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火箭村:6万村镇青年造出全球一半iPhone

来源:界面新闻

2018-09-13 15:49

【导读】 火箭村并不是这座浦东远郊村镇的“昵称”,而是它实实在在的本名——名称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人民公社大生产时代,当时村里成立了一支“火箭突击队”,这个惯称被沿用至今。有报道称,全球50%的苹果手机来自这家位于上海浦东火箭村的“超级工厂”。

尽管当天是耿洋在生产线上的最后一天,他仍要争分夺秒地赶在规定时间内打卡上工。

他不会比平时松懈,也谈不上更慎重。这仍然是平凡的打工一天。与这平凡相比,十天后,经由他手的iPhone将出现在上海南京东路、北京三里屯、伦敦摄政街、纽约第五大道店等地的苹果店内,成为全球“果粉”追逐的时髦品。

对于他来说,“果粉”“时髦”全都无意义。他争分夺秒的理由是为了自己。今天是他连续工作的第45天,按照规定,他可以在每月4500元的工资之外,额外获得3600元“返费”(全勤奖)。

耿洋是昌硕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iPhone生产线上的一名质检员。和富士康一样,昌硕也是苹果公司的代工厂。有报道称,全球50%的苹果手机来自这家位于上海浦东火箭村的“超级工厂”。

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6万青年在火箭村走上生产线,成为全球工业制造产业链中的一环。在日夜不歇的生产线上,他们有如工蚁,希望通过劳动换回属于自己的价值,并试图改变命运。

距离静安寺26.7公里,距离陆家嘴16.9公里,距离上海迪士尼乐园6公里……火箭村并不是这座浦东远郊村镇的“昵称”,而是它实实在在的本名——名称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人民公社大生产时代,当时村里成立了一支“火箭突击队”,这个惯称被沿用至今。

2004年,一座“超级工厂”在这里落成,让村落命运扭转。昌硕官网介绍,公司于2004年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工业区投资成立,占地面积3200 亩,总投资6.27亿美元。服务客户覆盖世界各著名品牌如苹果,戴尔,东芝等。2012年,这家公司出口额达153亿美金,产值966亿人民币,位居全国出口200强企业第4位,上海市排名第2位,浦东新区排名第1位,2017年位居《财富》全球500强第259位。

"超级工厂"建成以后,依附在其周边的旅馆、网吧、餐馆迅速聚集渐成规模。火箭村有了如今的繁华热闹。“火箭村”,这个沿用50多年的名头也直接和昌硕挂勾。

但在当地人看来,围墙、铁网、以及眼观八路的保安,让昌硕更像是一座戒备森严的堡垒,隔绝了两个世界。

戒备森严的昌硕 摄影:杨舒鸿吉

昌硕保安小武的记忆中, 厂内现在有超过6万多名工人工作和居住。每年来来往往的工人超过10万人。他们平均年龄24岁。而1970一代称得上是厂里的“老人”,主要从事保安、保洁这类岗位。

秋季是iPhone手机的新品发布季,昌硕会在暑假期间大量招聘工人来充实生产线,以应对秋季的出货高峰。所以,这段时间也是昌硕一年中最繁忙的时段,招工量最大。成群结队的男女,拎着行李箱从秀沿路地铁站一路步行,在人行道上压出呼噜噜的声音。

望风而来的,还有“黑中介”以及前来刺探新款iPhone信息的媒体人。“黑中介”能够轻易地挑出对招工流程不熟的新人,以昌硕直招来诈骗钱财。而媒体人则可以通过昌硕招聘人数的多寡,来判断当季iPhone的销售情况。

他们“窥探”的眼神,让小武“感到紧张”。

今年的夏季招工季,河南安阳滑县的耿洋成功进入昌硕。这位25岁的青年小学毕业后辍学,目前已有一儿一女。

早婚生子是老家的习俗。外出打工也是一代复制一代的生活。他是家中的独子,上面还有三个姐姐。在姐姐的带领下,他甫一成年就进入北京的一家服装厂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人。临出发前,他的父亲对他说“出去锻炼锻炼,以后回家好继承窑厂。”

今年年初,他所在服装厂因为环保问题关停。他结束“北漂”生涯,返回河南。2018年6月的一天,一位同乡对他说,入职昌硕不需要多高的门槛:会26个英文字母,年纪轻,身体健康,没有大面积纹身即可,“还可以去上海闯一闯”。

还没入职,耿洋就被“黑中介”骗走了600元,这件事让他心疼不已。后来,辗转通过老乡的帮助,他才在来上海的第二周进入昌硕的iPhone生产线上成为一名流水工,主要工作是对home键和摄像头质量进行把关。

他说,实际上机器已经对这些组件进行过了筛查,并把相关问题排查出来,以A、B、C、D四个字母来概括四类故障情况。他只需要对电脑提出的故障进行复核,并点按这四个字母的按钮,对故障进行确认即可。

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他需要对6500部iPhone的相关组件进行筛查。期间,他可以在早上9点、下午3点获得15分钟休息时间,在中午11:30获得50分钟午餐时间。夜班工人的生活时间正好相反,休息、用餐时间也依此类推。

凭借这份工作,他每个月可以拿到4500元工资,连续工作45天,没有旷工、迟到、早退还可以获得3600元“返费”(全勤奖)。但工人们离职需要提前半个月向主管申报。每周,工作六天,工休一天。不需要体力、不需要文化、不需要沟通交流——流水线的工作在耿洋看来是近乎完美的。

入厂后,他便立下目标:拿到基本工资的基础上,拿到那笔 “返费”。这样才够他寄钱回家供一家人的开销,并且能够还上购置的一辆宝骏510车贷的贷款。

“返费”正是昌硕这家巨无霸企业管控工人们的方法之一。

耿洋说,如果是早班,他需要在7:30起床,然后用20分钟的时间一路小跑从宿舍赶到生产线,在7:50前过完安检并成功打卡。除了用来激励工人的工作热情。“返费”还是用来防止iphone新品信息泄漏。

保安小武说,昌硕厂的建筑是回字型结构,最外围的是包括员工宿舍、食堂在内的生活区,核心生产线位于厂区的最中间,曾有人飞过无人机,但最终也无法确认生产线的具体位置。

此外,为了防止员工泄密,园区内实行一人、一卡、一脸的准入制度,遍布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耿洋还说,生产线上严禁携带金属物品、手机、和零食,每一次被安检仪查出或者被主管发现有违禁品,都会让“返费”付之东流,甚至会丢掉工作。

耿洋的手机里,存着几段儿子过生日的视频 摄影:杨舒鸿吉

所以,耿洋随身携带的口香糖、香烟盒中,锡纸包装都要被撕掉,因为这层锡纸会触发安检仪。这也是昌硕职工的共同习惯。

有一次,他误将一块钱硬币带在身上触发了安检仪,那次“记过处分”让他至今对安检仪都心生畏惧。

耿洋说,iPhone的生产线和之前工作的服装厂闹闹哄哄不同,是一种让人紧张的安静。始终紧闭的窗帘,明晃晃的大灯,每个人都在埋头做自己的事情,并禁止交谈,“有种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活着的错觉,觉得憋得慌,但又很麻木”。这种感觉会持续到下班铃声响起才会消散,“不如在服装厂里听着轰鸣的机器声来得真实。”他说。

火箭村的凌晨5点多,夜班的结束铃声响起。数千名工人从厂区鱼贯而出,涌入夜市。砂锅麻辣烫摊主成为就在人群的闹闹哄哄中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夜市与昌硕一街之隔。300米的长街上遍布着麻辣烫店各类小吃、杂货、电子产品以及网吧。和上海市区的高物价相比,10元一顿的餐食随处可见。浸着油渍的地面,呛人的油烟味,刺眼的各色霓虹灯以及喧闹、吆喝的人群——夜市是火箭村最有活力的地盘。

面对摊前十多位昌硕青年的点餐需求,成为灵巧地抓着菜,然后放进砂锅。开火、烹煮的同时,已经计算出价格,一气呵成。

成为说,她和老公是在昌硕建厂的那一年就来到上海打工。和数万昌硕青年一样,因为文化程度不高,她们最终选择在昌硕厂对面的马路上卖麻辣烫。

为了尽可能多赚钱,他们不得不顺应昌硕青年的作息,每天早间5点起床开摊,夜间1点收摊回家。这样的生活已经保持了14年。

成为的摊前,挂着夸张、滑稽的广告 摄影:杨舒鸿吉

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烫,工友们吃得不亦乐乎。这个清晨,耿洋有些沉默。在一个人的餐桌上,他用2000多块的vivo手机刷着快手,与邻桌的热络地谈论“返费”形成鲜明对比。

耿洋说,因为离开学校早,他不会打字,也无法玩游戏,更不会上网搜电影。也因为不会讲普通话,他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活动。“平时下班后的乐趣就是看看家人发来的儿子、女儿的视频,或者是工友在朋友圈内分享的小视频。”

原欲和乡愁,是在生产线之外,耿洋的近乎全部的内心世界。

但在成为眼里,昌硕青年的青春是毫无前途的。

成为说,昌硕厂里的孩子来自天南海北,绝大多数都是偏远地区的穷孩子。“吃不惯厂里的汉堡包,所以他们喜欢7块一瓶的啤酒。”很少有人能在昌硕做得长久,所以他也很少能见到熟悉的老面孔。成为猜测,“大概是因为重复性的劳动,让人很容易厌倦吧。”

因为青年的聚集,夜市内打架斗殴、醉酒闹事的事情时有发生,曾让成为一度心生不安,“孩子们离家在外,而且都是刚刚成年。喝酒之后,内心压抑的情绪就出来了。喝着酒、通着电话说想家的;也有在车间被组长打压了,内心不平的;也有言语不和就打架的,前一句还在聊天,后一句可能就扭打在一起。”

如今,蓝底白字的警方提示张贴在了夜市的各个角落,“打赢坐牢、打输住院“的诙谐告示显得格外醒目。

还没入夜,昌硕夜市就已经开始热闹。青年们在为晚班做着准备 摄影:杨舒鸿吉

“我的孩子坚决不会让她打工。”有了昌硕青年的对照,成为挣钱的动力更足。每天超过12小时的劳作,能为他带来每月2万多元的收入。除了缴纳摊位租赁费,他用余下的积蓄为女儿在江苏省盐城市买了一套学区房,并让女儿顺利进入盐城最好的中学就读。

“我不想让我这一代人的命再在下一代人的身上重演,我们这些小地方来的人,如果不读书,那么我们的命还是和昌硕的孩子一样,打一辈子工。”成为说。

在夜市10多年,成为看惯了人来人往,但成功改变命运的人几乎寥寥。甚至有青年在离开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回到了这里。

此刻的昌硕工厂更像是个避难所,让青年们忘掉出身的卑微,城乡差距的落差,都市中身份认同的迷失,以及难以触摸的理想。一头扎进日夜不停的生产线上,他们获得片刻的安宁。

身着工服,从厂区鱼贯而出的青年 摄影:杨舒鸿吉

就在耿洋准备上完最后一天班辞职离开的时候,1999年出生的陈雯和4个小姐妹一起从无锡赶来,入职昌硕。5朵“小花”的年龄分别是97年、98年、99年和两个00后。

陈雯并未进入生产线做一线生产员,而是成为一名行政人员,为某条生产线的数千名工人统计加班数据,以便财务发放工资,工作时间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尽管只是文书工作,但陈雯知道这个工作不能马虎,因为只有多加班,才能多拿钱,“算错了一笔,会被人找麻烦。”

身材娇小的陈雯显得有些柔弱,从昌硕厂走到夜市不足百米的路程,就让她气喘吁吁,额头上冒出了汗珠。她谨慎地用纸巾擦拭,唯恐弄花了精致的妆容。这一刻,臃肿工装下包裹的是一位普通的邻家姑娘。

她说,“在老家河南读完中专的美甲专业之后,本来已经考上大学。但是对大学失去了兴趣。家人也不反对。所以和小姐妹们一路向东,先是到无锡,然后到昌硕。”

和耿洋对工资的斤斤计较不同,陈雯的昌硕之旅玩乐的成分更多。她甚至说:“不清楚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不知道够不够花,不知道这份工作会做多久,也不知道未来想要做什么。毕竟现在我又不需要养父母。”

一面回答着提问,她一面在夜市点了一些熟食、4个馒头、一瓶矿泉水,当作晚餐的全部内容。

陈雯下班的同时,耿洋已经买好了第二天的火车票。把一条牛仔裤塞进一个塑料袋里。准备在回家的前夕再买些糖果,就构成了回家全部行李。

不过,在离开之前,他还有一个牵挂:同在一条生产线的女生王小麦答应过要和他一起回家,并且约好了要一起从火箭村出发。说起王小麦,耿洋的脸上笑得腼腆。

“她人不错。就是脾气有点倔。受不了组长的欺负,所以‘返费’也不要了,就想回家。所以就约着一起。明天我们先一起坐车到郑州。然后我爸会开车来接我,王小麦会转车回周口。”一边笑着说着故事,他一边摸出手机,打开QQ,找到王小麦的头像,语音问她:你明天的车票是几点的,我们什么时候碰头?

发完语音,他还不忘重听一遍,检验自己话语的清晰度。然而此时手机屏幕上显示,对方已经将他删除好友。

怅然若失的耿洋随即告辞,走出成为的摊子,有些恍惚地穿过路口,消失在昌硕的闸机的另一端。

按照他的计划,如果不出意外,一个月后,他将出现在郑州富士康的生产线上,继续当一名流水线工人。

(界面新闻记者 杨舒鸿吉)

责任编辑: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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