衰弱，但人们依然希望有强大的国家来凝聚起民族力量，实现社会的组织化。再次，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要建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论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还是从每个阶段的历史重任来看，中国社会都不是个体至上的，个人利益永远不能压倒人民的整体利益。因而，中国人理解的国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其目的是防止任何个体和集团凌驾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在中国文化中，更强调个人、社会和国家的统一性而非对立性。

由于这种差异，用西方的话语来解释中国问题往往行不通。如果试图用西方政治学理论来为中国政府公信力问题寻找对策，就更会南辕北辙。西方政治学话语在改革开放之初大量传播到中国，后来对大众传媒、通俗读物、网络空间、大学课堂、文艺作品等都产生影响。这在学术积累不足的时候可能难以避免。但时至今日，西方话语与中国日益发展的社会现实出现诸多不适应，需要我们加紧建设自己的话语体系，为国家改革发展提供思想支撑。

具体到政府公信力问题，西方话语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区别，“社会”的通常被说成是好的。事实上，这里发生了一个概念偷换。社会在中国文化中通常指的是人民整体，而西方话语中的所谓社会实际上背后往往是资本和利益集团的力量，并不能代表民众整体利益。但是，在这种观念误导下，民众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往往倾向于支持所谓“私”的一方。

同时，西方话语过度强调对公权力的约束，却全然不提强大而有效的公权力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共同体存在的必要条件，公权力所提供的安全、秩序、基础设施和统一市场等公共产品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兴起的当代，这一点变得格外重要。然而，在西方话语中，群众对公权力产生了一种先验的不信任。

西方话语崇尚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克服腐败。但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并不符合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权力的具体执掌者之间很可能形成各种利益串通和共谋关系。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中，怎么可能靠权力分立的设计就实现公正廉洁？实践中，西方政治运行中权钱交易、互相倾轧随处可见。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加重了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西方话语与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治文化有着根本矛盾，不能用它来解释中国政府公信力问题，它也不能对中国政府公信力的构建提供理论指导。事实上，西方国家本身也深受其害。这套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价值基石的话语，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逆共同体”效应，导致共识缺失、制度僵化、社会分裂，政府公信力并没有获得提高。过去几十年间，由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些矛盾得以掩盖。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放缓，这些问题日益暴露出来。西方国家政府实际上为民众对它们的不信任付出了更高的治理成本。

构建具有说服力的中国话语

既然政府公信力问题涉及政府与民众两方面的原因，那么，解决方案自然也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各级政府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持续深化改革，特别是要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保障和改善民生。另一方面，也要消除西方话语带来的思想混乱，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近年来涌现出不少“某某陷阱”的说法，很多本就来自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如果我们盲目加以运用，就容易造成思想混乱。西方政治学理论源自西方政治生活实践，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远远不能涵盖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的现实。要坚定文化自信，就要认清“某某陷阱”这类似是而非的标签。在政府公信力方面，特别要走出西方政治学观念的影响，构建起具有说服力的中国话语。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许多现代西方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参照系和假想敌建立起来的。反诸其道，马克思主义显然也是破解西方话语的有效思想武器。对于政府公信力问题，应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群众观来思考。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依法履行公共事务治理职能，依法行政，绝不允许政府工作人员打着“公共利益”的招牌追求私利。

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官是“父母官”，兵是“子弟兵”，国家是“天下为公”。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设计，但是至少体现了家国一体、官民一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追求。这一点与西方很不相同。今天我们强调文化自信，就应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出进步的、积极的观念，经过现代转化，使之既能实事求是、名实相符地反映中国的现实状况，又能有效凝聚共识，助推人们对更美好生活、更完善制度的追求。

系统辨析清理西方话语。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领域引进大量西方学术思想和理论。类似三权分立、竞选执政等这样的概念，看起来很美，实际上有着复杂的内涵，需要加以深入辨析。政府公信力是社会成员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这种信任依赖于政府所拥有的信用资源。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机制在社会组织和动员、政策顶层设计和执行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切不可盲目照搬西方模式。

认真回应群众诉求。政府只有不断为人民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人民才会对政府更满意。应增强政府为发展服务、为基层服务、为群众服务的意识和本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治理水平、改进服务质量。政府、媒体、群众应真诚互动和良性对话，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通过这些努力，以中国人的政治智慧，提高和维护政府公信力不是难事，我们一定能够营造出更加和谐互信的积极氛围。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陷阱”一词须慎用

李海青

当下，常常可以听到各种关于“陷阱”的说法，“塔西佗陷阱”就是其中一个。但历史上塔西佗本人从未提出过这个陷阱，这一词语来自当代学者的引申。特别是在网络舆论的情境中，“塔西佗陷阱”被用来描述一旦公权力失去人们的信任，不论事情做得好坏，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

塔西佗原话的本意是，人们一旦对皇帝抱有一种固定的负面情感，即使皇帝做了好事，依然会被厌恶。他在这里强调的恰恰是一种主观态度，人们是否欢迎当政者、喜欢当政者成了关键因素，至于当政者行为真正的善恶反而被人们忽略了。这里反映出一种对人不对事、不论是非、放任情绪的心理状态，这样作出的评价很可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需要加以分辨。而按照现在网络上流行的用法，“塔西佗陷阱”往往以政府公信力的客观缺失为讨论前提，预设政府行为不当，并认为政府自身行为不当导致失去公众信任。这样的引申与塔西佗的原意已相去甚远。一个是从主观好恶出发，一个是从客观预设出发，两者的立论前提并不相同。忽视这种前提的差别，从塔西佗的原文引申出所谓“塔西佗陷阱”，在逻辑上并不恰当。

其实，即使是西方学者也没有创造过所谓“塔西佗陷阱”的概念。这一词语并不是西方政治学的固有理论，但反过来又被西方学者运用，谈论所谓“塔西佗陷阱”现象，在舆论上造成混乱，渲染出一种公权力已经缺乏信赖和认可的负面氛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不应随意引用或引申这类可能存在误导的理论或概念，来简单对应分析和描述我们国家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更不能把它当作必然的政治学规律。

当然，这一说法所揭示的现象并非完全没有警示意义。在任何社会，信任都是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源，在交往关系大大拓展与深化的现代社会尤其如此。而在各种信任关系中，社会公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十分重要。公权力的公信力既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也影响着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生成。从政府角度讲，公信力是政府赢得社会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出政府工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体现着政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今天这个时代，如何面对公众对政府多样化的评价、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是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这使得我们国家在处理政府与人民群众关系上具有天然的制度优势。中国政府在民众中的支持率与信任度比其他许多国家都高，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实践中暴露出来某些政府部门公信力不足的问题，与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不牢固、人民立场不坚定有关。因此，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这是解决好群众信任问题的思想前提和基础。必须时刻关切并积极回应群众诉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如果对群众的诉求无法及时准确把握，就难以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必须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以高度的责任意识和严格的责任机制促进职责履行，把回应群众诉求落到实处，做到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需要注意的是，在网络时代，面对各类突发事件时，各级政府应秉持积极主动的态度，及时、准确、全面公开信息，有效回应舆情，这对维护公信力至关重要。面对时有情绪激荡的舆论场，对于媒体披露的问题、事件与矛盾，政府不能回避，而应迅速研究有效的解决之策，这样才能避免矛盾积累、问题升级。回应热点问题，应做到“四讲”：尽早讲，政府要尽快抢占信息发布制高点，第一时间表明对事件的态度及应对措施；持续讲，向公众不断披露事件进展情况；准确讲，发布信息真实全面，争取公众的认可；反复讲，采取各种方式为公众答疑解惑。随着我国政府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的提高，与民众沟通更为顺畅，信息更加透明，政府公信力也必然不断提高。

（作者为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以人民为中心赢得信赖

汪玉凯

信任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信任是指对他人的言说、承诺和行为持相信的态度，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结果，是一方给予另一方的信赖。政府是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共管理的公共部门，公信力是其宝贵的执政资源。政府科学制定、有效执行公共政策，离不开公众的信任。

中国共产党有十足的信心和充分的能力把群众的事情办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善人者人亦善之，爱人者人恒爱之。我们党在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中获得力量，能够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历经千难万险，攻克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不断前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地位，自觉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这是我们党能够跨越各种所谓“陷阱”，获得人民群众认可、信任和支持的基石。

在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中，中国共产党贯彻的是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社会物质、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中国共产党把唯物史观运用于观察当代中国发展形势、破解当代中国发展难题上，对当代中国发展的目的、动力和趋向进行思考，得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结论。

因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建设，保证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提出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特别强调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主张和安排，使党的群众路线在治国理政活动中变得更加具体、更加深化，必将进一步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筑牢人民群众拥护党和政府、信赖党和政府的政治根基。

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看法是一个复杂问题。群众对国家治理满意不满意，当政者是否具有公信力，往往不在于政府说了什么，而是看具体做成了什么。群众对获得的服务越满意，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就越强。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对改善民生的期望值大幅提升。但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住房保障、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又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使得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实际能力与公众的诉求之间尚有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着力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今后应进一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对民生工作的各项部署，在脱贫攻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让全社会都能感受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来的实惠，使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对我们党的信赖更加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在已经总体上实现小康的基础上，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内涵也更加丰富，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更高层次的追求，必须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个主要制约因素，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只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中创造历史伟业，我们党就能够有效应对各种发展风险和执政考验，始终成为人民群众信赖拥护的主心骨、凝心聚力的坚强领导核心。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