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逝川】

近日，哈佛燕京图书馆宣布，耗时十年之久的4200部，约53000卷中文古籍善本特藏数字化工程全数完工，现已开放线上浏览与下载入口。合作机构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以及浙江大学CADAL（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图书馆等机构。对中国学界和西方汉学界来说可谓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为当今汉学研究者打开了一座知识宝库。

哈佛燕京图书馆外景（图片来源：哈佛燕京图书馆官网）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将近150万册，其中中文文献逾80万册，日文文献将近35万册，朝鲜文文献将近20万册。“在中国本土之外，哈佛燕京图书馆是西方世界里两个最大、最好的中国古籍善本收藏图书馆之一（另一个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那么作为一所美国大学的图书馆，为何会有如此众多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中文典籍呢？这就要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起源说起了。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源头——从一本诗集开始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藏书可以追溯到1879年（清光绪五年），彼时有一位中国官员受聘到美国哈佛大学任教。不仅是哈佛大学的第一位中国教师，也是中国向西方大学第一次派出教授传授中国文化，可谓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他的名字很独特——初看会以为是晚清来华的传教士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戈鲲化（这个名字引用了《庄子·逍遥游》中关于北方大鱼的典故：“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戈鲲化早年在古典文学上颇有造诣，科举仕途上则先先后通过乡试和会试，成为了一名举人。可惜弱冠之年父母先后撒手人寰，“读书不成，从军幕府”，于是在晚清平定太平军的湘军将领黄开榜身边做了五六年幕僚。此后赴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任职两年，便“移砚甬上”，来到英国驻宁波领事馆任翻译兼中文教师，一干就是十五年。其间“曾捐得宁波候选同知，蓝顶戴，属九品官中的第五品”，大小也算是个官了。

1877年，已在中国生活了15年的美国驻营口领事鼐德（Francis P．Knight）致信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W·埃利奥特（Charles·W·Eliot），提出募集一笔钱，从中国聘请一位教师，在哈佛建立中文讲座的建议。

其目的是通过学习中文，培养一些年轻人，为他们将来在中国政府供职提供条件，增强他们在中国进行商业贸易的能力。在当时把中国教师请到美国，属于特立独行的想法，在美国的汉学圈内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不过当时的哈佛校长埃利奥特以其远见卓识大力促成了这件事。于是鼐德委托担任清政府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自1859年英国人李泰国被委派为总税务司后，清政府的海关系统内便大量充斥着外籍中高层员工）帮忙。

赫德又把此事托付给任职宁波税务司的美国人杜德维。考虑到戈氏在美、英领事馆工作的经历，对西方人实施中文教育的经验和作为一名作家、诗人而具有的丰厚文学底蕴，杜德维最终推荐了自己的中文教师——戈鲲化。1879年5月26日，戈氏在上海与美国哈佛大学委托代表鼐德签订赴美任教合同，合同期为三年，即1879年9月1日至1882年8月31日。随后戈鲲化携带家眷和一大批中国书籍于1879年8月底抵达哈佛大学。

在哈佛期间，戈鲲化以其特立独行（戈氏每次授课均会穿戴五品官服）和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广受学生和同事的好评。虽然戈氏是作为语言教师被聘任的，但其早早就认识到了在美国传播中国文化的价值并付诸实践。

戈鲲化经常为学生讲解中国诗歌，所用教材就是自己的诗集——《人寿堂诗钞》，还支持编纂了第一本由中国人编写的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的教材——《华质英文》。

按照合同，戈鲲化本应教学到1882年8月31日，然而不幸的是当年2月他因感冒印发肺炎，多方治疗无效于2月14日病逝。在哈佛大学为戈氏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之后，当年5月他的遗体和家人在杜德维的护送下回国。而当年他带去的图书则留在了哈佛大学，成为如今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首批藏书。

悬挂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戈鲲化照片（图片来源：哈佛燕京图书馆）

筚路蓝缕裘开明——汉和文库的发轫与哈佛燕京学社

进入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阅览室，门侧挂着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一任馆长裘开明、第二任馆长吴文津的照片。先行者戈鲲化留下了一些遗产，但要从一本诗集到一座图书馆，开创者裘开明可谓居功至伟。

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一任馆长——裘开明博士

裘开明1898年生于浙江镇海县，1922年从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学毕业（师从中国现代图书馆教育先驱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后担任厦门大学图书馆第一任馆长。1924年，受厦门大学派遣，裘开明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攻读硕士学位。1925年秋，他又考入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攻读经济学。

1927年，经过多年的采购与捐赠，藏于哈佛学院怀德纳（Windener）图书馆（现今世界藏书量第一的大学图书馆）91室的中文藏书已达4526册，日文藏书已达1668册。迫切需要专人管理。于是哈佛学院图书馆馆长、义和团研究专家柯立芝（Coolidge）教授聘请了正在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裘开明来管理这些藏书，并对其进行分类，当时称之为汉和文库，这就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正式肇始。

作为主管，裘开明开始着手扩充文库的藏书并进行分类。一方面，他联系北京、上海和东京等地的代理商继续进行采购；另一方面，他依据张之洞、缪荃孙（所著《书目答问》，介绍中国古书大概和目录版本知识）、美国学者卡特（Cutter Ammi，创立卡特展开式分类法Cutter Expansive Classification）和杜威（Melvil Dewey，创立杜威十进分类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等人的分类理论和方法，博采中西之长，发明了“汉和图书分类法”，以便利读者寻找书籍。后来胡适将其编纂成书，至今读者仍然可以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这本《汉和图书分类法》。

《书目答问》扫叶山房石印本，一说系张任四川学政期间委托缪荃孙代撰

胡适编纂的《汉和图书分类法》

1928年，乘着中美文化交流的东风，在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即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提到的即是他）的运作下，美国的哈佛大学与中国的燕京大学利用美国化学家、制铝先驱和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 1863-1914)的遗产基金，注册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当时哈佛本来属意成立时间更早名气更大的北京大学，但由于哈佛大学委派的美国人华尔纳与北京大学合作考古失败，华尔纳更有剥皮敦煌壁画装运出境的恶劣行径，引发我国外交部向美国驻京公使提出抗议。

虽然由于当时我国国力衰弱，被美国政府敷衍而过。但哈佛大学终究颜面扫地，遂迁怒于华尔纳，也对北京大学感到失望。加上司徒雷登趁此机会积极活动，遂促成了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合作。着力于汉学研究与中美文化交流，同年学社成立了汉和图书馆（Chinese-Japanese Library这里的“汉”指中文图书，“和”指日文图书），专藏中、日文书籍。怀德纳图书馆所藏的中文、日文书籍于是一并移交，一年前就开始管理这批书籍的裘开明先生于是被任命为汉和图书馆的馆长。

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财政支持和裘博士的图书馆学专业出身的管理之下，以及在京的燕京大学的帮助，汉和图书馆的藏书开始迅速膨胀。1938年已经达到了11万余册，增长了17倍。

在藏书增多的过程中，随着哈佛大学增设有关东亚的课程，汉和图书馆也扩充了藏、蒙、满文图书的收藏，后续还增加了朝鲜文、越南文图书。学科类型也从单一人文科学类扩展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类。

呕心沥血求书——从汉和图书馆到哈佛燕京图书馆

从1928年到在担任馆长期间，为了求得好书，保存珍惜善本，裘博士可谓是鞠躬尽瘁。抗战爆发之前，汉和图书馆联合燕京大学图书馆在北平合作购买中文图书，并在燕京大学成立了一个哈佛燕京图书信息中心，由目录学家顾廷龙负责。

如今哈佛燕京图书馆里中所藏的绝大多数明、清时期的文学典籍、选集、各地方辞典等等，都是采购于这个时期。民国法学家刘曼仙先生曾于1936年在民国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第33卷第24期中发表文章《歐美蒐集漢籍記略》（蒐通搜），指出当时汉和图书馆的藏书大概已有七万册之多。

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1936年33期第24卷封面（图片来源：商务印书馆民国期刊总辑全文数据库http://cpem.cp.com.cn/）

而全面抗战爆发后，因战乱困苦，许多书香家庭不得不出售藏书，许多古籍和手稿出现在京沪书市。汉和图书馆借机收购了大量明清时期的雕版印刷古籍，包括一些作者的亲笔手稿。

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日本一片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大量的古旧书开始出现在日本的书市，一些战争期间从中国运走、非常珍稀的古籍也在其中。于是裘开明博士迅速转向日本采购书籍。1950年开始，汉和图书馆派出了工作人员分赴东京、大阪、京都等日本城市的有名书店，力争在其他组织（特别是日本东方图书馆和国立国会图书馆）和个人之前抢购到珍稀古籍。

在这一时期汉和图书馆可谓是抢救了许多善本和珍稀古籍，如宋代印刷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明代印刷的《峥霄馆》、《明心宝鉴》和《春秋繁露》，以及收录了七百多封书信的《明诸名家尺牍》。

经历了裘博士37年的苦心经营，汉和图书馆很快成为寰宇知名的东亚图书馆。而随着藏书的增多和学科类型的扩张，汉和图书馆也慢慢演变成为一座学术研究图书馆，所藏书籍也超越了中、日两种语言，涵盖了大半个东亚。

于是在1965年，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改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仍由哈佛燕京学社管理，直到1976年由学社捐给哈佛大学后，改为哈佛文理学院图书馆系统的一个分馆，由“哈佛学院图书馆”（Harvard Library）管辖。

而也是在1965年，第一任馆长裘开明也正式退休，由原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东亚图书馆馆长吴文津接任。

1958年，国民政府退伍翻译官在美国加州帕洛阿托（Palo Alto， CA）吴文津寓所，中间右一为吴文津（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吴文津馆长于1998年退休后，历任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的郑炯文继任第三任馆长至今。在新的时期，哈佛燕京图书馆也同全球其他的图书馆一样，开始了数字化的时代。

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为什么会这么重要？

据哈佛燕京图书馆现任馆长郑炯文在2014年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提到的数据，当时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藏书将近150万册，其中中文文献超过80万册。中文文献的珍贵之处在于：地方志（3858种，据哈佛燕京图书馆前任馆长吴文津博士统计，系中国大陆收藏的地方志总数的46%，其中有189部是国内八百多个图书馆没有的）、丛书（1500种）、明代和清代的个人著作、善本书（12世纪至19世纪）、供研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使用的第一手与第二手资料，以及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第一手及第二手资料。可以说收藏资料全面涉及中国的历史、语言、文学、哲学、宗教和美术，并为研究我国近代和当代各类社会科学提供资料。

每年哈佛燕京图书馆会服务二百位左右的访问学者，供他们利用馆藏进行自己的研究。也会邀请一到两位访问馆员来哈佛燕京图书馆学习、交流。但相比在全球进行汉学研究的学者数量而言，还是有些杯水车薪的感觉，尤其对那些没有机会亲赴哈佛大学访学的学者而言，更是带来诸多不便。因此，这一数字化工程的完成十分令人欣喜。

现在，世界各地的网友登录以下网址，即可免费在线浏览、下载这些珍贵善本的电子版。

http://guides.library.harvard.edu/c.php?g=310134&p=2071022

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特藏数字化工程网页截图（来源：哈佛燕京图书馆网站）

从其官网可以看出，典籍涵盖宝卷、旧海关资料、珍惜地方志、基督教传教士文献、德国摄影师赫达·莫里森（Hedda Morrison，1908 - 1991年）拍摄的中国老照片等等。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

雕刻印章的男人，赫达·莫里森摄（来源：哈佛燕京图书馆数字数字化工程）

佛教修士，赫达·莫里森摄（来源：哈佛燕京图书馆数字数字化工程）

未来，哈佛燕京图书馆会会在数据库建设和数字人文学的研究上进一步深入发展。而随着各种高校联盟和通用数字平台的出现，学术资源共享以及跨地域和跨校的服务方式会变得更加普遍。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学术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也会会变得更加紧密。我们可以憧憬：在不久的未来，在国内一家高校的图书馆内便可便捷浏览全球众多高校的学术资源，学术研究也将变得更加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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