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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分析师:工程师红利就是中国下一个十年的人口红利

2017-11-10 16:42:22

广发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郭磊,11月8日在其微信公众号“郭磊宏观茶座”发布的报告指出,工程师红利就是中国下一个十年的人口红利,它将与另外三大红利——新生儿红利、消费升级红利、基建网络及新城市群红利——一起助推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人口红利减退

传统意义上所谓的“人口红利”,简单地说,是指一个国家在出生率下降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升高,而对儿童的抚养率降低,使得人均产出增加。在这份报告中,郭磊一方面承认中国经济已经在2011年前后度过了“刘易斯拐点”,也就是中国社会从劳动力过剩变为劳动力短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减退是个不争的事实。报告指出,以2011年为转折年,中国15-39岁人口比例达到峰值40%,而后几年连续下降,在2015年降至36%左右。而同时,儿童的抚养率也以2011年为转折点,由2005-2011年的下行开始转变为逆向上行。

“工程师红利”正在形成

而这种传统人口红利减退常常被视为对中国经济中长期悲观的理由。但是郭磊并不这么认为。他在报告中指出,尽管人口数量在下降,但另一方面,人口红利素质即“工程师红利”则正在形成。因为,除了人口数量,劳动力素质也是供给端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他列举了五个因素,表明新的搞教育素质人口红利(“工程师红利”)正在形成:

一是,中国在2007-2016年这十年间,已经累计培养了6000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和450万研究生。同时,海外归国人员比例也从2012年的72.4%增长到了2016年的82.2%,而截至2016年,“千人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6000多人,各地引进高层次留学人才5.39万人。这些都是“工程师红利”的雄厚基础。

二是,三十年来,由国家主导的战略新科技研发项目,如“863计划”、“973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实现了科研的积累和突破,缩小了中国在相关科技领域与国际前沿水平的差距。

三是,从经验规律看,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若能保持技术领域追赶的连续性,则存在“后发优势”和“蛙跳效应”,即由于旧技术的学习效应大于新技术的初始生产率,技术先进国家往往会锁定在就技术的学习效应中;二随着技术主导权的转移,技术后进国家存在超常发展和蛙跳式赶超的现象。

四是,中国企业对研发人员和新产品开发经费的支出在过去几年内不断上升,如今这些前期技术投入的累积效应开始带来一个技术收获期。

五是,国家对创新产业的引导和地方政府对创新创业产业的扶植,给中国带来了良好的创新环境,已经使中国成为全球前列的风险投资市场。

“工程师红利”已经释放

郭磊在报告中进一步指出,目前,有一系列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进入“工程师红利”释放的时代。这些数据包括:

一是,中国的权威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快速增加。据nature的测算方法,中国科研论文数量加权评分已居全球第二,而据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统计结果,2017年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在2007-2017年间被应用数量也跃居世界第二。

二是,中国PCT(专利合作条约)专利的申请量已经全球第三,按目前趋势增速可能会在两年内登顶。

三是,初创型企业发展迅猛,估值已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占全球38.9%,位居世界第二。

四是,顶层设计明确,《中国制造2025》指出要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十大领域内重点突破。

“工程师红利”将影响中国下一个十年

郭磊认为,前二十年中国深受传统人口红利影响,而下一个十年则将深受“工程师红利”影响。它将与另外三大红利——新生儿红利、消费升级红利、基建网络及新城市群红利——一起助推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未来,“工程师红利”将为后三个红利所创造的新的经济需求的实现提供转型升级的雄厚基础。他表示,工程师红利将使“高新尖”行业收益,影响中国产业格局,进而引导中国制造业升级。

相关背景:

中国人口红利提前结束而使中国进入“未富先老”的社会困境,这一现象在几年前就被反复讨论。早在2013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欧树军就曾为观察者网撰文提醒,根据中国国家人口和计生委2013年的数据,我国人口的再生产类型已经从“两高一低模式”(“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三低模式”(“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转变,中国第一个老龄化高峰已经到来。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结束的时间从预估的2020年提前到了2011年。

中国经济主要依赖人口红利,而人口红利期的结束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一常见论调。但“‘刘易斯转折点’只是意味着工资不变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结束了,但不意味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的结束”,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蔡昉在文汇报2012年7月9日发表的采访中表示。

蔡昉对中国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到来也持乐观态度。蔡昉认为,在未来几年内,可以利用新的人口结构,在老龄化条件下,创造新的制度环境,如建立有利于资金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加强教育以提高人力资本、消除劳动力供给制度障碍等,来发掘潜在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而郭磊的工程师红利可被归为蔡昉所说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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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胡梦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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