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超:面对美国的傲慢,普京为什么选择了克制

来源:观察者网

2017-08-06 07:57

孙超

孙超作者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生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孙超】

对当前炽手可热的国会议员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爱德华·罗伊斯(Edward Royce)来说,8月2日是个好日子。这不仅因为他所牵头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获得总统签署生效,还象征着府会之争中的国会取得大胜。这位以反普京著称的共和党议员发起的国会抗争,不仅束缚住了特朗普总统的外交轨道,更是将俄罗斯推到了美国的前沿阵地。

美国国会议员爱德华·罗伊斯

尽管国会取得了胜利,但留给特朗普的依然是个外交烂摊子。乌克兰危机没有解决,叙利亚内战持续,伊斯兰极端势力蠢蠢欲动,欧洲复苏虚弱,再加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危机和崛起的中国,美利坚治下的和平似乎无法正常维系。美国早已深刻意识到仅靠经济融合和文明吸引力无法维系世界统治秩序,需要靠硬实力解决问题。但美国既无保障中东、东欧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心理准备,显然也力不从心。美国的地缘战略最终仍然会落于大国政治,正如已故的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所言——避免全球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和阻止一个大国对手的出现。

俄罗斯对美国在冷战后的进攻态势一向小心谨慎。在普京时代,俄罗斯恢复了大国荣光,通过两次对外军事干预获得在南高加索地区的绝对优势,避免了乌克兰全盘倒向西方。俄罗斯恢复帝国雄心的努力却是被美国视为与其玩“零和博弈”的游戏。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地区民主化的抵制和反击更是挑战美国霸权。两国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在美国霸权时代无法消解。

民主帝国的傲慢与恐慌

有如古代的雅典人,当今的美国人据说相信“他们至善至美,无暇可击”。冷战后美国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而俄罗斯则被赋予“双重负面印象”,不仅是道德缺陷的国度,更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恶魔。美国主流政界对2012年俄罗斯总统大选颇多微词。在奥巴马时期白宫俄罗斯首席顾问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眼中,普京集团肆意践踏民主,采取多种手段削弱和打击政敌。白宫政客们常以此来反衬美国总统选举的公正透明。

令其无法预料的是,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竟然选出亲普京的特朗普总统。俄罗斯政治的贬损者们要面临着两国关系的反转,甚至可能要与总统一道为改善美俄关系而努力。这悖论实在是个恼人的体验。对于白宫建制派而言,维护民主荣光最好的方式就是使用一种行为标准,将俄罗斯视为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开启对特朗普总统的“通俄门”调查。对俄罗斯的强硬不仅有助于建制派在分裂的美国社会中达成共识,也有助于减轻其对国际道义地位下降的负罪感。自此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再次携手共进,民主的傲慢将吞噬理性的国家战略,成为美国对外政策变革的起点。

特朗普国会首秀遭抗议,一半掌声雷动,一半表情冷漠

相较于国内民主势力的傲慢,美国在国际上的道德恐慌更值得关注。自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直行使着事实上的全球秩序维护者和仲裁者的角色,一超多强的格局从未改变。但美国滥用霸权或影响力对他国进行强制性政权更迭,肆意制造战端已经引起了其他大国的强烈不满。美国已经逐渐陷入两难境地:潜在的挑战者诸如中国、俄罗斯等逐渐扮演着反制衡者角色;一些盟友在搭安全的便车同时鲁莽的行事,将美国拖入危险的泥潭之中。

这种困境也给美国带来了政策难题:美国一方面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防范强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却又需要进行战略克制为全球战略收缩做好准备。因此,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强硬姿态,美国感到道德恐慌。因为,俄罗斯支持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合并克里米亚,介入叙利亚内战等事件带来影响力远远超出普通的国际冲突,推动了当前全球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国际秩序的转型,更带来了美国的霸权统治危机。也许特朗普对俄友善是对的,但考虑美俄重启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美国维护霸权地位的生死存亡的时间。正如罗伊斯议员所言,只有展示实力的政治才能与俄罗斯取得实质的合作,取得不同的结果。

新政治人物特朗普先生显然意识到自己深陷美国民主的精神泥潭。这位被认为是“反建制”的草根领袖一上任就被“通俄门”丑闻缠身。在民主社会,民主领袖的丑闻将得到最大限度的暴露,受到各方舆论的强力攻击。《纽约时报》近期对特朗普“通俄门”的爆料使其身处漩涡中心,难有作为。特朗普的境遇犹如身处华盛顿纸牌屋的沃克总统一般软弱无力,最终被国内政争耗尽变革的元气。

在这一时刻,无论是国会山的民主精英,还是精疲力竭的特朗普总统,都不能鼓励和约束美国民众,更无法掌控美国的未来。

普京的回击

制裁法案通过没多久,俄罗斯外交部正式宣布,暂停美在俄外交设施的使用权,自8月1日起削减美国驻俄外交官和技术人员至455人。随后普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停止”一些人员在俄工作。

民主精英乐于算计:驻俄外交官仅有300人左右受雇于美国政府,其余900多人大多是做技术工作的俄国人。制裁的结果只会导致一些机构的俄国人丢掉饭碗,但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却能影响俄人赴美。

与2012年的《马格尼茨基法案》相比,俄罗斯的报复显然是不对称的。既如此,这就带来两个相关性的问题。第一,为什么这次普京没有强硬回击美国的打包制裁法案?第二,既然俄罗斯回应是不对称,俄罗斯能否走出制裁危机?

回答第一个问题时首先要考虑俄罗斯的政治生态。自2012年普京主义成为俄罗斯政治体制的稳定器以来,俄罗斯政局一直有效可控。乌克兰危机和经济危机不仅没有削弱普京总统的合法性,却让克里姆林宫发挥了历史潜力。这个“断然不会因受压而退却”的政权只要没有时间表的压力,就能够长期稳定的存在。普京总统居高不下的支持率证明了俄罗斯民众的政治选择。制裁法案的俄国听众将美国国会的立法游戏视为美国政治手腕的黔驴技穷。

对普京而言,制裁法案本身的意义并不凸显。而普京担心的是特朗普-普京式的友谊能否在国际舞台上延续,俄美是否还拥有合作空间。普京的回应显然是善意和克制的,旨在向世界表明俄罗斯在寻求合作、机遇和朋友。

但对俄国民众而言,俄美关系改善早已遥遥无期。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尖锐批评美国,“国会通过有缺陷制裁法案破灭美俄关系改善的希望,将带来全方位贸易战”。被强敌制裁的普京政权将再次凝聚人心,为2018年俄国大选奠定基调。普京的愤怒是否在恰当的时候再次释放,实未可知。

面对傲慢和恐慌的民主帝国,此时的普京总统面临的是小鸡博弈的困局。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一时让俄罗斯落于下风。普京已察觉到无法通过与特朗普的私人交往撬动俄美关系。可能的解决方案是通过第三方向美国施压。

由于制裁法案对俄罗斯能源出口管道进行投资的公司进行制裁,损害第三方特别是欧洲和土耳其能源公司的利益。欧洲整个天然气的供应受到威胁,特别是价值100亿美元的北溪天然气管道二期项目(Nord Stream 2)。欧洲委员会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坦言若是制裁影响到与俄罗斯能源交易的欧洲公司,欧洲将采取反制措施。德国经济部长敦促欧委会尽快反制。德奥已经看到了制裁措施将减少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增加美国能源出口份额和相关就业岗位。

但当前的主动权仍在特朗普手中。如果对俄制裁顺利实施,欧美的能源合作无疑将加强,俄罗斯经济再受重创。问题在于特朗普并不希望关闭对俄合作的大门。尽管他签署制裁法案,但无法禁止俄罗斯对欧能源出口。俄罗斯也将重新调整自身的能源产业,独立发展能源技术,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2015年俄罗斯出口结构图

中国的机遇

当前美俄关系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低谷,零和博弈的游戏在未来很可能会加强。这是不是意味着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进入“结婚型”关系模式。特朗普也公然表态,称制裁将让中俄关系更紧密。

即便如此,特朗普并不在意美国当前的处境,拟借301条款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进行调查。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直言中美关系已经达到关键的“临界点”。一直以雅典自居的美利坚民族恶见世界秩序逐渐被“斯巴达们”掌控。美方学者艾利森认为中美之间注定会发生冲突,中美难避修昔底德陷阱。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坦言,冷战后美国难以处理好目标与可能性的关系。美国力求外交政策反映举国拥护的价值观,却毫不关心反对美国价值观的大国的决心和策略。这显然是极其危险的。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理应实现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但现今看到的是毫无顾忌的霸权宣泄。指导美国对外政策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意识形态被精英斗争搞得支离破碎,使美国对外战略混乱模糊。相较而言,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之后敏锐抓住机遇,在自身实力有限的前提下进行精准外交布局,取得多个突破。

与美俄相比,中国在对外关系管控上更为理性克制。中国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上恰如毛主席所言以斗争求团结,一边斗一边和,斗一斗和一和。中国尽力避免与美国直接交恶,在尊重两国关系的基础之上有所作为。与俄罗斯的交往中,中方更注重双方利益的一致性,突破了合作关系中的敏感领域,加强协同行动。

作为崛起大国,中国的对外战略显然反映了超大规模国家逐渐成熟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就目前的情势来看,当前的中国战略机遇更为明显。当然,把握好俄美两对大国关系,摆脱冷战思维的老框架,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反映中国智慧,也是中国成功崛起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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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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