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此前表示，语文教材所选古诗文数量将大幅提升，而在海峡对岸，台当局却在课纲审议中打算降低文言文比例，引起各方争议。

台湾“中研院院士”王德威等人8月25日发起联署，呼吁课纲抛开文言文和白话文比例之争，截至9月5日下午，超4万人参加联署。

两岸语文教育对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态度互有起伏。但大陆无论语文课的文/白比例如何改变，都未曾动摇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而在台湾却能演变成“文/白＝中/台”的认知模式，台当局如何操弄这个伪逻辑？为何此时在语文课上动刀？】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近日两则有关两岸语文教育的重要消息，就是大陆将回归部编本统一教材，并大幅提升古诗文作品的份量；而台湾地区仍以“多元文化”为由，继续开放各家出版社自行编选课文，同时传出高中新课纲将古文比例由50%降为30%的报导。

升降古诗文比例是个容许讨论的教育问题，但也是个可操作的政治议题。台湾的课纲审议委员包含学生代表，就具有政治操作的意义。过去反课纲学运时，朱震和林致宇等人的“慰安妇论述”固是如此，眼下课审代表林致宇等人再提文/白比例议题也不例外。

台湾高中语文课纲的文言与白话比例引发争议，各界意见分歧。（图片来自台湾“中央社”）

蔡英文执政困境的反映

既然是政治议题，就无法在语文脉络的范畴里来讨论出答案。台当局在这时抛出大幅删减语文课古诗文的议题，其实，是根本反映了蔡英文政府的执政困境。

也就是说，在经济、“外事”、“内政”、民生等方方面面不得人心、民调大幅滑落的窘况下，台当局已放弃收揽全岛民心的积极幻想，而转向巩固其基本教义派的保守策略。基本教义派固然也对蔡英文当局有些不满，但衡诸现实，他们除了群氓主义式的叫嚣以外，实在没有其他的家伙什可以用；反过来说，蔡英文当局固然已没什么干货可以养肥这些基本教义派，但只要回头对他们释放一点精神抚慰，他们还是乐于回抱当局并为其嘶喊的。毕竟，蔡英文目前还是基本教义派在台湾政坛上的唯一神主。

另一方面，在台湾关起门来搞教育、搞学生，是蔡英文当局方方面面没办法中的唯一办法；岛上的家长和学生除非出走，或至少精神出走，否则只能成为被当局绑起来洗脑的政治肉票。从李登辉当局开始，这个招数一直被视为执政保证，不分蓝绿的“岛国体制”基本教义派就是这种招数的产物。如今蔡英文当局故技重施，不过是经验法则的运用而已。

至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动到语文课？又为什么要大幅删减古代诗文？这有内、外两种因素：

“中国史”已被“东亚史”取代

内因方面，是要配合十二年教育新历史课纲以“东亚史”取代“中国史”的工程。

从台当局来看，既然将荷兰殖民时代以前的“中国史”他者化(即所谓放入“东亚史”分域)，并试图将日殖元素内化为台湾主体，那么在“国文课”的逻辑上就不得不排斥先秦文、两汉文、六朝文、唐宋文乃至明清文，否则不是打自己脸？再说，新历史课纲处理台湾、东亚、世界三个分域，是以专题的方式呈现，而不再采用编年史，其目的就是要重塑(或打碎)台湾人原来的时间意识，这岂能容许“国文课”的古诗文来搅局？

即将于2019年实施的“12年教育”历史新课纲，没有列出全部朝代，还引进国外学者的外夷论点，实际上是为了“去中国化”。图为高中生研读历史教科书。（图片来源：台湾《中时电子报》）

况且，台当局还适时推出“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试图稀释“国语”(共同语、普通话、北京话)在台湾的地位和影响，而相对提升所谓“台语”(闽南话、河洛话)的地位和影响。有些岛内学者甚至鼓吹台湾要学习“印度经验”──后者法定的官方语言达到22种。如此一来，为了满足基本教义派所谓的“台湾主体性”，只好拿台人大脑中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来做切割与重塑──时间方面就是利用文史教育，而空间方面则是利用“国家语言”。

语文是教育的根基，语文教育是政治的根本权力。据台湾学者杨子霆等人的调研，1997年实施的《认识台湾》教科书影响了岛上大批受众，以及其后整个台湾社会的身份认同（参见《独尊去中入亚课纲 台独现原形》，《中国时报》，2017年7月10日，A15版），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台湾人的历史观。但这是对身份认同最大的影响，而不是最后的影响，最后的影响是语文。因此，蔡英文当局在教育上正使出最后的招数。

中文系变成“华语文细学类”

比如2017年4月初，台湾各大学收到教育部门委托台湾师范大学工教系执行的两份资料：“新版学科标准分类中英文名称及简介(草案)”，以及“学科标准分类第五次修正调查表”。台当局把其中隶属于中国语文学类的“中国文学系”视为“华语文细学类”，又把“华语文教育”划归外国语文学类。

另外，台湾的“汉语族”使用人口占了95%以上，南岛语系人口仅占2.2%左右。然而台当局将汉语族系下的客语、闽语下的闽南语、以及南岛语系下的先住民语都划归成“本国语文”，却将现行的“国语”(共同语、普通话、北京官话)放到“华语文细学类”，使其形成两组对立的语文命题。（参见李存智《语言文化与语文政策》，《国文天地》第33卷第3期，2017年8月号，台北：国文天地杂志社，页16-17。）

但就语文脉络来看，晚近的闽南话来自公元7世纪河南光州人陈政、陈元光父子带进漳州的河洛话，当时说的口语是唐音，书面语是唐代古文，吟唱的是唐诗。也就是说，除非相信“台语”拜物教──宣扬“台语”是西语、荷语、平埔语、日语、华语相混同的新品种云云，否则以闽南语为多数的台湾话相较于北京话来说，还更为接近唐宋古文(以及先秦汉魏六朝的文言文)，这就是用闽南话诵读唐诗别具“韵味”的原因。因此，反唐宋古文及文言文而高举白话文，在语文脉络的逻辑来看，就是“反本土化”、“去台湾化”，立场还比较接近北京官方。

毕竟，北京官话是元明清以来800年的“雅言”，白话文是北京口语的书面形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就在北京，且民国政府决定以白话文作为国文课的主要教学媒介，这些都是没什么好争议的史实。

基本教义派反智而不反殖

不过，基本教义派反智而不反殖，他们宣传的台湾白话文学，并不正视1920至1950年之间受到大陆白话新文学运动影响的台湾现代文学，而宁可承认日殖时代包括日本人的汉文创作。即使在1950年两岸分断以后的台湾白话文学，他们也拒绝反美反殖的左翼作品，陈映真和蓝博洲作品在台湾语文教本上的“真空”，可为证明。同为新月派诗家，徐志摩“完胜”而闻一多却“完败”，又为证明。

此外，东方主义式的博物馆化中国书写，以及横向移植、膜拜西方“现代性”的理论和创作，也形成殖民主义在台湾语文教本上的镜像关系。

台南某位学者发表评论认为，荷兰殖民时代用罗马字书写西拉雅族语的“新港文”就是最早的台湾白话文；又说1886年在《台湾府城教会报》的一篇罗马字“台语白话小说”，证明“台湾比中国（大陆）还早使用白话文创作”。（蒋为文《国共不都肯定五四白话文运动？》，《自由时报》，2017年8月30日，A13版）这位台湾文学系教授是用中国语文发表评论，但他在6年前辱骂黄春明说：“台湾作家不用台湾语文，却用中国语创作，可耻！”

用中国语文来骂人用中国语文创作，由此可见语文技穷的笑话，而正是这样的学者主张将“台语”列为十二年教育的必修课！（蒋为文《国共不都肯定五四白话文运动？》，《自由时报》，2017年8月30日，A13版）这说明文/白之争是无知＋反智的政治运动，就跟以“番薯”代称台湾、以“芋仔”代称大陆一样，不必考究先来后到，将错就错，以讹传讹，谁认真谁就输，台湾学子和家长只能自求多福。

大陆提升古诗文份量是最大外因

再从外因方面来看，台当局此时突然要大减语文课本的古诗文，显然和大陆今秋大幅提升课本古诗文的份量有关。这是台当局试图切割与重塑台人时空意识的手法，其目的就是加深两岸民众的心理隔阂，以累积自己在岛内的政治资本。

也就是说，借由加大操作语文教育来进一步控制台人的意识形态，在精神层面将政局不稳的困境迁移到时局不安的共同焦虑里，让基本教义派看见自己“有所作为”，同时也转移一般民众的关注焦点。毕竟，相较于执政失能这种立马叫人疼痛的项目，操弄语文教育对于一般民众来说，是比较无感的；何况它还具有稳固选举基本盘的政治效益，何乐不为？

果然，这阵子岛上舆论集体踩入蔡英文当局下的套，各家都在文/白之争的套路上练把式；基本教义派媒体还因势利导，宣称新课纲草案建议的上课材料都是用中文汉字写的，因此拒绝承认蔡英文当局是“去中国化”。（参见《“国文”课纲争议的虚与实》，《自由时报》社论，2017年8月29日，A2版）于是两造人马都在是否“去中国化”的鸟笼里进行拉锯，蔡英文当局又成功赚得一次喘息机会，并再一次赢得大陆对台湾的恶感。

由此可以见识到，绿营人马一向善于制造议题来积累政治能量的伎俩；而选举民主制和美日新殖民地主义支配下的政媒型态，又决定岛上一般民众政治见识和信息的侷限性。换句话说，台湾语文课纲文/白之争的本质，其实是地缘政治，其中包括殖民主义的影响或遗留。

“文/白＝中/台”的伪逻辑

从历史看，上世纪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台湾在“复兴中华文化”；本世纪以来，台湾课纲以“多元文化”取代“中华文化”，大陆则因应复兴需要而向传统文化提取资源。表面看来，两岸语文教育对文/白的态度是互有起伏。但不同的是，大陆无论语文课的文/白升降如何，都未曾动摇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而在台湾却能演变成“文/白＝中/台”的认知模式，后者当然是一种假象。

以强烈主张提高古诗文比重的“抢救‘国文’教育联盟”为例，从总发起人余光中到其他参与者，无人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他们的政治边界并没有溢出“恋殖心智”与“岛国体制”。最近十来年的每个5月4日，“抢联”都召开记者会声张“古文运动”，俨然是对新文学叫板。以新诗见闻的人，口口声声高喊古典文学，却无视毛泽东诗词是唐诗宋词在20世纪的继承与再创造，是古体诗词在现代中国的最高成就。某位“抢联”核心成员甚至为了避免在岛上触雷，而表示“‘国文’不属于中共，是我们的至宝”。（引自许静文转述《自由时报》报导“抢联”执行秘书李素真的话，见许静文〈政党轮替与文化价值的争夺：以“抢救‘国文’教育联盟”与高中国文教育争议为例〉，2015年，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论文，页91。）

于是，国文任他们怎么抢救，都脱离地气，也无法凝聚台湾师生的人气。原因很简单，把文/白对立起来思考的方式，其本身就是对中文教育的戕害；他们和“文/白＝中/台”这种思考位置，同样形成了岛上反智的镜像关系。

语文既是政治的重要基础，那么政治壁垒导致语文反智的事情，也就不足为怪。比如对着美国访客说I have problem of saying Chinese language，还写出“自自冉冉”的春联来现眼等等。上梁不正，其下的语文教育岂能不走歪？

至于说85%的高中语文教师支持文言文上限至少50%，（参见《85%“国文”老师支持 文言文上限至少50％》，《联合报》，2017年8月27日，A2版）这也不意外。一来这些教师们在求学过程中习惯了古诗文；二来是习惯了古诗文的他们，又习惯了教别人古诗文。多年来谋生的家伙什，比如教具、笔记、教参用书和教学思维的模式等，不为牺牲多壮志，岂敢日月换新天？要说他们是语文教育上的既得利益者，恐怕太过；但可以问问他们是否愿意自学和教授台湾教本不采用的古诗文？又是否愿意自学和教授台湾教本不采用的白话文？尤其是被政治边防所封杀的毛泽东、陈映真、蓝博洲、闻一多、鲁迅甚至雨果等人的杰出作品。

1994年李登辉政府推出的《认识台湾》教科书（图片来自台湾“中时电子报”）

曾经编审《认识台湾》教科书的台北教育大学台文所教授李筱峰说过，文化领域比政治领域要宽广许多。既然如此，恢复台湾学子接受完整中文教育的权利，从整个中文世界的范围来取材与授课，并在广大的中文地界上建立教员交流与支教体系，应该是实践文化领域比政治领域宽广许多，并疗愈“文/白＝中/台”反智症的办法。然而，这实有赖于台海政治壁垒的真正瓦解，因为在那套《认识台湾》教养下成长的语文教师，可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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