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山最严限狗令到杭州最恶狗主人，各地出台了不少五花八门的限狗令为何都没什么效果？为此《北京日报》11月9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惩戒不足往往是限狗令沦为“空文”的最大原因。

北京日报全文如下：

连日来，关于狗的新闻频频登上热搜：前有云南某地发布养犬通知，要求“早7点到晚10点禁止遛狗”；后有网友痛斥自己驱赶吠犬护子，却被不牵狗绳的男主人打至骨折。“最严规定”遭遇“最恶狗主”，对比之强烈，令人唏嘘。

近些年，随着越来越多萌宠走进城市家庭，因狗而生的纠纷频频见诸新闻。君不见，小区道路遍地是“雷”，附近居民苦不堪言；君不闻，半夜犬吠夜不能寐，左邻右舍抗议不休……在某种程度上，狗患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甚至成为很多矛盾的激发点。再严重些，比如遛狗不拴绳引发的恶犬袭人甚至伤人，无疑已经是危害公共安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规范养犬”显然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必须为之的课题。

平心而论，为了规范养犬很多城市都拿出了办法，诸如“遛狗必须起早贪黑”的“最严规定”亦不在少数。可面对因狗而生的矛盾频发的尴尬，“给狗拴绳咋就这么难”的追问着实让人困惑。其实，这说到底还是违法成本太低而维权成本太高。即便被犬所伤，管理机构也多半劝告了之，受害者很难获得实质性赔偿。在此悖论之下，养狗者自然有恃无恐，受害者反倒“步步惊心”。权责失衡的法律困境，投射到一些狗主人的心态中，便异化为“二分法”：一说宠物就是“儿子”，谁敢瞪眼拳打脚踢；一说责任立马变脸，出事赖狗与我无关。倘若养狗人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解决因狗而生的矛盾只能是一句空话。

再激烈的道德谴责，也难抵一次重罚的刻骨铭心。纵观各地五花八门的“限狗令”，之所以屡屡沦为“空文”，很大程度就在于劝导有余，惩戒不足，很难起到震慑作用。时间一长，大家便会发现所谓“最严规定”只是色厉内荏的“纸老虎”，从而熟视无睹，一切照旧。在这方面，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可资借鉴。比如在美国，居民区内犬吠超过三声，狗主人就要受到相关法律的惩罚，这就是颇为有名的“三吠”原则；在新加坡，出门遛狗不拴链子以及不随时清理狗粪，会被罚款500新元；如果在加拿大发生恶犬伤人事件，狗主人可能背上一辈子都还不起的巨额债务。可见，要想让文明养犬成为自觉，关键还得让法律长出牙齿。这样，“人仗狗势”的奇葩闹剧才能少一点。

养犬是一种责任，一方面是对犬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对公众的责任。督促养狗人士在享受“家有萌宠”权利之时，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这既涉及公共利益，也事关城市的文明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