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11月29日消息，我是一名科研工作人员，一不小心半只脚进了公益圈。2012年，我们启动了一个农村孩子视力问题的项目，发现全班几乎没有一个孩子戴眼镜。我们问老师和校长，你觉得孩子有视力问题吗？只有个别老师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学生说看不清，我把他调到最前面去了。可是我们也会在农村的教室里看到特别多这样的情况，就是小孩眯着眼睛，而且还蛮多，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一定有问题。

我们在陕西和甘肃随机抽选了252所农村小学，在4-6年级各抽了一个班对学生进行视力检查。结果非常惊人，甘肃24%的孩子存在视力问题，陕西已经超过了30%。我们扩大了样本，在上海打工子弟学校，在广州的北部农村地区，还有云南等4个样本地区同时做了大规模样本视力筛查，我们发现小学生的视力问题几乎都超过了20%。而且视力的问题也会随着他们年纪增长而变得越来越严重。

从数据上看，甘肃地区只有10%的近视的孩子有眼镜，其他的地区近视孩子的配镜率仅在10%-17%。整体上，我们发现农村孩子的视力问题跟城市孩子视力问题一样普遍，但是仅有17%的近视孩子配戴了眼镜，意味着每6个近视的农村孩子只有一个人配戴了眼镜，按照这样的比率来推算，在中国农村大约有3000万的孩子面临着未矫正的视力问题。

3000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果我们用最常用的方式，带着专家，拉着设备，到农村去给孩子发眼镜，以4个人为一组的方式，他们一天去检查、筛查、配镜、发眼镜，一天发50副眼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工作量，以这样的方式，这样的团队要做1634年才能够解决这3000万孩子的视力问题。

在视力问题上，帮一点算一点的方法是肯定行不通，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系统的方法，能够推广，能够持续地解决视力问题。

戴眼镜后学习成绩提高0.4个标准差

我们在样本地区252所学校当中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随机干预实验。第一个做培训、信息干预。如果信息干预有效，它就是成本最低，最容易施行和推广的方式。学校只用上一些课，提供正确的信息。为了验证它的效果，我们还做了第二种干预——如何发眼镜。先说控制组，我们会带着专家去做视力筛查，筛查完了之后我们给学生发一个通知书让他带回家跟父母说近视了，需要注意一下，然后没有再做任何的事情了。免费眼镜组也就是蛮常见的形式，通常是义诊的形式，专家扛着设备到农村小学开始筛查、检查、做眼镜，当场发眼镜。还有兑换券组，我们不带高级的专家下去，只是筛查员做完筛查发现问题，给家长发通知书的时候再发一个眼镜兑换券，说你的孩子近视了，你要带他到指定的一个地方来做进一步的检查来领取眼镜。兑换券组让家长象征性地付一定的时间成本和路费成本，我知道如果需要他付出成本可能我会损失掉一部分真的没有办法来领取眼镜的人，但我们就想知道这两种方法在提高覆盖率和使用率之间的平衡是什么，以及我想知道做这两种方法的成本效益点在哪儿，哪一种方式能成本更低的，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我们发现通过给孩子发放免费的眼镜兑换券非常有效，领到券的孩子会到我们指定的地方领取眼镜，这个比例达到84%。另外，我们也发现信息干预和培训没有起到效果，也就是说这个想象中最完美的方案其实并不完美。

更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更感兴趣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在最初把两组学生匹配成统计意义上的双胞胎，基线的成绩是完全一样的，9个月以后我们发现仅仅给农村的近视孩子配戴一副眼镜，他的学习成绩提高14分，0.4个标准差。0.4个标准差等同于一个孩子多学了一年两个学期的量，这是我们所有做过的旨在提高学生学业表现的项目中效果最大的，也是完全超乎我们想象的一个项目。

用激励方式提高学生戴镜率

发过眼镜后进行长期追踪，我们也发现了问题，孩子们的戴镜率慢慢下降了，得到眼镜的学生仅有约40%的学生坚持戴眼镜。我们在随后的访谈中发现孩子不戴眼镜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老师也不让戴，家长也不让戴，他们认为戴眼镜，近视会越来越严重，小孩子可以做眼保健操来延缓视力变化。也就是说我们最初设计的“发眼镜-戴眼镜-影响成绩”的因果链在戴眼镜这个环节断了，我们接下来重点工作是把这条链条接上。我们觉得老师应该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2013年，我们在上海做了和此前一样的实验，不同的是我们在后期加了一个稍微“简单粗暴”的环节，发完眼镜之后跟老师签定了一个协议，内容是在语文、数学、英语这三门课上，老师监督孩子坚持配戴眼镜，我们的抽查员随时会抽查，如果在评估期发眼镜的班级，老师能保证有85%的人孩子戴眼镜，我们给老师发一个iPad。结果，长期的戴镜率从40%一下子提到了80%。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又有疑问，你不是说干预方法要简单可行成本低吗，发ipad这个事情肯定做不到。我们不是鼓吹以后给每个老师发一个iPad，我们想通过快速的方式来测老师是否是真的关键点，当我们验证了老师是真的关键点之后，这为我们接下来的项目优化和改进，都先从老师入手奠定了基础。

克服“怪兽”，让戴眼镜更容易执行

我们要解决中国农村3000万孩子的视力问题，最细节的问题是我们要知道谁来执行这个事情，谁去发券，去哪儿配眼镜，怎么推广，怎么可持续，到底要花多少钱，怎么做这个事情，所以进入到项目的第三期时，我们要告诉别人怎样一步步地把这个事情做下来，让它更可操作。

我们在想农村孩子不戴眼镜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到底有哪些障碍要克服。农村孩子拿到一副眼镜的过程，就像游戏里打怪兽一样，每一关都有问题。

第一个“怪兽”是农村没有一个有效的筛查方法，很多学生近视久了没有戴眼镜就会以为世界就是模糊的，当他第一次来做检查拿到第一副眼镜可能就已经600度了。

第二个“怪兽”是父母的认知误区。在农村地区我们跟家长说你的孩子近视了，应该戴眼镜了，最让我震撼的答案是陕北的农民爸爸用着陕北话说，“我娃以后跟在牛屁股后面走的，戴眼镜太怪了，这是一件让别人笑话的事情”。

第三个“怪兽”是没有专业的验光医院。我们的调研发现在中国尤其是西部地区县级医疗体系里面几乎没有能够给孩子提供专业验光服务的部门，他们可能通常都是大五官科，甚至没有一个专科的眼科医生，所能够做的检查就是外眼，我们自己合作的眼科医生也说自己就是卖眼药水的。

第四个“怪兽”是县城地区的眼镜店的验光质量不达标。给孩子验光必须要散瞳，那就要识别真假性近视，眼镜店是没有这个资质的。我们调研发现县级地区的验光准确性仅能达到70%左右，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戴的眼镜根本不是他合适的处方，对他没帮助他不说，还把他害了，会让他视力更差。

我总结一下刚刚提到的困难，既有供给方面的问题，又有需求方面的问题，需求上面的这些问题会导致买眼镜这个事情不在决策的优先序里面，供给方面就是没有一个主体能够兜得住这个需求。

呼吁农村孩子视力健康能纳入公共教育和公共健康体系

我们在上海和陕西做了一个调研，培训老师做视力筛查，让老师像专家一样用规范流程来筛查，最后再让专家复查一遍老师的筛查结果，我们发现老师的筛查准确性达到98%，与专家进行筛查的准确率没有显著差异。我们发现老师既能做，同时也是成本最低的。

接下来我们到县级地区跟政府教育局、卫计局合作，在医院建设视光中心，对人员进行培训，让他们考取资质后回到医院工作，工作人员培训农村学校的老师做视力筛查。老师回去筛查，发告家长书，发眼镜券，让孩子来到视光中心领取免费眼镜，这样一整个链条就顺下来了。我们已经试了15个点，目前整体运行还蛮好的，但是我们总觉得不满足。

因为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发了眼镜券，只有80%的孩子来了，另外的20%，甚至有的地区缺了30%的孩子，我们需要提高转诊率和到诊率。目前，我们已经在两个视光中心又启动了教师激励第二期，没有用发iPad的方法，用更可持续的方法做教师激励，希望能够让教师下点工夫提高转诊率。我们也在持续地跟踪发免费眼镜券情况，现阶段我们只发第一副眼镜眼镜券，我们想看看发放能不能长期地改变家长和孩子的健康寻求行为。

为什么我一定要测试这个事情，因为要可持续地解决问题，那我需要把这种外在的扶持方法变为个体行为的改变，要内化成他自己的需求。因为实际上眼镜是符合经济学里面说的经验商品的，什么是经验商品？就是说我没用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好，我现在戴上眼镜了，我看的清了，我成绩也提高了，我更自信了，我不焦虑了，我当然就知道我又看不清的时候我需要换眼镜了，这个时候就是他自己内化的行为，他自己的需求被激发出来了。这个的政策含义在哪里？就是说如果未来我们仍然希望从国家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国家仅仅需要给农村孩子解决第一副免费眼镜，这个问题就可以长久地被解决了。

我们通过更多试点继续探索升级，希望能够再以政策倡导的形式最终在全国能够推广这样的工作方法，将农村孩子的视力健康纳入到中国的公共教育及公共健康体系中。

以上内容选摘自2018年11月16日作者（关宏宇/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在“三一学者成果分享会：如何进行社会问题的识别？”主题分享会上的演讲。经作者审定。澎湃新闻记者谢匡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