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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睿:台当局为何要删减语文课的古诗文比例?

2017-09-07 14:19:06

【教育部此前表示,语文教材所选古诗文数量将大幅提升,而在海峡对岸,台当局却在课纲审议中打算降低文言文比例,引起各方争议。

台湾“中研院院士”王德威等人8月25日发起联署,呼吁课纲抛开文言文和白话文比例之争,截至9月5日下午,超4万人参加联署

两岸语文教育对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态度互有起伏。但大陆无论语文课的文/白比例如何改变,都未曾动摇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而在台湾却能演变成“文/白=中/台”的认知模式,台当局如何操弄这个伪逻辑?为何此时在语文课上动刀?】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近日两则有关两岸语文教育的重要消息,就是大陆将回归部编本统一教材,并大幅提升古诗文作品的份量;而台湾地区仍以“多元文化”为由,继续开放各家出版社自行编选课文,同时传出高中新课纲将古文比例由50%降为30%的报导。

升降古诗文比例是个容许讨论的教育问题,但也是个可操作的政治议题。台湾的课纲审议委员包含学生代表,就具有政治操作的意义。过去反课纲学运时,朱震和林致宇等人的“慰安妇论述”固是如此,眼下课审代表林致宇等人再提文/白比例议题也不例外。

台湾高中语文课纲的文言与白话比例引发争议,各界意见分歧。(图片来自台湾“中央社”)

蔡英文执政困境的反映

既然是政治议题,就无法在语文脉络的范畴里来讨论出答案。台当局在这时抛出大幅删减语文课古诗文的议题,其实,是根本反映了蔡英文政府的执政困境。

也就是说,在经济、“外事”、“内政”、民生等方方面面不得人心、民调大幅滑落的窘况下,台当局已放弃收揽全岛民心的积极幻想,而转向巩固其基本教义派的保守策略。基本教义派固然也对蔡英文当局有些不满,但衡诸现实,他们除了群氓主义式的叫嚣以外,实在没有其他的家伙什可以用;反过来说,蔡英文当局固然已没什么干货可以养肥这些基本教义派,但只要回头对他们释放一点精神抚慰,他们还是乐于回抱当局并为其嘶喊的。毕竟,蔡英文目前还是基本教义派在台湾政坛上的唯一神主。

另一方面,在台湾关起门来搞教育、搞学生,是蔡英文当局方方面面没办法中的唯一办法;岛上的家长和学生除非出走,或至少精神出走,否则只能成为被当局绑起来洗脑的政治肉票。从李登辉当局开始,这个招数一直被视为执政保证,不分蓝绿的“岛国体制”基本教义派就是这种招数的产物。如今蔡英文当局故技重施,不过是经验法则的运用而已。

至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动到语文课?又为什么要大幅删减古代诗文?这有内、外两种因素:

“中国史”已被“东亚史”取代

内因方面,是要配合十二年教育新历史课纲以“东亚史”取代“中国史”的工程。

从台当局来看,既然将荷兰殖民时代以前的“中国史”他者化(即所谓放入“东亚史”分域),并试图将日殖元素内化为台湾主体,那么在“国文课”的逻辑上就不得不排斥先秦文、两汉文、六朝文、唐宋文乃至明清文,否则不是打自己脸?再说,新历史课纲处理台湾、东亚、世界三个分域,是以专题的方式呈现,而不再采用编年史,其目的就是要重塑(或打碎)台湾人原来的时间意识,这岂能容许“国文课”的古诗文来搅局?

即将于2019年实施的“12年教育”历史新课纲,没有列出全部朝代,还引进国外学者的外夷论点,实际上是为了“去中国化”。图为高中生研读历史教科书。(图片来源:台湾《中时电子报》)

况且,台当局还适时推出“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试图稀释“国语”(共同语、普通话、北京话)在台湾的地位和影响,而相对提升所谓“台语”(闽南话、河洛话)的地位和影响。有些岛内学者甚至鼓吹台湾要学习“印度经验”──后者法定的官方语言达到22种。如此一来,为了满足基本教义派所谓的“台湾主体性”,只好拿台人大脑中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来做切割与重塑──时间方面就是利用文史教育,而空间方面则是利用“国家语言”。

语文是教育的根基,语文教育是政治的根本权力。据台湾学者杨子霆等人的调研,1997年实施的《认识台湾》教科书影响了岛上大批受众,以及其后整个台湾社会的身份认同(参见《独尊去中入亚课纲 台独现原形》,《中国时报》,2017年7月10日,A15版),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台湾人的历史观。但这是对身份认同最大的影响,而不是最后的影响,最后的影响是语文。因此,蔡英文当局在教育上正使出最后的招数。

中文系变成“华语文细学类”

比如2017年4月初,台湾各大学收到教育部门委托台湾师范大学工教系执行的两份资料:“新版学科标准分类中英文名称及简介(草案)”,以及“学科标准分类第五次修正调查表”。台当局把其中隶属于中国语文学类的“中国文学系”视为“华语文细学类”,又把“华语文教育”划归外国语文学类。

另外,台湾的“汉语族”使用人口占了95%以上,南岛语系人口仅占2.2%左右。然而台当局将汉语族系下的客语、闽语下的闽南语、以及南岛语系下的先住民语都划归成“本国语文”,却将现行的“国语”(共同语、普通话、北京官话)放到“华语文细学类”,使其形成两组对立的语文命题。(参见李存智《语言文化与语文政策》,《国文天地》第33卷第3期,2017年8月号,台北:国文天地杂志社,页16-17。)

但就语文脉络来看,晚近的闽南话来自公元7世纪河南光州人陈政、陈元光父子带进漳州的河洛话,当时说的口语是唐音,书面语是唐代古文,吟唱的是唐诗。也就是说,除非相信“台语”拜物教──宣扬“台语”是西语、荷语、平埔语、日语、华语相混同的新品种云云,否则以闽南语为多数的台湾话相较于北京话来说,还更为接近唐宋古文(以及先秦汉魏六朝的文言文),这就是用闽南话诵读唐诗别具“韵味”的原因。因此,反唐宋古文及文言文而高举白话文,在语文脉络的逻辑来看,就是“反本土化”、“去台湾化”,立场还比较接近北京官方。

毕竟,北京官话是元明清以来800年的“雅言”,白话文是北京口语的书面形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就在北京,且民国政府决定以白话文作为国文课的主要教学媒介,这些都是没什么好争议的史实。

基本教义派反智而不反殖

不过,基本教义派反智而不反殖,他们宣传的台湾白话文学,并不正视1920至1950年之间受到大陆白话新文学运动影响的台湾现代文学,而宁可承认日殖时代包括日本人的汉文创作。即使在1950年两岸分断以后的台湾白话文学,他们也拒绝反美反殖的左翼作品,陈映真和蓝博洲作品在台湾语文教本上的“真空”,可为证明。同为新月派诗家,徐志摩“完胜”而闻一多却“完败”,又为证明。

此外,东方主义式的博物馆化中国书写,以及横向移植、膜拜西方“现代性”的理论和创作,也形成殖民主义在台湾语文教本上的镜像关系。

台南某位学者发表评论认为,荷兰殖民时代用罗马字书写西拉雅族语的“新港文”就是最早的台湾白话文;又说1886年在《台湾府城教会报》的一篇罗马字“台语白话小说”,证明“台湾比中国(大陆)还早使用白话文创作”。(蒋为文《国共不都肯定五四白话文运动?》,《自由时报》,2017年8月30日,A13版)这位台湾文学系教授是用中国语文发表评论,但他在6年前辱骂黄春明说:“台湾作家不用台湾语文,却用中国语创作,可耻!”

用中国语文来骂人用中国语文创作,由此可见语文技穷的笑话,而正是这样的学者主张将“台语”列为十二年教育的必修课!(蒋为文《国共不都肯定五四白话文运动?》,《自由时报》,2017年8月30日,A13版)这说明文/白之争是无知+反智的政治运动,就跟以“番薯”代称台湾、以“芋仔”代称大陆一样,不必考究先来后到,将错就错,以讹传讹,谁认真谁就输,台湾学子和家长只能自求多福。

大陆提升古诗文份量是最大外因

再从外因方面来看,台当局此时突然要大减语文课本的古诗文,显然和大陆今秋大幅提升课本古诗文的份量有关。这是台当局试图切割与重塑台人时空意识的手法,其目的就是加深两岸民众的心理隔阂,以累积自己在岛内的政治资本。

也就是说,借由加大操作语文教育来进一步控制台人的意识形态,在精神层面将政局不稳的困境迁移到时局不安的共同焦虑里,让基本教义派看见自己“有所作为”,同时也转移一般民众的关注焦点。毕竟,相较于执政失能这种立马叫人疼痛的项目,操弄语文教育对于一般民众来说,是比较无感的;何况它还具有稳固选举基本盘的政治效益,何乐不为?

果然,这阵子岛上舆论集体踩入蔡英文当局下的套,各家都在文/白之争的套路上练把式;基本教义派媒体还因势利导,宣称新课纲草案建议的上课材料都是用中文汉字写的,因此拒绝承认蔡英文当局是“去中国化”。(参见《“国文”课纲争议的虚与实》,《自由时报》社论,2017年8月29日,A2版)于是两造人马都在是否“去中国化”的鸟笼里进行拉锯,蔡英文当局又成功赚得一次喘息机会,并再一次赢得大陆对台湾的恶感。

由此可以见识到,绿营人马一向善于制造议题来积累政治能量的伎俩;而选举民主制和美日新殖民地主义支配下的政媒型态,又决定岛上一般民众政治见识和信息的侷限性。换句话说,台湾语文课纲文/白之争的本质,其实是地缘政治,其中包括殖民主义的影响或遗留。

“文/白=中/台”的伪逻辑

从历史看,上世纪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台湾在“复兴中华文化”;本世纪以来,台湾课纲以“多元文化”取代“中华文化”,大陆则因应复兴需要而向传统文化提取资源。表面看来,两岸语文教育对文/白的态度是互有起伏。但不同的是,大陆无论语文课的文/白升降如何,都未曾动摇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而在台湾却能演变成“文/白=中/台”的认知模式,后者当然是一种假象。

以强烈主张提高古诗文比重的“抢救‘国文’教育联盟”为例,从总发起人余光中到其他参与者,无人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他们的政治边界并没有溢出“恋殖心智”与“岛国体制”。最近十来年的每个5月4日,“抢联”都召开记者会声张“古文运动”,俨然是对新文学叫板。以新诗见闻的人,口口声声高喊古典文学,却无视毛泽东诗词是唐诗宋词在20世纪的继承与再创造,是古体诗词在现代中国的最高成就。某位“抢联”核心成员甚至为了避免在岛上触雷,而表示“‘国文’不属于中共,是我们的至宝”。(引自许静文转述《自由时报》报导“抢联”执行秘书李素真的话,见许静文〈政党轮替与文化价值的争夺:以“抢救‘国文’教育联盟”与高中国文教育争议为例〉,2015年,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论文,页91。)

于是,国文任他们怎么抢救,都脱离地气,也无法凝聚台湾师生的人气。原因很简单,把文/白对立起来思考的方式,其本身就是对中文教育的戕害;他们和“文/白=中/台”这种思考位置,同样形成了岛上反智的镜像关系。

语文既是政治的重要基础,那么政治壁垒导致语文反智的事情,也就不足为怪。比如对着美国访客说I have problem of saying Chinese language,还写出“自自冉冉”的春联来现眼等等。上梁不正,其下的语文教育岂能不走歪?

至于说85%的高中语文教师支持文言文上限至少50%,(参见《85%“国文”老师支持 文言文上限至少50%》,《联合报》,2017年8月27日,A2版)这也不意外。一来这些教师们在求学过程中习惯了古诗文;二来是习惯了古诗文的他们,又习惯了教别人古诗文。多年来谋生的家伙什,比如教具、笔记、教参用书和教学思维的模式等,不为牺牲多壮志,岂敢日月换新天?要说他们是语文教育上的既得利益者,恐怕太过;但可以问问他们是否愿意自学和教授台湾教本不采用的古诗文?又是否愿意自学和教授台湾教本不采用的白话文?尤其是被政治边防所封杀的毛泽东、陈映真、蓝博洲、闻一多、鲁迅甚至雨果等人的杰出作品。

1994年李登辉政府推出的《认识台湾》教科书(图片来自台湾“中时电子报”)

曾经编审《认识台湾》教科书的台北教育大学台文所教授李筱峰说过,文化领域比政治领域要宽广许多。既然如此,恢复台湾学子接受完整中文教育的权利,从整个中文世界的范围来取材与授课,并在广大的中文地界上建立教员交流与支教体系,应该是实践文化领域比政治领域宽广许多,并疗愈“文/白=中/台”反智症的办法。然而,这实有赖于台海政治壁垒的真正瓦解,因为在那套《认识台湾》教养下成长的语文教师,可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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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睿

王睿

台湾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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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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