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解聘一事昨天出现反转，率先在媒体上声称因言获罪的张昕竹，被曝出收受美国高通公司600万报酬，引起舆论一致质疑。不过张昕竹本人对此并不承认，短信回复媒体称“扯淡”，“个人力量太渺小，你有理有什么用？”但至于事情真相如何，昨天张昕竹不愿多做解释，仅表示现在“舆论环境太恶劣”。

对于张昕竹受聘高通，昨天诸多学者都指出此举违背“回避原则”，凸显“产学旋转门”乱象，更有人称其“个人的道德操守可能存在问题”。据媒体报道，国家发改委还建议中国社科院对张昕竹除名，同时向张昕竹兼职的两所高校通报了情况，并建议将其除名。

张昕竹2011年接受央视采访，谈到中国电信运营商的垄断问题

短信回复称“扯淡”

在外企在华频频遭遇反垄断调查的背景下，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解聘的消息，引来了社会广泛关注。昨日，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张昕竹或因收高通600万好处费被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解聘。昨日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张昕竹，他对新京报记者回应称：“瞎扯，你信吗？”但截至记者发稿时，张昕竹被解聘的详细理由尚未公开。

张昕竹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个人力量太渺小，你有理有什么用？牺牲也无助。”但至于事情真相如何，昨天张昕竹不愿多做解释，仅表示，现在“舆论环境太恶劣”，各种详情，以后再跟媒体沟通。

21世纪经济报道昨天也收到了类似的短信回复：“你信吗？这是扯淡的事！”“现在舆论环境恶劣，以后再说吧。”

张昕竹此前曾表示自己被解聘是因为帮外企（高通）说话，“就好比我给死刑犯做了辩护”，并称“我不是官员，没违纪没违法”。

高通方面公关人士则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目前我们无法评论。”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的一名成员表示，目前报道的问题都没有细节，在这种状况下很容易被“上纲上线”。

另有媒体报道称，国家发改委已建议中国社科院对张昕竹除名，同时向张昕竹兼职的两所高校通报了情况，并建议将其除名。

电信业争议人物

公开资料显示，张昕竹1997年毕业于法国图鲁兹第I大学，获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在电信行业，张昕竹是个争议人物。据一位电信人士介绍，张昕竹师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新规制经济学奠基人让·雅克·拉丰教授，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4年，张昕竹受原信息产业部委托，对运营商的网间结算成本进行分析测算，提出了全新的基于成本进行结算的方法。张昕竹的方案甫一拿出，就遭到了各方的质疑和诟病，其因此被抛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各方的压力下，张昕竹的方案最终未被采用。

2011年，张昕竹接受央视采访时曾对电信运营商收费问题发表看法，表达对“通话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费”的反对。张昕竹当时表示，我们国家对电信行业是管制的，“就那几个人能做”，“运营商还是比较强势，消费者还是比较弱势”。

资料显示，张昕竹曾先后被聘为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成员、《电信法》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科技专家委员会常委等咨询职务。

观点：“专家应回避有冲突咨询角色”

对于张昕竹被解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和律师。

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表示，学者为企业提供咨询，收取咨询费，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限制，收取咨询费的金额也没有上限。

该学者表示，虽然国家对公职人员、党员都有一些规定，但作为政府咨询机构的顾问委员，提供智库作用的人，是否也应遵循公职人员的限定，现在全球没有一致的结论。从学术伦理上讲，咨询专家应该主动回避有冲突的咨询角色。但即使没有回避，也并没有触犯法律，被辞退后，并不会被追究更多的责任。

“反垄断委员会的其他咨询委员，大多也都和企业有咨询关系。所以张昕竹并不是因为给企业提供咨询而被辞退。”他认为。

IT与知识产权律师赵占领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现有媒体公开的报道来判断，张昕竹收受高通公司高额报酬，为高通公司在反垄断调查中作辩护，并不算违法行为，顶多就是违反了发改委的工作纪律。

据介绍，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是为国内三家反垄断执法机构提供协调服务的机构。专家咨询组不是常设机构，聘请的专家都是高校和反垄断法的专家。张昕竹只是发改委的外聘专家，双方并没有劳动合同关系，同时也不是国家公职人员。

根据《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工作规则》第三章工作纪律第十三条规定，专家咨询组成员工作守则，其中第(三)项明确规定：“不得从事与履行专家咨询组职责利益冲突的活动；未经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同意，不得以专家咨询组成员身份从事与履行专家咨询组职责无关的活动。”对违反工作守则的专家咨询组成员，予以通报批评、告诫乃至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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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凸显“产学旋转门”乱象

身为反垄断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同时还是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以此推导，可以说，张昕竹自2008年至今一直担任国内移动通信产品分销商天音控股的独立董事，事实上也是不太合适的。

世事难料，曾参与起草《反垄断法》的张昕竹，最终却陷入到事关反垄断的漩涡之中——8月12日，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宣布解聘，不再担任该咨询组成员，原因是“违反工作纪律”。

据相关媒体报道，张昕竹之所以遭到解聘，直接与去年底国家发改委对全球芯片巨头高通的反垄断调查有关，而在我国反垄断调查的步步逼近中，身为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的张昕竹，不但屡屡为高通辩护，而且还参与编写了“旨在为高通洗白”的厚达几百页的报告文件。

此事一经浮出水面，作为反垄断专家咨询组2011年成立以来的首个解聘成员，张昕竹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尽管，在事发之后，张昕竹以“发改委相关机构并未向其征询意见”为由自辩，但是，客观而论，这是毫无说服力的，因为，没有向其征询意见，并不代表作为反垄断专家咨询组成员没有主动沟通的义务，更不代表张昕竹可以一边担任反垄断专家咨询组成员，一边又为反垄断调查对象高通提供咨询服务。

在真相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没有必要过多纠缠于张昕竹所为，到底是违规、还是违法。相反，我们倒有必要对常识进行辨析，张昕竹身为国务院反垄断专家咨询组成员，本应对涉及反垄断的商业咨询业务秉持“回避原则”，更何况业务对象是反垄断调查对象高通呢！

缺乏起码的“回避原则”，不仅说明张昕竹个人的道德操守可能存在问题，而且也间接表明我国除“政商旋转门”之外，还普遍存在“产学旋转门”的乱象。

聚焦到张昕竹解聘门事件，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如果高通为张昕竹支付了高额报酬，那么其所看中的，极可能不仅仅是张昕竹的专业水平，还可能与其作为反垄断专家咨询组成员的话语权有关。

当然，对上述进行质疑，并非否定产学结合的积极意义，而是旨在说明，如果学者本身已受聘相关政府咨询机构、或者已接受相关部委的课题委托，再参与该部委职能范畴内的涉企商业活动，是极其不妥的。这是因为，很有可能会导致此类学者将对该领域的话语权和知情权，经由涉企商业活动进行间接利益输送。

学者专家可以积极参与产学结合，但如果其已受聘于相关政府咨询机构，则必须秉持起码的“回避原则”。再以张昕竹为例，身为反垄断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同时还是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以此再进行推导，可以说，其自2008年至今一直担任国内移动通信产品分销商天音控股的独立董事，事实上也是不太合适的。

自去年10月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后，我国政商旋转门的乱象，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迄今为止，仅沪深两市就有120名官员独董请辞。

而与“政商旋转门”相比，“产学旋转门”的利益输送路径，往往相对间接且更为隐蔽，故而，对此我们更有必要提高警惕，不仅应强化相关政府部门出台的工作纪律，而且还应健全相关法律、并严格执行，以便切实扭转我国“产学旋转门”乱象。

作者：杨国英 原标题：张昕竹被解聘凸显“产学旋转门”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