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纽约时报8月26日报道，首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 于8月24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去世，享年98岁。他的家人发布声明证实了他的死讯。

李敦白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个犹太家庭。曾先后就读于波特军事学校、普林斯顿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并最终在后者修读哲学，期间曾经加入美国共产党。1942年参军，被派往斯坦福美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老师中有张学良之女儿张闾瑛和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敦白作为一名受过中文培训的美国陆军新兵飞经驼峰航线抵达中国昆明。那时候，他的名字叫Sidney Rittenberg。在昆明当地开明书店老板的建议下，更名为“李敦白”，并沿用至今。特别简单，就是在“李白”的名字中加一个意思为宽厚的“敦”字。

1946年10月19日，在当时一些中共领导人的帮助下，他到了延安。在延安，李敦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15年，李敦白接受人民网专访 图自人民网

1980年，他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几经颠簸，后来专门从事咨询行业，牵线搭桥，帮助中美公司在两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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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旗下《环球人物》2013年报道，1945年9月，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尽，李敦白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昆明，担任美军军法处的中文专员。这份工作使他接触到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民众，渐渐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对传说中廉洁并且充满理想的中共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1945年11月，在昆明的美军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李敦白本该复员回国。可此时他由于与中共地下党员频繁接触，“完全被中国迷住了”。他决定留下来，并想方设法到美军的上海陆军总部工作，还与上海的地下党“接上了头”。后来，在宋庆龄的介绍下，他转到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工作，随后又前往张家口协助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1946年9月，他启程去了延安。

“我是在傅作义部队袭击张家口前几天动身的。”李敦白对本刊记者回忆说。临走前，他去向晋察冀解放区司令员聂荣臻告别，聂荣臻给他写了张条子，大意说，这是李敦白同志，我们的美国朋友，希望沿途军民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聂荣臻签了字，还盖上了大红戳。我靠这个条子得到很多帮助。每到一个村子，当地的干部看到条子，就很热情的给我煮面条吃，找地方住。”

一路上，李敦白偶尔骑马，但大部分的路途都步行完成。他从张家口出发，途径4个省，突破封锁线，渡过黄河，走了45天，在10月到了延安。“虽然长途跋涉，但我很兴奋，一点不觉得苦。”

李敦白到达延安时，刚好赶上一个星期六。他在拜会了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后，碰到了当时的中央青年团书记冯文彬。冯文彬告诉他，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舞会，可以带他去。就在那天的舞会上，李敦白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当时，舞会上还有朱德、刘少奇和江青。

“我们推门进来时，毛主席正在跳舞。他看到我，就停了下来。”李敦白回忆说。在简单地介绍后，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说“欢迎一个美国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工作”。随后，毛泽东和他找了靠墙的椅子坐下，第一句话就说：“如果你同意，我安排个时间，你到我那待一两天，和我谈谈美国。”李敦白说自己也不是什么专家，不知道主席想不想听，毛泽东爽快地说：“你就跟我谈美国，一切我都愿意听。”

后来，李敦白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俩人谈起话来。李敦白注意到，毛泽东是个非常虚心，而且有礼貌的人。“听我说话时，他总是聚精会神。后来年长一些的朱总司令来了，他起身非常客气地打着招呼——总司令来了，请坐。”

在延安，李敦白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负责翻译和修改稿件。他认为，自己在为这个古老的国家的巨变留下记录，就打消了回美国的想法。同时，经李先念、王震介绍，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直接批准，他加入了中共，成为了当时中共唯一的外籍党员。

解放前，李敦白经常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在他眼中，是个能虚心听取意见的人。有一次，毛泽东和李敦白对美国工人阶级革命产生了不同看法。“毛泽东和斯大林当时有相同的分析，认为二战之后，美国会再次发生经济危机，美国工人会趁此起来闹革命。”李敦白说，“我跟他说我有不同看法。经济危机对于美国工人阶级不是好事，而是灾难。在危机中，工人阶级的组织会瓦解，因为他们没有坚强的领导。我们两人意见不同，但那也没什么关系。”

“作为一个革命者，我太差了”

遗憾的是，留在中国的李敦白没能躲开时代的旋涡，曾两次被投入监狱，先后被监禁16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李敦白却被关进了监狱，而且一关就是6年多。当时，苏联认为，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莫斯科新闻》的美国左派作家斯特朗是“美国间谍”，在世界上布下了大范围的情报网，李敦白受她领导，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苏联逮捕了斯特朗，并通知中共把李敦白抓起来。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会受到怀疑呢？”这是李敦白当时思考的问题。“我认为，作为一个革命者，尤其是作为一个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我肯定太差了。要不然，别人为什么会怀疑我。”他当时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继续提高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思想科学化、革命化和纯洁化的人。“我对自己说，接受审查是我的任务。别人有上战场的任务，有工作的任务，我有接受审查的任务。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就这样看自己。我利用在监狱的机会努力学习，提高认识。我相信，如果我能从监狱出来，有更高的认识，那就更好了。”

1953年，斯大林去世，大量的错案也得到了平反，“斯特朗国际间谍案”也在其中。1955年4月，李敦白结束了监狱生涯，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郑重向他道了歉。1964年1月，毛泽东宴请包括李敦白在内的外国朋友时，对李敦白说：“你被牵扯到她（斯特朗）的案子，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个好同志。”出狱后，李敦白选择了到缺少外国专家的广播事业局工作，主要负责对英语广播稿件进行润色、把关，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敦白没有听从朋友的劝告，投入了中国的政治纷争。最终，于1968年再次入狱。第二次入狱时，李敦白唯一获准带进监狱的只有一本《毛泽东语录》。“我下了决心，越是关在监狱，信仰就要越强。我经常默念夏明翰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我的注意力都在这一点上，如果我太关注个人，可能活不到从监狱出来的那天。”

毛泽东与李敦白

毛泽东思想是笔巨大财富

在狱中，李敦白对于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毛主席做了别人做不到的好事。他解放了中国，建设了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进行了宏大的社会改革，农民分到了土地，知识分子也变得更有地位。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中国人的腰杆直了起来。”在李敦白看来，毛泽东的有些政策操之过急，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但毛泽东思想不仅不能否定，反而应该更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对于中国来说是笔巨大的财富。而且，这笔财富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说到这里，李敦白反问记者，解放战争为什么能取得胜利？“我在昆明的时候，和国民党第五军住得很近。他们的军人吃得白白壮壮的，而且训练很系统，按道理说，这样的部队会打仗。”李敦白说。随后，他比较起了解放军。1946年11月，他看到王震率三五九旅从陕南回延安时，很多战士就像小孩子，因为农民分到土地，就让儿子参军了。一个班10个人左右，大概就4个人有布鞋，其余的都穿着自己编织的草鞋。一个班里，也只有四五个人拿着步枪，其他人都是红缨枪和大棍子。和国民党部队相比，共产党军队能打胜仗，关键在于思想路线对头，“共产党有一套科学思想，集中起来说，就是实事求是。”

李敦白跟记者举了一个例子：1947年前后，党中央发布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40条指示，他受命把这些翻译成英文。其中，第四十条指示是毛泽东亲笔写的，李敦白看不懂毛泽东的毛笔草书，就请人来解释。对方告诉他，这一条说，如果县区村里的同志想破坏这40条指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工作中，一字不改地照搬执行，这肯定要失败。毛泽东的言外之意是，在执行指示时，一定要研究当地的情况，具体执行。

1977年11月，李敦白被释放出狱。他没有再回到广播事业局，而是先后在新华社、社科院担任顾问。1980年3月，李敦白偕妻子儿女回到了阔别35年之久的美国。在美国，李敦白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了6年的毛泽东哲学。最近几年，他又在华盛顿州的太平洋路德大学教书。“学生读《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的节选，他们的兴趣大极了。这些东西很有价值，应该学，中国人如果自己不学，就太没道理了。”李敦白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