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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高岛真一:误入内地影视江湖的局外人

2019-06-08 10:23:22

来源:河豚影视档案(id:htysda)

作者:思涵

圈外有圈,人外有人,文娱行业内有人有事,但我们也希望能跳脱圈层壁垒,带大家看更广阔的世界,关注最新视频栏目《圈外》,一起探索这个行业未知的半径。

来到中国的第15年,49岁的高岛真一决定中止演员工作、回到日本老家,临走前,他写了一篇长文《惜别》,把这个消息告诉默默关注他的微博网友。

“好像是范冰冰的事件以后(戏)都没有了,连中国演员的工作也没有了,日本人的戏更没有了。”面对记者,他摇着头说道。

影视税务地震只是高岛演员生涯的最近一次危机:中日关系跌入冰点的那两年他几乎没有工作,而近年来网络剧的发展也让他能演的“卫视风”年代戏数量缩减。

临行前的最后一次工作是3月给管虎导演的新片《八佰》配音。饭桌上,管虎对高岛真一说:“你不要回日本,必须坚持、坚持。”高岛一边答应着,一边心说:“对不起导演,我坚持不了,真的是坚持不了。”

酒过三巡,管虎醉了。他坐在椅子上垂着头,嘀咕着说醉话:“给高岛一百万,给高岛一百万。”

这当然只是一句醉话。

高岛真一在中国参演过80部影视作品,自己调侃道:“不要脸地说,是50亿票房的演员(《流浪地球》47亿、《厨子戏子痞子》近3亿)。”

这些年来,戏份最重的角色是电视剧《红色》中的反一号木内影佐——需要泡在剧组三个月,最终片酬12万。而在大多数影视剧中,他的戏都只需要两三天时间。每天片酬3000~5000元,两三个月才有一部戏,勉强能够维持房租和生活开支。

2001年第一次来上海旅游时,还在日本做生意的高岛住在外滩600元一晚的和平饭店;2019年离开上海前,演员高岛真一租的房子在青浦区,每月房租2700元。在人生本该最为强壮辉煌的十几年里,高岛经历了一场“降级”。

高岛自认不是一个物欲很强的人,所以对他这十几年间境遇落差的感慨大都来自外界。作为一个“很像日本人”的日本人在中国演戏,他只是有很多的「想不通」。

剧组里的“局外人”

“(被枪)打死,捅死还有炸死。淹死没有吧……淹死没有,对。”

由于日本军官的角色设定,高岛真一饰演的角色常常会死掉——没死掉的情况也不少,那属于“不重要的角色不需要交代结局”。相比之下,高岛演过的“好”角色还算是“死得精彩”。比如说《红色》的木内影佐,在被炸弹炸死之前,就和男一号徐天有一场非常长的对手戏。而其他日本演员,甚至遇过一边剖腹自杀一边手蘸血写下“谢罪”两个汉字的荒谬场景。

“中国人非常的厉害,然后日本人非常的蠢,这种(剧情)比较多。但我还是按照剧本演,因为这是你们的要求,我是演员。”至于“演鬼子回日本会被打”的传言,高岛真一予以否认,“因为大家都不认识我们。”

每次表演前,高岛真一习惯先上网搜对手演员的作品,然后对着照片提前练习。拍《红色》前,高岛用汉字将剧本手抄了一份,一方面为了练习汉语,另一方面也是想将角色和剧情在脑子中过一遍。

但有时候和高岛搭戏的并不是演员,只是会说几句日语的普通中国人。他们可以用日语进行非常简单的日常交流,但总是把台词讲得七零八落。

有一次,对手的日语台词已经糟糕到了“搞笑”的地步,高岛只能用力忍耐,坚持“很真诚地说日语”。拍完那场戏,导演把对手叫过去夸赞他的日语好,问他是怎么学习的。

那天回家的路上,高岛真一哭了。“我的意义在哪?我那么认真地演戏,但是跟他马马虎虎的很搞笑的日语放在一起。”这次哭泣大概发生在十年前,高岛将近40岁的时候。

那并不是他唯一一次为了拍戏而哭。

高岛经常表现得不像是他这个年纪和资历的人。即便是已经有了几部代表作,在上海的演员副导演中间有些名气,他在片场的待遇仍然和群众演员差不多:排队打饭、长久地等待接送的车、常被丢在角落晾上一整天。

高岛和管虎陆续合作过八九次,第一次是电影《斗牛》。那天高岛始终在现场待命,不发问也不催促,就坐在一边睡着了。一打呼噜,就会被录音师推醒,醒了会再睡着,就这样过了一整天,最后被通知说自己的戏今天拍不了。管虎向他道歉,然后说“但是你还是厉害,一直在现场。”

在片场,高岛也会观察其他演员。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一些既不是明星也不是老演员的人也要人前人后带着助理。实在要带助理也可以,“但做的事情不要太……”他一边比划着,一边描述:有的演员抽烟让助理点火,还有40多岁的男演员让20出头的女助理蹲下来帮忙穿袜子——“我看了,觉得非常难看。”

有时候听演员们聊天,总是在说哪里哪里的房子可以投资。高岛心想,“他们是拿了多少片酬,才会说这种话。”

陷入睡眠,或是旁听别人聊天,这两种状态都意味着“不融入”。

高岛酒量不好,很少参与收工后的剧组聚餐,“他们越喝越开心,我是越喝越辛苦。”缺少这类交际,对于演员,尤其是需要混副导演圈子的演员来说,几乎称得上是一种社交绝缘。但曾与他一起在《我的母亲赵一曼 》中演戏的三浦研一却走上了另一条路,比如说他就签了正规的经纪公司。

一次,高岛真一的日本朋友和他在同一个剧组演戏,看到高岛坐在武行演员和群众演员中间,就用日语说:“你跟级别低的人一起坐。”

在一群听不懂日语的群众演员中间,朋友用母语传达的优越感升级成为恶意。高岛心里顶着火,尽力忍耐着问:“那你坐在哪?”朋友很骄傲地用手一指,“我在导演后面坐。”

执行导演前来调机器,高岛起身道谢。日本朋友又从导演身后走过来,告诉高岛:“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这样做了。”这回,高岛再也忍不住火气,“你以为你是谁?”

后来,在告知网友自己要离开中国的微博长文《惜别》中,高岛提到自己没有努力地和制片人、导演搞好关系,有一些没有代表作的日本人也比自己片酬高……

无人知晓,写下这些时的高岛是否会感到一丝后悔。

为了5秒钟的《流浪地球》也想了一句台词

高岛真一很在意网友对自己表演的评价。拍完《厨子戏子痞子》,高岛满怀期待地刷微博,发现几乎看不到自己的名字,却有不少人讨论张鲁一演技。现在提起这回事,高岛脸上还带着一点孩子气的不服和疑惑:“他那么少的戏份,好奇怪。”

直到高岛看到一条评论里提到“小红人”,才发现有很多观众注意到他的角色,还起了昵称。

“小红人”(菅井真一)是高岛早早抱有期待的角色,因为“不穿衣服,变红又变蓝,很特别”。而真正让他知名度飙升的“木内影佐”,他在拍戏的那3个月里反而没品出有什么特别——毕竟,这类凶残的日本军官角色,他演过太多太多。

高岛真一从不挑剧本。对在中国本就戏路狭窄的日本演员来说,挑好剧本、挑有突破性的角色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一般都是接到电话问他有没有空,说好有几场戏、多少报酬,直接就去拍。

中途一度有个住北京的经纪人联系高岛,说可以代理他的表演事务。连合同都没签,高岛就和对方达成了合作。从此,高岛再接到电话邀约就对接给经纪人,但却往往再无下文。

直到现在,高岛还不相信对方可能是个骗子或撬戏的人——他的理由是,经纪人曾借给他钱,没有理由不积极帮自己接戏。

幸运的是,谍战剧《红色》在2014年火了,导演杨磊邀请高岛去北京参加影迷见面会。高岛刚走进会场,里面那些年轻女孩就发出了尖叫,这是他从未经历的场面。高岛既开心又有点迷惑:“看到我这么一个老头,还说’好帅!’我有点尴尬。”

那一次来北京,高岛特地去见了那位经纪人。“我让他看我现在的样子,你看很多人喜欢我和我的表演。”高岛讲得认真,目光朴素而执拗。

然而,除了收获了一批微博粉丝,《红色》并没有像高岛预想中的那样,给他的职业发展带来太多实质性的改善。打开网络,他能明显感觉到题材多元的网剧越来越火,那个因“抗战胜利60周年”而让年代剧热火的电视台时代,离他越来越远。

高岛心里知道,在上海演戏的机会没有北京那么多,但他喜欢上海,就不愿意离开。

之前也有来中国演戏的日本人,在上海没什么机会就跑去了北京,离开时扔下一句“上海这个地方不好。”

高岛很生气,瞪大了眼睛。“不是上海不好!(是)你不好!”他因此决定还要在上海坚持一下,“我证明一下不是上海不好,是人不够努力。”

高岛没有再提证明的结果。我们一起去他熟悉的上海影视乐园(即车墩),他站在一派民国气象的南京路旁感叹,“以前这里会有四五个剧组同时拍,现在一个都没有了。”

闲着不开工的时候,高岛把心思放在“养微博”上。为了回应热情的粉丝,他会每天在微博上更新一日三餐和自拍。

有一阵子他吃了几次麻辣烫,评论里有人说“叔天天吃麻辣烫”。高岛不太理解这种夸张的中文表达,油然而生一种“偏向虎山行”的志气来:“那我就天天吃给你们看吧”。

不过“麻辣烫挑战”进行到第七天,他就吃不下去了,在微博上向大家汇报:“对不起……麻辣烫天天不了……”文字里还配了两个可怜兮兮的流泪表情。

近年来,为了省钱,高岛出门吃饭的频率已经大大降低,更多的时间是在家里做菜。他的厨艺算不上高明,都是他在日本小学五年级课堂上学的那几样。

味增汤是每天必喝的。高岛一边开火,一边提起自己的新外号:“味增汤大叔”——在《流浪地球》里,他饰演赴死的日本救援队员,只有一个不到五秒的背影,但他还是认真的和郭帆导演要求加了一句台词“好想吃碗白米饭。要是有味增汤就更好了。”

“确实有不少观众被这句台词打动了。”

白米饭配味增汤,这是演员高岛真一每天晚上的餐桌内容,也是日本救援队员再也无法重温的家乡味道。

热爱上海却极少回日本的“阿吉桑”

高岛在上海租的房子位于一个老小区。走进客厅,迎面就是一幅巨大的牡丹花,画上题着“花开富贵”;门边上有个撕拉式日历,顶上的柜门还别着一面中国国旗,看起来像是任何一个90年代中国家庭的屋子。

吃饭之前,高岛先拍照发微博:“没有P图,因为华为手机拍的很好。”

在中国生活十五年,高岛真一几乎没有回过日本。签证需要他每三个月离开一次中国,他就挑机票最便宜的地方去:上午从上海飞去济州岛,在机场吃一顿韩餐,下午再飞回上海。

“我几乎不怎么飞回日本。”

很少回家,是因为高岛和父亲关系不好。高岛的父母在他七岁时离婚,抚养他的是爷爷奶奶。高中三年级,高岛撑杆跳拿了第一名,特意把奖状放在家里最明显的地方。父亲回家时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有说就进房间了。从那天起,高岛对父亲彻底失望,“我也不管他了。”

拍《红色》的时候,高岛忽然收到弟媳的信息,说奶奶去世了。高岛眼泪忽然止不住地流,他从候场的地方跑去远处的一棵树旁,偷偷地哭了几分钟。

一个星期后,高岛的堂弟由于车祸意外去世。直到《红色》杀青,高岛才回国去两位家人的墓地祭拜,“后来《红色》红了,我想是不是我的奶奶和堂弟帮我红?”

讲起这段,高岛带着摄制组来到了当年哭泣的那棵树旁,不过这一次没有再流眼泪。

高岛已经在外漂了三十年。高中毕业后,他只身前往东京打工。来中国是因为老板打算在这边做生意,派他来学汉语——上海戏剧学院,成为了33岁的高岛迈入的第一所大学。

穿梭在上戏周围的街道,高岛像是来到了自己的主场,轻车熟路地告诉我们哪里可以停车、哪里有好吃的餐馆。“这些店以前没有这么干净的。”他扭头对我们说,像每一位回到母校追忆往昔的大学毕业生。

还没有搬去相对偏远的青浦区之前,高岛常会回上戏的外事办公室看望老师。在这里,高岛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人物。采访中遇到老师,他们都能熟络地叫出高岛的名字;高岛还会给老师取外号,比如“高跟鞋老师”。

和高岛最熟的是主管外事办公室的张老师。张老师比高岛大几岁,也不拿他当外人招待,每次就由着高岛坐在她的沙发上,自己翻零食吃;她则专心工作,有空档的话再同高岛闲聊几句。

张老师经常送他学校里各种演出的票,有时候调侃他要不要两张?但高岛始终只要一张。有一段时间高岛没地方住,她还帮忙把学生宿舍的仓库腾出来,只要每月1000元的租金——高岛觉得太便宜了,自己讲价讲到了1500元。

“像高岛这样和我们有深厚感情的留学生其实不是很多——可能和日本这个民族看重情义有关系。”张老师说只要自己还在、还没退休,都欢迎高岛回上戏看看。

听了这话,高岛便开玩笑,“到时候我帮你推轮椅。”张老师取笑他,“等我坐轮椅的时候,你也差不多了。”

不过,即便是在中国生活了十五年,高岛仍然“很像日本人”。

张老师讲,以前日本艺术团体来访,高岛帮外事办公室做翻译,因为没有明确的时间计划而和老师们闹过矛盾。“我们有很多‘你先去了再说’,高岛说不行,这个要一定要说好的。日本人就是必须要说好、说死的。”

接受采访的这一天,高岛提前来到楼下等待。看到拍摄团队走近,他微微欠身示意。等到第二天,他忽然很正经地告诉我们,日本人约定九点半见面,其实应该在九点十五左右到达。

明明可以打电话的高岛真一,还特意提前回了一次老家,向父亲请示能否回老家共同生活。七十二岁的父亲听儿子讲了在中国的近况,只回答了一句“可以”。

在中国漂泊十五年的高岛真一,决定在49岁之际重新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唐人街探案3》剧组联系高岛,想邀请他做日本拍摄期间的剧组翻译,也被拒绝了,“因为不稳定。”

高岛还没有想好,自己这个年纪能够找什么样的工作。不过,他还有一点时间可以用来思考——在找工作之前,他得先把父亲住的那间破破烂烂的老房子修好。

2019年6月5日,天气炎热。已经回到日本的高岛在院子里架起手机摄像,一边擦汗,一边捡拾木材、搬运瓦片,旁边烧火的烟雾弥漫到镜头前。这条标题为“没钱就靠体力”的视频下面,有几十条中国网友的评论。

这些来自中国的应答,是镜头里这个埋头苦干的普通日本大叔“在中国曾经是演员”的最后证明。


本文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河豚影视档案”(id:hty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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