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哈尔滨纪委、监委发布的通报中，公布了122名充当“保护伞”的领导干部、公职人员的查处情况。据微信公众号“侠客岛”7月2日发文称，每次受贿一般为500到1000元不等，是典型的微腐败。为什么会产生“微腐败”？如何透视和遏制这种现象？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吕德文对此做过长期调研，发现“微腐败”一般发生在群众身边，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涉案金额少，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以下为文章全文：

基层执法人员为不法分子充当“保护伞”，搞钱权交易，相信大家都听过见过。不过，你们听说过，一起事件“撂倒”122名公职人员吗？

黑龙江哈尔滨，就发生了这么一起事件。在哈尔滨，大货车给人的印象常是肆无忌惮地疯狂违章，超载、超速、超限、闯红灯，甚至造成交通事故致行人死亡。而这些“疯狂大货车”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就是因为有基层执法人员做“保护伞”。

上周，哈尔滨纪委、监委发布的通报中，就公布了122名充当“保护伞”的领导干部、公职人员的查处情况。

从已有信息来看，绝大多数涉案人员的涉案金额并不多，每次受贿一般为500到1000元不等，是典型的微腐败。与那些典型的巨贪相比，微腐败更难查处。

在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已经形成高压态势的情况下，仍然发生如此大规模的腐败现象，一方面说明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另一方面也说明，与那些典型的“巨贪”相比，“微腐败”可能更为复杂，更难查处。

为什么会产生“微腐败”？如何透视和遏制这种现象？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吕德文对此做过长期调研，发现“微腐败”有其独特的发生机制，亟需引起重视。以下是吕德文为侠客岛撰写的专文分析。

特点

从特征上来说，”微腐败”一般发生在群众身边，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涉案金额少，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也正是因为如此，其常常表现为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介于非法与违法之间。

总的来看，大致有三个特点：

（1）灰色利益大量存在。一般来说，基层社会存在大量灰色利益。之所以说是灰色，是因为尽管某些行为受到法律的明令禁止，但因为它更加符合民众普遍认可的情理，所以常常在事实上获得法律的豁免。比如，街头的摊贩、黑车、小广告等，虽然他们违反相关法规，但是因为涉及到一些人的生计和生活方便，还是广泛存在。

（2）执法力量严重不足。一线执法力量不足是基层治理的普遍状况，无论是公安部门，还是城管、环保、文化等行政执法部门，莫非如此。这就形成了一个现象：灰色利益广泛存在，违法违规现象甚为普遍，但街头执法力量却几乎不可能完全控制灰色领域。这也反过来为灰色领域制造了生存空间。

（3）大量启用自由裁量权和半正式行政手段。灰色领域的违法行为在情节认定、处罚力度等方面，都要依靠一线执法人员的主观经验判断，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并且，因为执法人员不够，导致这些领域需要聘用大量辅助人员。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街头执法过程很难受到有效规制。

发展

从调研来看，“疯狂大货车”这一领域，就是典型的牵扯大量灰色利益的例子。

首先，从这个行业看，其主要利润来源于超载。说白了，在当前的行业生态下，货车司机如果完全按照相关法规行事，几乎是不可能获得合理利润的。

以渣土运输为例，相关部门为了加强这一行业的管理，不仅对渣土车辆、司机设有严格的标准，其运输时间、路线也有严格规定。然而，在绝大多数运输公司都达不到标准的情况下，交警也就只能默认超载、超速、不按规定时间和路线行驶等现象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大多数从业人员而言，交警罚款是其合理“成本”。能够躲过处罚，或者说少罚一点，就是赚了。

其次，就交警执法而言，尽管经过多年的正规化建设，极大压缩了执法不规范的行为。但是，街头执法仍大量依赖于自由裁量和协警。尤其是对普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疯狂货车”而言，交警执法力量更是显得严重不足。

笔者在实地调研时发现，一方面，有一些利益群体的确会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寻找内线获得执法信息，从而躲避打击；另一方面，交警（包括城管等相关执法人员）也普遍面临抗法风险，因严格执法而被当场拖拽、集体围攻，以及事后报复的现象，并不鲜见。

久而久之，在“疯狂货车”的执法过程中，交警和司机之间很容易形成默契——这个默契并不一定以微腐败的形式出现，而是以“相互妥协、各让一步”的方式呈现，如交警可以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对违法司机给予最低处罚；对已经处罚过的司机，如再次被抓到，可以酌情处理。

客观而言，灰色领域的存在有其必然性。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政府很难对那些新出现的领域及时规制，容易为一些利益群体“钻空子”。不过，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因为基层治理本身具有多任务性，也有多重目标，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为了提高治理绩效，政府也会主动创造灰色领域。

比如，各个城市的重点市政工程，一般都需要赶工期，这就很容易造成噪音、渣土等违规违法现象，涉及到环保、城建、城管等各个部门。然而，在具体执法中，相关部门为照顾重点工程，网开一面也是常有之事。

环节

简言之，在一个常态社会，尤其是处于剧烈变迁中的基层社会，灰色领域是很难清除的；而灰色领域的存在，也为微腐败提供了社会基础。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灰色领域并不必然带来微腐败。其发生，还需建立在公权力与私人利益的交换条件——灰色利益链条上。

具体说来，灰色利益链等建构有几个环节：

1.灰色利益的组织。从事实上来说，灰色利益领域是一个高度竞争、极易形成垄断的领域。比如土石方工程和渣土运输，由于管理难度大，且牵扯到的利益群体较多，很容易为团伙介入。从管理有效的角度上说，开发商、承建商乃至于正规的运输公司和司机，并不一定完全排斥灰色利益群体的介入。因为一旦灰色利益被组织起来，甚至形成垄断，就会形成相对稳定的分配秩序。

2.灰色利益的经营。虽然灰色领域的从业者组织起来后，可以形成相对稳定的内部秩序，但是如需获得稳定的利益来源，还需建立稳定外部经营环境。

如上文所述，灰色领域的存在有客观条件，执法部门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也并非以完全清除灰色利益为目标。因此，一个“聪明”的经营者，并不一定要以建立保护伞的形式来垄断利益；只要充分了解政策，合理分析执法逻辑，尽可能掌握执法信息，即可经营好灰色利益。事实上，大量的灰色利益并不需要侵蚀公权力，而是以“合情合理不合法”的形式存在的。

3.灰色利益的交换。事实上，这并不容易，尤其是有组织的交换，其技术要求极高。首先，灰色利益的组织者必须保证内部秩序稳定，否则就不可能集体行动；其次，执法部门内部亦需形成一个暂时的利益联盟，这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哪怕是有一个关键人物不愿意，联盟就可能解体；再次，利益输送需要有合适的中介，既为经营者信任，亦可部分代理公权。

4.灰色利益的潜规则化。通常而言，为那些“合情合理不合法”的灰色利益提供空间，可谓是基层社会中广受认可的潜规则；但是，建立灰色利益输送的潜规则，则需要一系列的举措。惯用的办法是，将社会中广受认可的情理和“政治正确”话语相结合。

在哈尔滨交警系统性腐败案件中，显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灰色利益链，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微腐败的亚文化。其表现是，灰色利益链条中的所有人员，都将微腐败行为视作一个合理现象。公职人员将微小的受贿行为视作为一种“合情合理”的潜规则。

比如，涉案交警大队副大队长以保护“重点工程”的名义，合理化要求下属对有关大货车放行；而执勤民警，一方面是在执行上级指令，另一方面也将灰色利益正常化，很容易将小型受贿当作是对“疯狂货车”的“照顾”。货车司机则根据“行业规则”，通过成本收益计算，将行贿视作是一种“合算”的行为。

治理

在所有的系统性、“塌方式”的腐败案件中，几乎都存在一个广受认可的，将腐败行为合理化的亚文化。哈尔滨交警腐败案件的启示意义在于，“微腐败”亚文化有更为深厚的社会基础，查处也更为困难。

有效治理微腐败，其根本在于极大压缩灰色利益空间，包括社会法治化、行业规范化、基层治理现代化等，但做到这一点需要较长时间。最直接的办法是要斩断灰色利益链条，而斩断这一链条的最关键的有效措施是规范公权力。

就笔者的调研看，街头执法的规范化程度已经越来越高，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系统性微腐败几乎是不可能产生的。哈尔滨市交警大队之所以出现系统性腐败，既是因为一线执法的自由裁量未受到有效约束，从而为一线民警的微腐败行为提供了空间；同时也源于一线民警明显受到腐败亚文化的影响。

但最更根本的还在于，执法规范未严格遵守，级别较高的民警滥用职权，随意使用自由裁量，改变外勤民警的处置意见，违规进入执法系统，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微腐败的影响范围。

不可否认，基层微腐败的成因较为复杂，更与当下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情分不开，不过，调研也显示，要想从源头上遏制和约束微腐败，也并非不可能。如何在短期和长期的发展间求得平衡，如何从制度上斩断灰色利益链条，需要每一个环节的执政决心和意志。

文/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