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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多少宝贝?

2018-11-25 11:58:16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星球研究所”(ID:xingqiuyanjiusuo

中国究竟有多少宝贝?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仅以可移动文物为例,国家文物局为此投入10万人,用了整整3年时间,摸排了102万个国有收藏单位,终于在近年得到了一个准确的数字:

108154907件(套)。

没错!1亿件!

这还仅仅是国有单位,不包括私人收藏,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也不包括流失海外的文物,数量就已如此庞大。

(中国可移动文物分布,制图@张靖/星球研究所)

庞大到古希腊古罗马人曾称中国为“丝绸之国”(Seres),英语世界则用一个单词china,同时指称瓷器与中国。

今天,中国人自己也愈发为这些文物自豪,但人们喜爱文物、关注文物、追逐文物,却很少有人知道,为什么古代中国人会生产如此众多、如此精美的宝贝?

开创

2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尚处于石器时代,就连喝水、饮食都缺乏趁手的器具。

江西万年县一处名为仙人洞的岩洞中,某位古人注意到了一种黏土,它可捏出不同的形状,再经过烧制,陶器便诞生了。

(2万年历史的仙人洞陶器碎片,现藏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我们并不知道这位古人的名字,但他显然是中国文物史的开创者之一。

陶器非常“亲民”,它制作简单,原材料也几乎唾手可得,劳动之余的男男女女们纷纷加入了制陶大军。

大量的生产弥补了陶器易损毁的缺陷,仅西安东郊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碎片,便高达50万片,陶器也因此成为中国文物中数量排名第4的类别,仅次于钱币、古籍、档案文书。


(橙黄陶乳钉纹鬶guī,一种带嘴烧水壶,高29.3厘米,山东潍坊出土,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龙山文化,现藏于山东博物馆)


它千变万化,可以盛水、可以储物,也可以盛上一碗世界上最古老的面条。

每一个普普通通的石器时代居民都可以享受陶器带来的“幸福感”。


(青海喇家遗址,倒扣的陶碗中装着一碗4000年前的杂粮面条)


其中最有才华的一部分人,通过陶器发现了自身的创造力与艺术想象力。

在他们的手中日常使用的瓶瓶罐罐被塑造为动物造型,令人爱不释手。


(陶鹰鼎,高35.8厘米,鹰体健硕,双腿粗壮,鹰眼圆睁,属于公元前4000-前3000年仰韶文化,陕西省华县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技艺最高超者,甚至可以让陶器薄如鸡蛋壳。

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高柄杯,高约26厘米,重量却仅有数十克,超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杯具”。


(蛋壳黑陶高柄杯,数千后依然光彩照人,现藏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但是陶器是如此平易近人,再高超的技艺,也无法让它摆脱平民化的出身。

而此时,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他们需要符合身份的新器物。

王的欲望

大约4000年前,早期的国家在中国出现,夏商周至秦汉,君王及贵族构成了国家的统治主体。

他们的财富与权势远超平民,只有使用比陶器更“名贵”的器物,才能彰显权势与身份。

其中三类器物最为耀眼,第一类的生产过程非常繁复,首先需要勘探并挖掘矿藏,再将提炼出的金属锭融化浇铸在模具中,最后经冷却、锉平、磨光,过程中还需要消耗大量燃料,以及多个工种分工协作。

这是当时当之无愧的高科技产品——青铜器。


(商代兽面纹斝jiǎ,有种雄赳赳的气质;斝是一种用于祭祀礼仪的盛酒器,也用来温酒,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青铜器的生产远超普通民众的能力,必定引发他们的惊叹、膜拜。

所以很快被君王相中,青铜器的生产成了国家工程,国家垄断了铜矿资源与铸造技术。

目前已知的周代铜矿遗址湖北大冶铜绿山,采掘深度达60米,冶炼铜产量至少4万吨,数量惊人。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图片源自@Amarespeco/维基百科)


这些铜被铸造为各种器型,遍布君王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鼎,用于煮肉,既有足,又有耳,足下可以架火,鼎耳则方便厨人搬运,现代的鼎字几乎是它外形的复刻。


(大禾人面纹方鼎,商代,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市,高38.5厘米,以人面作为主体装饰的方鼎仅此一件,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簋guǐ,用于盛放煮好的饭食,早期字形为“一人从食器中取食”。


(兴簋,西周,出土于宝鸡市扶风县,高35.7厘米,现藏于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尊,字形似“两人手捧酒坛”,专门用于盛酒。

著名的四羊方尊,因四只卷角羊各踞一隅而得名,是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体型最大者,高58.6厘米,可以盛放30-40瓶容量的“飞天茅台”。


(四羊方尊,商代,出土于湖南宁乡,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卣yǒu,体型稍小,也被用以盛酒,最显著的特征是颈部两侧的提梁,像极了现今的暖水瓶。


(古父己卣,高33.2厘米,西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壶,深腹小口、没有提梁,外形与今天的壶字仍极为相近,同样用于盛酒。


(㠱jì仲壶,高14.8厘米,西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爵,经常在影视剧中出现,但它并非一种饮酒器,而是用于温酒,爵底三足可以置于炭火之上,加热酒体。


(窄流平底爵,商代,高14.5厘米,现藏于河南博物院;古人认为神不饮食,但喜欢闻味,爵中之酒加热后香气四溢,可用于敬神)


有加热就有“制冷”,古人将一大一小两件青铜器套在一起,两者之间放置冰块,较小的青铜器装酒,是为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冰箱。


(青铜冰鉴,冰酒器,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高63.2厘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有了冰鉴便可以喝到冰爽的美酒,觚(gū)便是与美酒相配的真正饮酒器之一,它口部和底部都呈现喇叭状,身形较长,方便持握。


(商兽面纹铜觚,商代,高25厘米,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当大肉、美酒穿肠而过,也许还有数名乐师奏乐。

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青铜钟体及钟架总重超过4吨,工匠在铸造时必须反复调试每件钟,才能得到特定的音阶,其音律准确、音色优美,至今仍能演奏乐曲。


(曾侯乙编钟,战国,出土于湖北省今随州市曾侯乙墓,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这些青铜器是如此引人瞩目,最好的展示方式是让它们出现在最重大的场合。

商人使用青铜器与祖先沟通,为追念母亲的离去,商王发起了一项超级工程:铸造重达832.84千克的巨鼎——后母戊方鼎。

这是现存最大最重的单体青铜器,可以想见商人目睹此鼎时的惊呼。

“厉害了,我的商”。


(后母戊方鼎,商代,出土于河南安阳,高133厘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与商人同时期的古蜀人则在祭祀仪式中立起高达2.61米的青铜立人像,铜像直立静止、棱角分明,面颊如削、眼睛凸出、眉若刀刃,粗壮的手臂从肩部伸出,曾经手握象牙或权杖,其庄严肃穆至今令观者动容。

(青铜立人像,现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西南边陲的古滇人则用青铜器记录下一场残酷的杀人祭祀。

52名形态各异的人物,被铸造在直径30厘米的器盖上,行刑者执斧欲砍,被缚者惊恐绝望,贵妇们乘舆监刑,高高在上,平民们驻足观看,或麻木或兴奋。


(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西汉时期,出土于云南晋宁,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图片源自@猫猫的日记本/维基百科)


第二类器物是一种特殊的石器:玉器。

玉的质地温润、色泽白腻,在众多的矿石中有如石中精灵。

但是玉的硬度很高,加工困难,古人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反复研磨,才能打造出一件玉器。

再加上多数情况下玉器无法用于耕作,也无法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此“昂贵而无用”之物,却恰好是君王贵族赋予其“神性”的最佳选择。


(夏代七孔玉刀,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长65厘米,现藏于洛阳博物馆,图片源自@Siyuwj/维基百科)


方形的筒状物称为琮cóng用于祭祀天地。


(商周的玉琮不算典型,本处以更早的良渚文化玉琮代替;此件玉琮高49.7厘米,由墨玉制成,是目前国内最高的玉琮,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圆形的环状物且中间的圆孔相对较小者称为璧,专用于祭天。


(玉璧,战国,直径6.1厘米,出土于河南三门峡,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片状的圭guī,用于祭祀东方或者由官员执于手中,表示不同的等级。

(玉圭,夏代,长24.7厘米,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佩带在身上的玉佩,同样象征着等级,身份越尊贵,玉佩组件越多也越长,而玉佩越长,佩戴之人行走也会越迟缓,更显得身份尊贵。


(组玉佩,战国,出土于河南洛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到了汉代,人们认为玉可以让尸身不朽,中原大军也在此时占据并控制了盛产美玉的昆仑山,玉料有了充足、稳定的供应。

君王权贵去世之后,干脆用数千片玉片包裹全身,这便是金缕玉衣。


(西汉刘胜金缕玉衣,全长188厘米,用玉2498片,出土于河北满城,是我国考古发掘中出土年代最早最完整的玉衣,现藏于河北博物院)



第三类器物则超过了单一材质而近似于“工业化产品”,它往往由多种零部件共同组装,结构复杂、设计精妙,一旦拥有便可以将权势、地位推向顶峰。

这便是,豪华车马。

中国人从商代开始造车,周代诸侯则以车为“坦克”,出动数千辆战车进行高科技战争,王族墓葬中也大量出现殉葬的车马坑。



(壮观的西周晋国1号车马坑,是目前出土的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车马坑,下葬的是真车活马,位于山西省曲沃县曲村镇晋国博物馆)


车辆的零件从数十到几百上千不等,甚至包括与现代产品极为相近的齿轮,机械学上称为“棘轮”,用于制动。


(青铜棘轮,战国,出土于洛阳东周王城遗址,现藏于洛阳博物馆)


车辆的种类也非常众多,从商周至秦汉,轺车、衣车、斧车、辇车不胜枚举。


(轺yáo车,东汉,甘肃武威市出土,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身居高位者出行有骑马先导,步兵开道,随行仆隶乘较小车辆,形成一个庞大的车马仪仗队。


(铜车马仪仗队,东汉或西晋,甘肃武威市出土,是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东汉车马仪仗铜俑,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而秦始皇按照真实比例1/2制作的铜车马,为我们提供了豪华车马的最佳范例。

它由6000多个零件组成,重达1吨。一号车配备驽机、剑、盾牌等攻防武器,负责为二号车武装开道;二号车搭载豪华“车厢”,乘坐者可在其中自由坐卧,威风不亚于现在的“空军一号”。

(秦始皇铜车马,现藏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其他类似“工业化产品”还包括,各种设计精巧的灯具。

普通的灯也许形如“举个栗子”,只要在托起的灯盘上放进油脂,再点燃灯炷即可。


(西汉当户铜灯,通高12厘米,出土于河北满城,现藏于河北博物院)


而西汉窦太后使用的长信宫灯,由宫女造型、灯座、灯盘、灯罩组成,各部件可以任意拆卸,方便清洗,也可以转动调整灯光方向,通过调整出光口大小还能控制亮度,燃烧的烟尘则通过宫女右臂收纳于灯体,堪称“高科技、无污染”“居家必备神器”。


(西汉长信宫铜灯,通高48厘米,重15.85千克,出土于河北满城,现藏于河北博物院)


现在,君王们有了青铜器、玉器,有了豪华车马、高级灯具,但是此时,又一个新的阶层正在崛起,他们对这种奢靡的生活提出了质疑:王的美好生活会结束吗?


(萌萌的鸮卣,鸮xiāo意为猫头鹰,高19.7厘米,出土于山西石楼县,商代盛酒器,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士的理想,从春秋战国时起,以受教育为特征的士人开始崛起,这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精英阶层,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墨子,反对君王贵族的铺张浪费。

另一位代表人物孔子则提出了新的价值追求,它包含了六种必备技能,合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翻译成网络白话大致为:懂礼貌、懂音乐、会武术、会开车、会写字,还要数学好)。

六艺并未被社会全部接纳,有的很快被人遗忘。但新的价值追求却引发了国家和社会对教育的重视。

汉代在京城建立“太学”,作为教材的五经被刻于太学的石碑上,大批学生前往观摩,一时间车马云集、交通阻塞。


(东汉时立于洛阳太学的“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为书法家蔡邕书写,因战乱被毁,仅余残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各类公私教育机构也在各地建立,从受过教育的男子中择优选拔官吏,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士人们历经秦汉、隋唐到宋代时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但分享了君王贵族的权力,还极大改变了中国文物创造的方向。

首先是书法。

士人掌握着书写技能。这是他们区别于其他人群的最显著标识。

书写开始变得神圣,逐渐转变为对书法艺术的追求。

东晋时生活在浙江绍兴的王羲之在与友人相聚时,以行楷挥毫完成《兰亭序》,笔势如行云流水。


(王羲之《兰亭序》唐代冯承素摹本局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当闻知先人墓穴毁于战乱,一纸《丧乱帖》先以行书起笔,又在悲愤中转变为草书,笔画粗细相间,文字在纸上跃然跳动,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人生悲喜融会在一撇一捺之中。


(王羲之《丧乱帖》唐代摹本,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


王羲之的书法被认为冠绝古今,书法家变成了新晋“偶像”。

关于他的传说四处流传,高官招纳他成为“东床快婿”,皇帝也成了他的“粉丝”,至死也要将《兰亭序》真迹埋入皇陵。

到了唐代,皇帝身边的高官同时是书法家的比例大大增加,虞世南、欧阳询、褚chǔ遂良、柳公权,都在书法领域卓有成就。


(欧阳询行楷书《卜商读书帖》页,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出家之人怀素干脆将书法的实用价值忽略,而将艺术价值突出到极致。

他的《自叙帖》以狂草写就,笔画大量简化和省略以致难以识别,但观之则见纵横捭阖、气势连绵不绝。

(怀素《自叙帖》局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到了宋代,皇帝的兴趣也变成了艺术创作,而非治理国家。

宋徽宗赵佶自创新式楷书,笔道瘦细峭硬、洒脱明快,人称“瘦金体”。


(赵佶《欲借、风霜二诗帖》局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书法成了士人的身份标识,绘画则是士人的宣传工具。

他们希望用儒家思想规范社会行为,最接近这一目标的人物画,率先达到了高峰。

东晋时江苏无锡人顾恺之,正是这一高峰的登顶者。在他的笔下,皇帝拒绝了不遵从礼教的妃子,妃子的衣着长带飘飘,如被风吹动。


(据传为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摹本局部,箴zhēn意为劝告,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而士人心目中最动人的女性,则在唐代仕女画中出场。

在安徽宣城地方官周昉的画中,她们身着低胸长裙,外罩薄纱,既不太瘦,也不太胖,散发着满满的优雅精致。

(周昉《簪花仕女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不过,人物画的“小世界”,满足不了宋代士人的雄心,他们要描绘的是整个世界。

出身于卑微木匠家庭的画家李嵩,他笔下的卖货郎货物琳琅满目,虽然是从局部着手,却描绘出了宋代强大的商业生产。

李嵩在落款中自豪地宣称,他能在一张图页内画出五百件不重样的物品。


(李嵩《市担婴戏图》局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画家张择端则放眼城市,以俯瞰的视角,全景展现汴梁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画时画家肯定借助了尺子和其他绘图工具,舟船、桥梁、车马、建筑,都务求细致、精确,观者通过此画就可以明了其结构和肌理,理性与科学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商业发达、城市崛起,士人理想中的山水田园生活,变得愈发难以实现,山水画作为一种心理补偿发展迅猛。

18岁的北宋画家王希孟,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登上画坛,他的《千里江山图》以11.9米的超长画幅,气吞山河。


(请将手机横屏观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除了书法、绘画,还有一种器物在士人推动下,达到了艺术巅峰——瓷器。

瓷器与陶器相比,质地更加坚硬、颜色更加鲜亮,也更受到士人的喜爱,宋代士人尤其推崇没有装饰的素面瓷。

(建窑黑釉兔毫盏,宋代,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种审美,由五大名窑之一的汝窑,推向了极致。


(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北宋,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瓷器制作过程中,因釉面会产生开裂,称为开片。

有时开片甚至密布表面,这种自然的缺陷在士人的眼中,反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美感。


(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北宋,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另一种自然缺陷产生的裂纹,如同蚯蚓在泥土中游走留下的痕迹,人称“蚯蚓走泥纹”,这些自然产生的现象,代表着士人审美的最高境界,大道至简、大音希声,也因此有许多人认为,宋瓷是中国瓷器艺术的最高峰。


(钧窑天蓝釉三足筒式炉,北宋/金,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至此,君王、士人,都已经有了属于他们的创造。

而在最后一个历史时期,世俗的滚滚红尘已经呼啸而来。

滚滚红尘

元明清时期,中国已经经历了多个王朝的轮回,政治成熟、文化成熟、经济成熟,各种珍宝文玩的积累达到巅峰,皇帝成了全国最大的文物收藏家。

以“盖章狂魔”乾隆为例,在他统治的60多年间,他亲自盖了2500余件书画作品,并题跋了1000余件。


(唐代韩滉《五牛图》局部,乾隆在此画上的印章不少于8处,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西方的最新科技也已经在此时传入中国,却只深藏宫廷,作为观赏把玩之物。


(清代铜镀金写字人钟,底层是写字机械人,只需上弦写字人便在面前的纸上写下“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汉字,字迹工整有神,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唯有商品经济的发达,让商人、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开始壮大。

一场世俗化的大潮开始上演,市民们没有君王贵族的穷奢极欲,也没有士人的难以企及的雅致,让日常生活更美好才是根本的目标。

房屋内的陈设是最重要的施展空间,昂贵的明清家具采用稀有的黄花梨木、紫檀制作,圆背交椅用榫卯拼接,精雕细刻、线条优雅。

(明黄花梨木圆后背交椅,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通体紫檀木的宝座,取材厚重,木质精美,表面满饰荷花、荷叶纹,雕工光滑圆润。

(明代紫檀雕荷花纹宝座,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作为卧室最核心的元素——床,往往本身就做成一个独立空间,由床顶、床围、立柱、月洞门围合,

(黄花梨月洞门架子床,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另一种床,通体黑漆、结构稳重,饰以四季花卉和花纹,雍容华贵、富丽堂皇。


(黑漆嵌螺钿花蝶纹架子床,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房屋中还要装点大量瓷器,明清瓷器一改宋代的素雅风格,彩绘瓷成为时代主流,花鸟鱼虫、才子佳人等民间喜爱的题材,被绘制在瓷器之上。


(明代五彩鱼藻纹盖罐,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种风格在皇帝身上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上下装饰的釉彩达15层之多,再加以各种吉祥图案,六幅写实图画,被人称为“瓷母”。


(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高86.4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欧洲的贵族也喜欢以中国瓷器装点房屋,但他们的方式却大相径庭。

葡萄牙里斯本的桑托斯宫,使用260件青花瓷装饰天花板,效果令人目眩。


(葡萄牙里斯本桑托斯宫的“瓷器天顶”,图片源自@葡萄牙古代艺术博物馆)


瓷器之外,明清家庭还需要展示对文化的品味,一系列精致的文房用具,例如砚台、奇石、毛笔、印章,都是必要陈设。

(歙石螭边长方砚,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对文房用具的大量需求,使得每一个产品都被细致分出最佳的产地。

例如浙江湖州的湖笔、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古徽州的徽墨、宣城的宣纸等等,国家最有才华的匠人,也因此建立了个人品牌,甚至涌现了知名的女性工匠。


(清代苏州女工匠顾二娘制作的砚台,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绘画在房屋中同样必不可少,苏州、扬州等商业城市拥有大量职业画家,客居扬州的郑板桥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墨竹、兰花、奇石,几乎是大批量反复生产,成为明清人家中的屏风、挂轴、扇子等等。

(郑燮墨兰图扇页,清代,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尾声

君王贵族、文人雅士、市民工商以及他们背后的匠人技工,共同创造了中国文物的辉煌。

然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抢掠、偷盗等原因,大批中国文物流失海外,总数超过1000万件。

对于我们而言,不仅要了解这些文物,还要了解这些文物背后的历史。

它是中国人的文明史,是中国人的创造史,是中国人横跨2万年的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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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星球研究所” | 责任编辑:于文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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