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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拷问中华民国

2012-12-28 17:45:10

或者是为了两岸统战需要,或者是对历史偏好性遗忘,或者干脆是借古来表达对现实问题的不满,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特别2005年胡连会之后,以极暗淡的光辉、如流星般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一划而过的中华民国居然“咸与伟大”起来。在国内,出现不少的民国粉,在海外则甚至有“谁是新中国?”的高论。

就在有识之士开始忧虑“一个善于遗忘民族”的未来命运之时,一向以贺岁片见长的冯小刚却罕见的推出了颇有自我转型意味的灾难性历史大片《一九四二》,从而令世人重温了中华民国这一中华民族历史上少有的命运多戗时刻。

中华民国诞生于国家危难之中。此前的清政府对内四面楚歌,对外已成任人宰割的鱼肉,国运实已达到五千年之低谷。

据中国当代国际法专家、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的王铁崖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共缔结过1175件约章,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涉及割地、赔款、租界、驻兵、关税、法权、势力范围林林种种,将中国层层锁定,成为全球大小国家任人欺凌的对象。十九世纪美国外交官、精通中国事务的何天爵曾愤怒地指出:“现代的万里长城主要是由鸦片箱构筑起来的”。

中国彼时的国运正如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柏杨在《中国人史纲》所叹息的:“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未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见得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清政府手忙脚乱,无法招架,于是只要他们报出一个国名,清政府就一一跟他们签订条约。他们虽然没有把中国打败,结果却每一个都是战胜国,跟蝗蚁一样叮在中国身上吸血……在这些弹丸小国眼中,中国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大肥佬,如果不乘机坑骗一下,简直良心上过不去”。

《一九四二》剧照

《一九四二》剧照

在世界新老列强瓜分中国达到高潮时,竟然出现这样人类文明史前所未有的荒唐现象:日本要求中国保证福建省不割让他国、法国要求清政府保证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以及海南岛不割让他国、德国要求保证山东省不割让他国。而这些列强瓜分时连最起码的外交程序也没有,直接派军舰占领声称有租借的必要就完事大吉;英国先是强迫中国向它借钱,当日本收到清政府以此借款支付的战争赔款而撤出威海卫时,英军就开进了。所有这一切,清政府都不得不全盘接受。

清政府孱弱、无能和腐化程度,还可从西方提出的改革建议中得到惊人的反应。其中的一条建议是把政府中吸食毒品的官员清除出去,但由于几乎全中国的官衙都笼罩在烟雾之中——皇室50%以上的男性是瘾君子,还有王公、督府、巡抚及以下官员,如果真的执行,将意味着无人管理国家。

这样的国家,其国民在世界上自然也备受歧视。美国政府允许日本留学生攻读军校,却不给中国学生同等待遇。中方交涉,美国国务院竟回函称“美国大学没有你们中国学生立足之地”。而1882年美国通过的排华法案,更使华人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被国会和联邦政府立法排挤和禁止移民的民族。

所以,人心尽失的清政府转瞬间就被一起偶然事件所推翻实在符合天道、地道、人道。但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尽管清政府如此不堪,相对而言,它毕竟对内还能勉强维持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对外则还能保持一个国家形式上的主权独立,而且战争结束和内乱平定之后还能有短暂的和平与喘息时分。

而到了所谓的“亚洲第一共和国”也即中华民国时期,则连这一点能力都丧失迨尽,甚至西方列强即使想签订不平等条约也不知道要和哪一个政府打交道了,百姓则是在接连不断的内战、外战和灾荒中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残喘苟延。

本来,根据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规律,一个新时代往往是生机勃勃,革弊除旧,开疆拓土,气象万千。然而中华民国却是一个例外。武昌起义爆发后,流亡在美国的孙中山立即游说西方各国,寻求支持。然而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爱国者又是如何面对西方的呢?他在接受《巴黎政治星期报》记者采访时,不得不这样声明:“于满清政府从前与各国所立条约,新政府仍然承认;虽日俄强逼清政府所订各种不公平之和约,新政府也依然遵守也”。尽管承诺如此屈辱的条件,孙中山依然是饱受冷暖,一无所获。令人叹息的是,几个月后,在他就职仪式上演奏的却竟然是法国的国歌!

简言之中华民国是一个既没有带给中国独立、也没有带来统一,更没有带来富强与尊严的时代。在其短短的三十七年间,经济陷入破产,军阀混战,大规模的内战,外敌入侵,国土分裂,从上到下的完全腐败,等到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已几乎到了“蛮荒亡国”的地步:人均寿命不足35 岁,文盲高达80%。中国几千年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就在此时,甚至文革都未能做到一点。清末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极端的贫困和积弱不振、列强环伺的生存危机、国家的分裂和军队的军阀化,中华民国不但一个挑战都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如果说清朝是倒塌的大厦,中华民国则不但连清理地基的工作都未能做到,而且把地基都丢掉了。外蒙古也就是这个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不是因为战败而丧失的领土。

这一切均可从冯小刚推出的灾难大片《一九四二》得以验证。国难当头,政府却是颟顸无能、奢侈糜烂、贪污腐败、官僚低效、钩心倾轧、冷漠至冷血;国家的栋梁军队则是军纪腐化败坏、祸民害民胜于敌军、灾荒,随后的河南战役,六万日军就可消灭三十万国军;商人则不知亡国恨,热衷于国难财、贩儿购女。

用揭发真相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评论就是:“不论你在何地进行采访,也不论你是在重庆或者外地了解情况,结论是政府机关、医院、军队司令部、大学、省政府等一切机构都是形同虚设,或者是行将崩溃”。

想想也是,1942年8月,当河南灾情调查委员会代表到达南京时,蒋介石不仅拒见他们,还禁止他们在重庆活动。而这时代表团也才发现当时的省长李培基竟然仍然谎称河南丰收。当白修德面见国防部长何应钦时,何应钦的反应则是:要么白修德撒谎,要么告诉白修德的人撒谎。最后,这个国家的最高决策者要通过西方记者靠私人关系突破各种障碍才能得知真相,才能采取行动!这样的政府体系不是行将崩溃还是什么?

所以当低效运转——从开始上报灾情到中央派人调查竟然用了三个月!而调查竟然长达两个月!——的政府将救济粮最终经过层层环节拖延和盘剥(此过程各级官员盗卖成风)而发到灾民手上时,幸存的灾民已经收获了新麦!此时的平粜粮已经高于灾后的粮价,但地方政府仍然逼迫百姓购买,救灾又变成了劫收!一共两亿元的救灾款历经拖延最终实到8000万,地方政府不是赶忙救灾而是热烈讨论如何钱生钱!这样的表现,实是连晚清政府的执政责任意识、救灾能力都远逊不如。

一九四二,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湛的二三事不得不录。在灾情曝光之后,河南省官员和他谈判的结果是当年军粮减少至250万石,随后他大笔一挥改为250万包,于是实际征收额就变为335万石!此后,徐湛承诺对河南减免、另行购粮。并拨款购补耕牛耕具。但当参政员郭仲隗在参政会上痛诉灾情之后,脸上挂不住的徐湛所做出的回应则是:取消了先前承诺。百万黎民生死这样的国家大事竟然系于个人好恶和恩怨。

尽管国民政府如此不堪,其领导人蒋介石却还有这样的高论:“我们的政府对于人民真是所谓仁至义尽,如果连到这一点征粮的要求都持异议,未免太不自助了。这样的人不惟政府无法宽容,就是社会全体也应鸣鼓而攻,羞与为伍”。当河南省长最终大胆向他反映旱灾时,他竟然大怒拍桌:“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他还对各地的粮政局长说:“现代世界六大洲中,在战时的国家,无论何国,亦找不出如此宽大为怀的一个政府”。

好一个“仁至义尽”!好一个“宽大为怀的政府”!好一个“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这也是为什么白修德在哈佛的老师费正清于1942年接触了国共两党的政治人物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获得一个明确的信念,我们的盟友国民党政权正在自我毁灭”。

值的再一提的还是随后的河南战役。河南战役爆发后,国民党军队畏敌如虎,一触即溃,逃至豫西伏牛山区,杀人放火,抢劫民财。豫西民众在求生不得的情况下,纷纷揭竿而起,围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军队,收缴其枪支弹药。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军队整团整营被缴械,也有不少国民党官兵乘机将手机的武器变卖给民众

一向暴戾恣睢的汤恩伯惟恐被激怒的民总活捉,吓得化妆成伙夫只身潜逃。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在洛宁西张村怕被民众生擒,不敢乘坐小汽车,偷偷地骑个小毛驴灰溜溜地逃命。新八军军长胡伯翰佩带的白金左轮手枪,系何应钦馈赠,也被民众缴获。汤恩伯的嫡系第十三军,民愤最大,不管到哪里,民众认出来就打。后来十三军的官兵每到一地就诈称是第五十八军。民众一想,“八五一十三”(即八加五等十三),还说这帮坏蛋,仍旧围打不放。就这样,十三军残部被群众打得无处藏身。

看看1942,自然想到今天的所谓某些史家。如快被捧上云端的高华。他也把自己的目光放到了1942,但很遗憾,他没有放到1942年三千万的灾民,也没有放到这样无能、腐化透顶的政府、军队。他的目光放到了当时中国唯一一片净土延安,放到了最终把历经一百多年苦难的中国解救出来的共产党和毛泽东身上。不过,他是以一种几乎全盘否定的态度来解读当时中国最后一片净土的。

我本人实在有一问,如果他回到1942年的历史现实中,他的批判锋芒应该针对谁呢?就算他眼中没有1942年的河南灾民,那么做为一名南京人,一个在南京生活、成长和工作的他,应该记得住1937吧?是不是应该反思这场千古奇耻大辱的灾难为何发生在中华民国呢?那些如此力捧高华的群体,是真的已经遗忘了历史了吗?当然共产党并不是不能做历史的审视,但应该指出的是,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共产党是中国唯一正确的历史选择。

在民国初年,中国有三条道路选择。一是旧体制内的新人物袁世凯选择走向帝制。二是代表体制外民间力量的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 三是反体制的孙中山、主张革命。然而,一番博弈下来,袁世凯固然称帝失败,横死而身败名裂。而梁启超心仪的开明专制,君主立宪也同样没有实现。至于一向主张革命的孙中山,也仍然一败涂地,抱憾离世。中华民国堪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所有博弈者全盘皆输的历史阶段:帝制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共和的胜利。而是无一胜者,从而将中国陷入绝境和死路。 为此《剑桥中华民国史》总结道:“自由主义政治和独裁——似乎彼此促成了各自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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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国,当时的记者黄远生曾有如下评论:“一国受人欺凌至此,吾人真乃生不如死。” 中华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商人、身体力行实业救国的张謇(他曾被票选为民众“最敬仰人物“)1926年临死有如下遗言:“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回顾晚清和中华民国的历史,可以让今天的中国对“和平崛起”有新的感悟。今天的和平崛起,是指中国崛起过程中,不会如同当年西方其它国家崛起时成为世界的威胁,不会带来战争。但在中华民国时期,和平崛起则意味着,当我们奋起时,不会遇到外力的干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洋务运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国的“黄金时期”,都是被外部入侵所打断。

《一九四二》的烤问效应,自然会让我们从晚清和中华民国的角度来看待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才会真切的体悟到历史何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毕竟真正改变中国积弱积贫、一举消除了自曾国蕃时代起就困厄国人的兵随将有的军阀化倾向、完全摆脱了国际强权势力对中国事务的干涉、重建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还是1949年由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要感叹的话,只能是,如果从1840年算起,中国完成这上述任务竟然用了一百年!

附:《一九四二》的横空出世,确实令自由派学者颇为尴尬和被动,于是众多自由派人士转而高谈一九六二(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三年灾荒是1959年至1961年,1962年中国发生的震动世界的大事是对印战争,而且是一边倒的大胜。1840年以来,对外战争获得这样一边倒的胜利几乎没有)。自由派再谈一九六二,也改变不了一九四二。更何况,1959年至196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历史上只是特例,但一九四二在中华民国三十多年间却是常态。

更重要的是,对一个时代的评价是只看一点,一时,还是看整个时代?就如同我们评价李世民,只看他玄武门之变,还是看他整个一生包括贞观之治? 1959年至1961年数千万人饿死或由于饥饿的原因而死,但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从四亿五千万增加至九亿,就是三年灾荒时期也已经突破六亿五千万。要知道,中国自清朝康乾盛世突破四亿之后,长达两百多年间由于战争、饥荒、医疗条件低下和生产力低下,人口一直维持在这个规模之上。而要突破这个极限,不仅要有和平的条件,还要有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所以,1959年至1961年是事实,1976年中国人口达到九亿(还不算计划生育的效用)也是事实,中国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67岁也是事实。

在谈论1959至1961年的群体中,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还是杨继绳先生。他得出的结论是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7600万,其中非正常死亡3600万,应出生而未出生的人数大约为4000万。这种逻辑就如同说,如果罪犯杀死一名女性,他造成的实际死亡人数是至少两个人!其实杨先生应该更进一步:应出生而未出生的人数大约为4000万,这4000万又至少导致8000万未能出生!大饥荒合计造成中国人口损失1亿5千6百万!

宋鲁郑

宋鲁郑

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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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冰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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