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宏嘉】

根据日本共同社8月15日的报导，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称，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将于8月30日至9月1日访问日本，政府内阁会议15日同意作为政府贵宾进行接待。除了会晤天皇外，预计特雷莎･梅还将在与首相安倍晋三的首脑会谈中，讨论日趋紧张的朝鲜局势，这将是她去年7月出任英国首相后首次访日。

可以想见的是，梅首相这次日本之行要涉及的议题有很大可能涉及到一个相当大的范围，除了前文提及的朝鲜问题之外，英日两国的各项合作想必也会在议题清单中有一席之地。而在近些年英国不时提出要“派战斗机巡航南海”、“派航母巡航南海”乃至“与日本联合研发五代机”的背景下，英日之间一些涉及“防务”、“南海”等敏感议题的合作在这次相当高级别的会谈中也可能占有不小的份额。

英国和日本最近对这些敏感的合作兴趣盎然，不禁令人想起1902-1921年间这两个“老朋友”先后三次携起手来，组建同盟以抗衡“共同敌人”的故事。那么，所谓“第四次英日同盟”真的就要呼之欲出了吗？要看明白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看看当年的几次“英日同盟”都是怎么形成的。

英日同盟文本剪影

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虽然通过《马关条约》和两亿两白银赔款，初步确立其在东亚地区的霸权，但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还是令日本难以全部达成其诉求，也被一些日方人士视为奇耻大辱。三国之中尤其以沙俄最为嚣张，不惜提出将以武力“切断日军在中国大陆与本国间的一切交通”来要挟日本放弃直接占有东三省领土，德国则直接派遣舰队开赴远东，要求日本主动让步，法国由于和俄国结盟，也在外交上支持沙俄的主张。

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军政人士意识到了中国问题的错综复杂性，也意识到了单独对抗西方列强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外交上都难以取得绝对的优势，因此，寻找一位有着共同利益诉求的盟友成为了当务之急，而此时对华势力最甚的列强，则是英，俄，德三国。

先来说英国，作为近代以来第一个与中国接触的西方国家，大英帝国自1840年起便通过与清政府的一系列武装战争与外交交涉，将帝国的触手由华南小岛与东南五口逐渐向华北延伸。至19世纪末，其军事势力逐渐蔓延至山东沿海一带，作为一个商贸帝国，英国对中国财富的掠夺，主要以不对等的商业贸易以及在华设厂为手段。

进入19世纪末期，英国的世界霸权在接近顶峰后开始逐渐力不从心，一系列挑战帝国稳定的因素开始不断涌现；再来说俄国，沙俄民族自建国以来，便崇信领土与陆权，对他国的侵略往往以最为直接的领土占有为手段，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沙俄利用清政府在南方作战的空当以及北方封疆大吏的软弱，不断向南鲸吞蚕食大量中国领土，尼古拉二世更是妄图将长城以北的全部中国领土（这当然包括日本垂涎已久的东北三省）划入俄罗斯领土，即所谓的“黄俄罗斯”计划。

另外，甲午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强了沙俄势力在朝鲜半岛的渗透；最后来说德国，由于德意志帝国统一较晚，错过了对世界的前几轮瓜分，但随着其在远东利益的不断增长，也试图在华开辟其专属殖民地。甲午战争后，德国将处于英俄两国势力范围交界处的山东半岛作为理想的索取目标，开始与清政府进行租赁交涉，为了不过分触动英俄两国利益，德皇以允许英国租让威海卫，支持沙俄强占大连湾为条件，换取了英俄两国的默许。

1898年，德国在炮舰和军队的压迫下与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正式确立其在山东地区的特权。总体而言，上述三国在东亚问题上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与战略方针，不过整体上来看是英国与沙俄两大利益集团的对峙。

德国强占胶州湾：青岛告急！

此时日本政坛内部对与结盟的对象也有着不同的声音和立场，伊藤博文与井上馨等主和派试图与俄国磋商，探求一条妥协之路；以陆奥宗光为首的部分人士也认为日本不能为了维护英国在远东的局部利益而不惜与沙俄为敌；不过以山县有朋、桂太郎、加藤高明为代表的一大批亲英人士则坚持与俄国的全面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建议与英国结盟。

对于上述三国而言，德国暂时满足于在华的落足点，考虑到在其他方面的战略重心，无意在亚太地区将自身引入国家集团间的斗争之中。19世纪中叶后，沙俄国内矛盾急剧激化，其领土的野蛮扩张很大程度上则是旨在稳固逐步动摇的专制政权。

因此在甲午战争后，虽然日俄之间进行了一系列多方面的磋商，试图划定出双方在东亚地区相对明确的势力范围，但由于俄方惊人的利益诉求，以及日本国内对俄国的抵触情绪，谈判没有达成令人满意的妥协。对于日本而言，结盟的对象似乎只剩下远在欧亚大陆彼岸的日不落帝国。

英日两国间在殖民问题上长期以来是有着相当程度的矛盾的，英国为了维持其在东亚地区的强势“大主导”地位，势必要维持清政府在此处的弱势“小主导”地位。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颠覆了东亚格局的旧天平，并且以东亚大陆为主要目标开始其扩张道路，势必与英国势力发生碰撞。另外，由于英国受传统上的“光荣孤立”政策的影响，担心与日本的联合会进一步计划英俄之间的矛盾。

甲午战争后，日本虽作为战胜国，但是军事实力仍遭受打击，难以在段时间内达到一个足以成为英国盟友的的实力程度。对于此时的英国而言，与德国结盟或与俄国妥协都是优于同日本结盟的外交备选项，不过前文也有所叙述，德国无意在远东问题上在英俄之中明确站队，而沙俄作为同英国进行世界争霸中的最大敌手，也不可能在局部问题上同英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妥协，这些因素在客观上为极有可能胎死腹中的英日同盟提供了一线生机。

甲午战争后，沙俄以保护中国免受日本侵扰为名，加快了对清政府的施压。1895年，中俄双方在圣彼得堡签订《四厘借款合同》（又称《俄法洋款合同》），俄国向中国提供战争赔款贷款的同时控制中国北方地区经济活动；1896年，沙俄又借尼古拉二世加冕为由邀请李鸿章赴俄，在莫斯科威逼利诱其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又称《御敌互相援助条约》）。

《中俄密约》名为建立中俄军事同盟，实则以“联合防日”为由，通过修筑铁路，夺取利权，将沙俄势力直接引入中国东北地区，将东三省变为俄国势力范围的同时，也为日后攻略华北长江流域埋下伏笔；同年9月，中俄代表又在德国柏林签订《合办中东铁路公司合同》；1898年双方先后在北京和圣彼得堡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以及《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实现了其夺取远东不冻港的长期诉求。

沙俄的一系列行为引起英日两国的极大震动，不仅使日方放弃了与俄国进行外交妥协的战略方针，也加速了英国转向日本寻求战略支援的进程。1898年，为对抗俄国强租旅大，在《旅大租地条约》签署的第二天，英国便照会清政府，正式提出租让威海卫军事基地。

此时威海卫还处于日军的占领之下，英国只得再次照会日本政府，日本驻英公使加藤嘉明认为，支持英国租让威海卫是将“英国吸引到日本方面来的理想的办法”。不出所料，日本方面仅仅表示，“日本若发现必需为加强防卫或增进利益而采取同样的措施时，帝国政府期待能指望英国的同意和支持”，便以此作为支持英国此次行为的条件。

日本纪念英日同盟的宣传画，背后两位高大的女性形象象征着日本神主天照大神以及英国守护女神不列颠尼亚，前方的两名幼儿形象则象征着被英日两国“呵护”的满清中国和朝鲜

日本抛出的榄枝自然得到了英国方面的好感，随着甲午战争赔款的陆续使用，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开始逐年激增。1899年，日本代表青木周藏与英国代表约翰·伍德豪斯于1894年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正式生效，该份条约以日本开放内地为代价，英国撤销治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并部分恢复日本的关税自主权，青木不禁感叹这份条约“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比击败清朝的几万军队更为重要”。

《日英通商条约》结束了西方列强在日享有治外法权的时代，标志着日本摆脱了与西方列强间不平等的地位，为日后的英日同盟的缔结奠定了重要基础。

1900年，俄国决定借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吞并中国东北。7月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总司令，调集约18万军队，以义和团运动蔓延至东北三省为借口，分六路大举入侵中国东北，10月31日占领锦州并与平津一带的俄国军队会师，至此北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全部被俄军控制。俄国的肆意行为破坏了列强在中国的“均势”，立刻激起了英日两国的极度不满。

另外，已经修筑了近十年的西伯利亚铁路也即将竣工，俄国在远东的影响能力也将随着铁路而大大增强，也使得英日双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英国在20世纪初基本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开始着手寻找结盟对象，1901年，德国驻日代理大使提出了日德英三国同盟的提案，以此为契机，日英之间的交涉正式开始了。

上图为林董(1850-1913)，原名佐藤东三郎，江户时代末期佐仓藩幕臣，明治时代的日本外交官，政治家，伯爵，历任驻华公使、驻俄公使、驻英公使，大使等职，两次入西园寺公望内阁，领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

下图为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Henry Petty-Fitzmaurice)(1845-1927)，英国政治家，第五代兰斯侯爵，历任加拿大总督，印度总督，战争大臣，外交事务大臣等职，在大多数国内研究中都被简化（或直接误作）为兰斯或兰斯顿。

1901年4月17日，日本驻英公使林董以“个人的名义”首先向英国外交大臣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兰斯侯爵）提出了双方建立同盟的构想，得到英国各方面的积极回应。此后林董又多次拜见英国外事官员，频繁奔走于英国各地。7月15日，英国首相罗伯特·盖斯科因-塞西尔（索尔兹伯里侯爵）照会林董，表示英国政府愿意同日本缔结同盟。英日之间的密切往来引起了俄国的不安，在此期间频繁向日本示好，又邀请素来亲俄的元老伊藤博文访问俄国，但日本方面权衡利害，仍决心站在英国一侧。

10月7日，日本政府决定建立和英国间的同盟，次日便授权林董就日英同盟问题与英国政府公开交换意见。11月6日英国提出了第一次草约。11月28日，日本政府通过了日方修正案。12月7日，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提交《日英同盟意见书》，向明治天皇说明与英国成为同盟的积极影响并得到了天皇的批准，此后英日双方开始就同盟的实际条款进行谈判。

经过双方反复磋商，1902年1月30日，即伊藤博文从圣彼得堡访问回国后的第四天，英日两国代表在伦敦正式签署了《英日同盟协约》（《第一次英日同盟条约》）。《英日同盟条约》共有六条，概括起来主要有一下四点：

一、日本承认英国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以及特别拥有的利益，英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以及在朝鲜的特殊利益，若上述利益遭受第三国的侵害或中朝两国内部扰乱，缔约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

二、缔约国任何一方若与第三国交战，另一方应守严正中立，并防止其他国家参加战事攻击其同盟，若有参战国作为敌国加入战争，则中立一方应予以援助，共同作战，媾和时亦须相互同意；

三、缔约国双方均不得未经与另一方协议而与第三国另作损害第一点列举利益的处置，缔约国一方若认上述利益陷于危殆时，两国政府应互相尽情坦白通告；

四、条约有效期五年，战时则持续至媾和为止。

英日同盟对俄国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为与英日同盟对抗，沙俄只得继续加强其与法国之间的同盟协作，不过法国的重心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除了资金支持外难以为俄国提供足够的军事力量。因此在沙皇的提倡下，沙皇私人秘书别佐布拉佐夫提出了远东政策“新方针”：即迅速向东北增兵，将其变成俄国保护下的特区，将势力巩固在鸭绿江边并试图将北朝鲜变为遏制日本进入大陆的屏障，设置直接向沙皇负责的“远东总督”等一系列试图以守为攻的策略，希望能有以此来获取其在东北亚的战略主动权。

1902年，俄国单方面撕毁《交收东三省条约》并停止从东北撤军，日俄矛盾急速激化，在得到了英国的保障后，1904年2月8日，日本对俄宣战，日俄战争爆发。

日俄战争前夕的东北亚局势与日俄两国战力对比图，最终日本通过一系列陆地会展以及旅顺口，对马两次大规模海战战胜了沙俄

日俄战争对于英日两国来说皆是双赢，日本在英国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下大败俄国，一雪三国干涉还辽之耻，同时得以独占朝鲜，将沙俄势力逐出南满地区，并夺取了沙俄苦心经营多年的旅大地区，从而一跃成为列强级别国家。英国则不费一兵一卒，借由日本之手成功遏止住了沙俄向南侵袭，在东北亚地区守住了自己的地位。

同时俄国国战败直接引发了1905年大革命，动摇了沙皇的统治根基，也为英国在中亚近东等地与沙俄之间的对抗提供了助力。沙俄的战败客观上为也法国对英国态度和外交政策的转变埋下了伏笔。日俄双方停火后，日本与英国修订《第二次英日同盟条约》，随后便立即对俄媾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英日俄之间的矛盾，间接上促进了英法俄协约国集团的组建，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伏笔。

1911年，随着美国势力进入东亚，迫切希望通过与英日签订和平仲裁条例来削弱英日同盟的关系。同时，随着俄国这一共同敌人的不复存在，英国国内民众也希望回到原有的“光荣孤立”外交框架之中，不过英国政府认真考量日益激化的英德矛盾，还是坚持与日本签订了《第三次英日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英日同盟，日本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作战，并趁德国忙于欧洲战事之际夺取了德国胶州湾租地以及山东半岛的特权，同时还在太平洋攻占了一大批德属岛屿。

在其他战场上，日本虽未再派遣陆军部队，但受英国方面请求，日本相继向印度洋好望角方向，地中海方向以及澳大利亚东海岸方向派遣了三批特遣舰队，主要用于运送协约国士兵，护送商船，侦查以及反潜等任务。这一系列行为不仅报了德国在甲午战后干涉还辽的一箭之仇，也使日本得以在巴黎和会上享有“五大国”的绝对地位，并获得了英国对其接管山东半岛权益的支持。

马耳他共和国境内原英国皇家海军墓地中树立的修复后的日本海軍第二特遣舰队阵亡者“慰灵碑”，为纪念第二特遣舰队包括被奥军潜艇击沉的榊号驱逐舰59名成员在内的78名阵亡者而修建

英日同盟的建立极大地改变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英国放弃了传统的孤立政策，并彻底放弃了将清政府作为其在远东地区的代理主导者，选择日本作为自己对抗沙俄的盟友以及亚太地区的代理人和先锋官，其背后本质则是与其他列强竞争者之间日益深重的矛盾，以及帝国日渐下滑的经济军事实力。

日本可以说把握住恰当的契机，选择了正确的盟友，巧妙地将自身利益诉求绑定在强大的不列颠战车之上，避开了与世界第一帝国的直接竞争，大大便利了其对中朝等国的侵略，得以在短短20年中由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跃升为足以撼动世界格局的一等列强。

梳理英日同盟的形成过程后，我们再回到本文开篇的问题——这次首相间的会晤会成为“第四次英日同盟”的先声吗？对于日本而言，日本自安倍主政以来，在既定历史问题上逆行倒施，不断冲击限制日本发展的旧金山体系以及日美安保框架。

近年来的一系列事件足以说明，日本是怀有着不输一百年前的政治野心，也非常希望能够通过在外交上的创新点来逐步摆脱美国的控制，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甚至再次主导东亚乃至世界的格局，对此我们必须保有警惕。

同时，近年来由于日本国内经济的持续下行，严重影响了自民党的支持率，并且导致安倍政权在东南亚，非洲开展的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外交行为的挫折，也直接致使防卫省近来的大规模人事变动。在第三世界受挫的安倍政权将其外交视野再次投向北约阵营也可以说不难理解。

而对于英国而言，在宣布正式启动脱欧程序之后，英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也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英国脱欧虽然可以视为对其传统外交理念的回归，但是由于当下的英国已经不再拥有维持其主要外交影响力，扮演欧洲外交“胜负手”的实力。在脱欧以后暂时难以在欧洲打开局面，其传统盟国美国则因川普总统的“美国第一”政策而对盟友并不热心。因此，英国选择与作为美国重要盟国和主要经济强国的日本交好也就颇为正常了。

此外，与过于强大的美国、将其拒之门外的欧陆和种种不怎么靠谱的第三世界国家相比，一个具有自强野心和一定基础技术能力的日本也是英国推销其夭折五代机计划，乃至进行进一步防务合作的理想对象。

那么这些导致英日双方互相接近的因素能否成为新一轮“英日同盟”的助推剂呢？我想答案依旧是否定的。今日的世界大势已经与一百年前大为不同，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已经成为了明日黄花，帝国海军也远不能与百年前同日而语。在预算紧缩、舰载机交付延误的大背景下，即便英日双方签署了共同防卫协定，英国政府反复宣称的“航母巡航南海”也显得遥遥无期，可以说这样的英国已经无力向当年一般为日本在东亚对抗中撑腰了。

而且，英国在二战后的一轮轮殖民地独立运动中丧失了其在亚太地区的绝大部分属地，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也随之大部付诸东流。虽然现在在亚太地区依然存在诸如“五国联防”之类由英国牵头的防卫组织，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时代的“远东利益”已经不值得一个由正常人组成的英国内阁动辄以军事手段来“捍卫”了。

当然，今天的日本也从当年那个战胜大清帝国，实现“脱亚入欧”的独立自主的亚洲强国，变成了美国卵翼之下国防自主性堪忧的“非正常国家”，其军事防务在今年仍旧牢牢地掌握在美国的手中。

特朗普上台后，日美安保体系虽然被认为开始产生了松动迹象，但近来日本先强后软的鱼鹰机事件，以及美国对日本购买全球鹰无人机的漫天要价，还是可以看出日本想要摆脱美国在军事上的控制，并非五十年内可以实现的梦（想）。因此即便双方签署了独立的军事协作协议，当下的日本自卫队也难以为英国提供其需要的配合。

不过，更加重要的是，今日英日两国想要协力“遏制”的那个国家已经既不是那个杀气腾腾但狂妄自大的德意志帝国，也不是那个庞大贪婪却外强中干的沙皇俄国了。可以看出的是，在可见的未来，这个强大但和平的力量既有着足够的力量和信心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也不会再次为帝国主义者的干涉提供任何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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