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在台湾“太阳花学运”四周年前夕的“二·二八”纪念日当天，国台办公布31条重磅惠台措施。这项“惠台新政”被喻为超级“国民待遇”，由其引发台湾当局的“吞并焦虑”和“独派”媒体的“统战恐慌”，可见该措施精准与深刻之一斑。

然而有一个问题是，“惠台新政”在实际执行上，是否或是否应该无差别对待？更进一步地说，“惠台”对象是否或是否应该包括四年前的“太阳花学运”成员？

“太阳花学运”：一场失败的演出

岛上某些势力原本预期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来呼应美日同盟或印太战略以赚取一些政治好处，也就是在打皮肉战的算盘。没想到北京不按照他们的指导下棋，而坚持和平统一的路线，“惠台新政”直接威胁他们的神经。

光是去年一整年下来煞有介事的军事演习（“逃跑演习”），就都白练了，而且成为笑柄。拿不出“台独时间表”的人，企图以煽动两岸民粹的方式，来逼迫拿出“统一时间表”的一方陷入战略被动的念想，也落空了，还赔上被看破的底牌──“台独”不但没有办法，甚至不是目标，目标只在于搞砸台湾。否则，就不该是演习“逃跑”，而应该准备“殉道”。

确切地说，“独派”原想呼应外部势力，把台湾搞成更大笔的负债，以破坏中国复兴的进程。但现在有“惠台新政”对付债务赤字，台湾这笔帐就不得不重算。

在2014年“太阳花学运”之前的41个月内，大陆对台服贸投资就达到新台币135.1亿元；而“太阳花学运”之后的41个月内，大陆的对台服贸投资更高达新台币156.9亿元。再从台北的“新南向政策”来看，“太阳花学运”成功翻转岛内的政治生态以后，台湾当局端出的“新南向政策”才一年多，就已告失败。以2017年1～9月台湾经济的出口成长为例，台湾对“新南向”18国出口成长15.2%，进口却成长25.4%，使贸易顺差减少6400万美元；同时期台湾对大陆出口则成长22.7%，大陆对台湾出口成长的贡献达40%，远高于“新南向”18国。2017年台湾的全年经济成长率是2.86%，总进出口贸易顺差是578.8亿美元，而其中对大陆(含香港)的贸易顺差达787亿美元，超过全年的顺差总额。

上述事实已说明，“太阳花学运”是一场失败的演出，一场多数成员搞不清楚内容与环境的岛上政治运动，并没有改变台海两岸间的经济规律，反而更凸显两岸统一的大势。

资料图 图源台媒

只不过，“太阳花学运”在证明台湾“三权分立”体制失衡方面，却是成功的。正如网民相传某学运头目头目的说法：“他们若有罪，而我们无罪，只会显得台湾司法体系仍存在虚矫（虚伪）……这个无罪判决，属于这场运动，属于台湾，更属于台湾人。”

如果说，阻断“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学运头目被判无罪；那么，台湾的司法体系是否该向一年多来无力阻断两岸经贸增长的当局者问罪？而如果给予台湾人谋生市场的“惠台新政”要问罪，那么耗费台湾人家底的“对台军售”呢？

“太阳花学运”无罪判决的理由是：“服贸议题影响我国经济活动甚巨，于社会景气普遍欠佳之情状下，就业机会是否会遭剥夺？是否影响其等经济收入？”然而，自2016年中迄今，台湾的经济景气依旧仰赖对大陆的贸易顺差来撑持，且有许多台湾人纷纷前往大陆争取升学或就业机会，而不是大陆人来“三限六不”的台湾“剥夺”就业的机会。再说，台湾当局单方面的阻断大陆对台交流，使许多劳工和教师的经济收入因为陆客陆生减少而断炊，在当局无能制造内需和就业市场的环境下，反而促成台商、台劳、台干、台生西进大陆谋生。

如此看来，“太阳花学运”的结果，是走向“太阳花学运”目的的相反面去，而台湾司法体系却给予无罪判决，这反映了台湾司法判决目的和结果之间的悖论，也就是学运头目所谓的“虚矫”。这个“虚矫”的无罪判决，“属于这场运动，属于台湾，更属于台湾人”。

而如果无罪判决是“虚矫”，那么有罪判决恐怕也只是一种政治判决的延伸。针对大陆31条“惠台新政”，台湾当局在开不出“新南向”活路的条件下，却打算祭出修法“反惠台”，以阻断台湾人西进的生路。若这种残民以逞的作为成真，就是台湾司法沦为政党工具的悲哀。相较于大陆惠台的“国民待遇”，台湾司法若以“罪犯待遇”绳住民众，则无异于上世纪戒严传统的重新感受，更无所谓民主制衡可言。

许金玉──争取“国民待遇”和面对“反共戒严”

正是在争取“国民待遇”和面对“反共戒严”这件事上，让人联想到今年二二八纪念日在台湾大学社科院一场座谈的故事主角──许金玉。台湾作家蓝博洲的新书《春天──许金玉与辜金良的路》，为大家讲述一个上世纪中叶关于两岸“国民待遇”和“反共戒严”斗争者兼受难人的故事：

视频拍摄/贺克 视频制作/观察者网 刘琳

许金玉，1921年出生于台北万华一个以苦力营生的家庭，她和另外三个姊妹自小就被送人当养女。幸运的是，养父母很疼惜她，供她上学读书。不过，深具民族意识的养父不愿她接受太多日据下的教育，于是小学毕业后，许金玉白天当女工，晚上则偷学汉语。

由于养父母无亲生子女，在当时台湾的社会条件下，为了延续香火的问题，成年的许金玉不能自主婚姻，竟而蹉跎了这桩事。但也因此，她真正走出家庭去工作。1944年，她以流利的日文考取邮政局的职务，但由于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差别待遇，月薪比在工厂时还少。1945年台湾光复，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在广播中说的头一句话──“亲爱的台湾同胞”，就触动这个不擅言词又向来害羞的年轻女子的泪。

然而，因为日殖时代管理和技术阶层的日本人在战后遭遣返，普遍作为殖民体制下低阶劳力的台湾人所无法胜任的职业空缺，就由大陆输入相应的人力来填补。而国民政府在光复初期没能整合好两岸体制落差造成的不公待遇，使得省内外人员既不同工，也不同酬；加上语言不通和生活习惯差异等问题，迅速让省籍隔阂浮上台面。不过，1946年9月，江苏籍的计梅真和钱静芝等中共地下党人来台担任邮工补习学校的国语教员以后，让年轻的许金玉刮目相看。

通过作文“我的志愿”，计梅真认识到许金玉的身世与怀抱。于是，在计梅真的启蒙下，许金玉走向群众，走向争取省内外同胞同工同酬的工运。1948年底，许金玉等二十名台湾省邮务工会代表前往上海和南京，希望为台籍员工争取到“归班”的权益。但困于内战的国民党政府，并没有放心力在这个岛上的“国民待遇”问题。

（图片来源：蓝博洲提供）

1949年3月26日，台湾光复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工人请愿游行，朝着省政府方向出发。作为邮务工会兼游行请愿代表，许金玉等人当面向省府主席陈诚诉愿。同年5月，台湾省内邮工的“归班”问题得到解决。然而，随着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与“反共戒严”的彻底实施，加上中共地下党领导蔡孝乾的被捕与口供，牵连30余人的“台湾省工委会邮电总支部计梅真等叛乱案”成立，计、钱二教员刑死，许金玉被判刑15年。

刑满时的许金玉已届中年，青春韶光付与工运和牢狱；背负着叛乱犯印记的“更生人”重回社会，却是“小牢换大牢”的另一种徒刑的开始。许金玉和她中年结伴的政治犯丈夫辜金良，面对普遍的社会误解乃至歧视，加上特务的恐吓骚扰，在南台湾的屏东做皮蛋营生，继续她们艰难的生存。

30余年过去，辜金良和许金玉夫妇以其白色恐怖受难赔偿金，成立“辜金良文化基金会”，致力于推动台海两岸青年的交流活动。

许金玉（左）与难友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图源：《两岸犇报》）

年逾七旬的许金玉说：“我认为，我们要能真正得到自由，还是要等到祖国统一的那一天。我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受到计老师的影响，从一个养女而走上工运的这条路。有生之年，只要我能够做到多少，我还会尽量去做的。毕竟，路，还是要继续走下去的！”

在没有蒙受任何“惠台”好处的情况下，许金玉及其夫婿坚持节俭生活开销，将生活所余捐助给那些为社会公平和祖国统一事业而奋斗的团体或个人，实践有生之年尽量去做的诺言。2005年1月6日，辜金良先生病故。2018年3月6日，许金玉女士离世。一对患难夫妻，历经日本殖民、反共戒严、分离主义的台湾，虽然终生未获得公正的“国民待遇”，却不曾在故乡的土地上动摇过中国人身份身份认同的前辈，与世长辞。

“惠台新政”与政治难民

哲人已远，相形之下，也有许多活在身份困惑或者由民调决定身份认同的台湾人。

“太阳花学运”之后，《联合报》在2016年3月选举台湾领导人前夕公布其民调，岛上自认是中国人的比例为10.1%，另有10%的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台湾的中国人身份认同者只有1/5。

一年半过后，“台湾竞争力论坛”在2017年10月公布民调，有50.2%的受访者自认为中国人，台湾的中国人身份认同者超过1/2，甚至有86.5%的受访者自认为中华民族。台湾民调当中浮动的国族身份认同，固然有历史和地缘的因素，其实还反映了两岸不同的政治生态。

由于选举模式将台湾政治市场化，票决制出身的领导人往往不是学能品俱优的经营，而象是特色商品的偏才，或是只擅长选举演出的庸才。且由于“民主拜物教”流行，“人民当家作主”头头是道，因而是谁都不服谁的平庸政治。

如此一来，既然选不出全才经营来领导，庸才领导又常被“民主”踩在脚下，台湾民众的政治意志因而是涣散的、易变的、短视的、脆弱的。所以，一年半之内，许多人变身为中国人了；一年半之内，许多人把台湾当局又视如寇雠了。前倨后恭的台湾选民，像极了《范进中举》里的胡屠户，而成为政治闹剧。政治生态既然综艺化，则戏剧化的身份认同民调也就不在意外。

大陆“惠台新政”面对的就是岛上大量的“浮动国民”，而无法或不及对待像许金玉和辜金良那样忠诚的爱国者。理论上来说，“国民待遇”就应该甄别国民身份；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这些“浮动国民”也是某种意义的“政治难民”，正是他们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政治焦虑。

而这种政治焦虑又必然引起台当局的极端反应，从而进一步伤害台湾当局的政治健康。一个不健全乃至日益衰败的政治当局，难免制造更多“浮动国民”或“政治难民”，如此就应验了孟子说的：“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鸇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因此，从战略角度来看，北京基于和平统一的方针，“惠台新政”、“国民待遇”是不需要甄别“浮动国民”的。

正如战略学家张文木称许毛泽东当年的对台政策，说毛泽东不采取直捣黄龙的原因，在于“目的并不是将台湾打跑，而是为了将台湾拉回”；显然，中共十九大以后出台的这31条新政，也再次体现上述的战略深意。即使对于“太阳花学运”的成员，也毋须以“差别待遇”来示人以不广；相反地，这些成员如果回头是岸，或许还有助“国民待遇”的宣传。而台湾当局如果只剩“民主”拒统这一步，那么区别台湾官民的“惠台新政”，恰成为北京给台湾当局补上的一堂民主课。特别是，如果台湾当局开历史倒车，恢复“反共戒严”的作法与思维，那么连嘴皮上的“民主”也将会成为历史。

当然，“国民待遇”或许既往不咎，来者不拒；但“国民待遇”也包括相关的法规和意识形态领域。许金玉等成千上万的前辈，就是在上世纪中叶为争取台湾人的“国民待遇”而遭刑狱或刑死，这和阻挡“国民待遇”却被判决无罪的学运头目形成鲜明对比，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就是“反共戒严”的壁垒。然而，它将“国民待遇”绳之以法的同时，也将自己带上历史的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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