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微信公众号“半月谈”10日报道，个别群众不顾法律和政策，遇事就闹，甚至催生出专业的“闹事团队”……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时常听到基层干部自嘲，他们患了“恐闹症”。然而，也有群众表示，有些“闹”是出于无奈，正规渠道走不通，不闹问题就得不到重视和解决。这个看似死结的难题，折射出当下基层治理的软肋。

图片来自微信公众号“半月谈”

一闹就软？基层常选择息事宁人

陕西一位交警在执法中曾遭遇过五花八门的闹事行为：例行检查中发现有车辆年检过期，按规定要暂扣车辆，车中老人立马下车往地上一躺，高喊“警察打人了”，引来群众围观，交通堵塞，民警不得已只能放行；电动车闯红灯与正常行驶的轿车相撞，民警依照交规认定前者应负全责，电动车车主不满，找来家属堵路闹事，一定要交警“给个说法”……

“有一次，我依法扣留了一辆非法改装载客运营的黑三轮车。车主来到交警队，突然掏出一瓶农药，威胁不还车就喝药。还有人跑上楼去，说敢罚款他就跳楼。”这位交警说，他们没有治安处罚权，处理此类事件必须要派出所配合，为防止出现突发极端事件，常常选择息事宁人。

西北地区一位乡镇干部说，他们镇上有一位妇女，十几年前丈夫出车祸去世。因对事故责任认定结果不满，她一直上访反映问题。后来，有关部门纠正了原先的处理结果，依法给予其赔偿。至此，事情已得到解决，但她仍不断到镇政府闹事，要求政府为其子安排工作。

“她经常在镇政府院子里连喊带骂，有时还躺在地上打滚，影响很不好。不得已，我们只能为她儿子安排了一个公益性岗位。”这位乡镇干部坦言，因为上级机关对基层稳定工作有硬性考核，一旦出现越级上访就会被“一票否决”，他们这样做“也属无奈”。

个别群众正是抓住了基层怕出事、怕事情闹大的心理，将“闹”作为争取利益的工具。半月谈记者在西部某地采访时就曾遇到这样的案例：一位村民的妻子在一起医疗事故中去世，为了不让他闹事，村干部帮他申请成为贫困户，理由是“一个人拉扯3个孩子，负担很重”。

然而，这位村民亲口告诉记者，他承包了5亩地种植猕猴桃，一年收入有4万多元，“在村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当上贫困户之后，怕别人说闲话，他把自己的桑塔纳轿车让给弟弟开。

因闹事可能尝到甜头，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专业化的“闹事团队”。据媒体报道，2017年，河南南阳警方抓获了一个专业“医闹团伙”。该团伙在南阳多地主动介入纠纷、暴力讨债、充当“医闹”，为攫取非法经济利益，甚至聚众冲击党委政府、围攻公安机关，殴打执法人员。

不闹没人管？少数干部“一推二拖”惹不满

采访中，也有群众反映，有时候闹也是无奈之举。少数基层干部不作为、慢作为、冷作为，漠视群众利益，老百姓通过正常渠道反映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只能用“闹”来引起重视。

贵阳某小区和另一片居民区交界处有一小块空地，一段时间以来，经常有人在空地上打陀螺，附近居民不堪其扰。“国家对居民住宅区噪音分贝数有明确规定，小区业主测得的噪音分贝数远远超标。我们小区都是30多层的高层住宅，挥鞭声特别刺耳，窗子都不敢开。”小区业主李宏（化名）说。

李宏和一些业主不断向区委书记、区长信箱及贵阳城管“百姓拍”APP、市民服务热线投诉，城管部门的文字和电话回复均为：一是取缔缺乏有效法律依据支撑；二是打陀螺者均为老年人，劝解时情绪激动，担心出现危险。协商的结果是“晚上9点之前可以打”。

正规渠道投诉了3个多月都解决不了问题，几十名小区业主在去年2月和打陀螺者发生了正面冲突，最终经过派出所、居委会等出面协商，噪音扰民问题才得到解决。“我们都是想通过正规渠道解决的，也尝试了很久。但最终发现，闹才能解决问题。”李宏无奈表示。

受访基层干部坦承，随着群众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近年来“遇事先闹”现象已大为减少。当利益受到侵害时，绝大多数群众还是会首先通过合法渠道反映。但少数干部遇事“一推二拖”，群众只能借助非常手段促进问题解决。

西部一农业大县干部就介绍了这样一个案例：多年前，当地一对姐妹发生纠纷，姐姐家的果树被妹妹砍掉，事发后妹妹跑到外省失去联系。姐姐到县法院起诉，但因年代久远，调查取证较难，且担心难以执行影响考核，法院一直拖着不予立案。此后，这位姐姐就经常到政府闹事。为安抚其情绪，镇政府逢年过节就为她赠送一些慰问品，但此举显然“治标不治本”。

依法治国，良性互动机制待建立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当前对基层的考核体系中，过于强调矛盾不上交、稳定压倒一切，导致在个别地方，“任期不出问题、花钱买平安”成为部分领导的维稳招数。有的群众摸清楚地方政府求稳怕乱的心态，遇事就闹，往往是闹得越大，获利越大，由此出现“个人闹、合伙闹、集群闹”等趋势。

一些无理取闹的非法行为被一再姑息纵容，也提供了坏的示范效应。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梅志罡说，如今，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越来越健全，但过去一段时期形成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流行病”尚未得到根本遏制。有的地方对稳定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少数干部在面对棘手问题时更倾向于“灭火”，助长了遇事先闹的歪风。

一位受访基层干部表示，少数部门和领导干部缺乏担当，一怕出事、二怕担责、三怕丢官帽。一遇到群众闹事就层层批转下去，看似解决问题，实则也将责任一推了之。实际上，基层政府权力有限，有些问题在其职权范围内往往难以解决，形成“死循环”。

竹立家说，破解“不闹没人理睬，不闹石沉大海；闹就有领导重视，闹就有额外收益”的社会治理困局，一方面需要加大对不作为、慢作为、冷作为的基层领导干部的问责力度，疏通群众问题反映、处置渠道；另一方面，需要强化“依法处置”刚性约束。

“应当明晰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权责划分，完善基层考核制度，对因干部不作为而引发的群众不满，应对涉事干部严肃问责，但对诉求不合理不合法、违法违规闹事者，则要敢于‘亮剑’、提高其违法成本，追究闹事者的法律责任，避免形成示范效应。”陕西延安一位有多年乡镇工作经验的干部建议。

“无论是政府、社会组织还是群众，都应将自身行为置于法治轨道之中。随着制度的完善，官员和民众互动应依法依规，大家都有自己的行为边界，进而形成良性互动。”梅志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