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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陈品:听起来嗲嗲的台湾腔恐怕要失传了

2017-08-02 07:42:37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许陈品】

对于很多大陆朋友来说,软糯糯的台湾腔是台湾人的标志之一。然而,随着民进党当局推动所谓的《“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的“立法”工作,将在全台推广闽南语,又一波“去中国化”再次袭来。

所谓的“国语”,或称为官话(官方语言),是如今几乎每个人都琅琅上口的语言,然而这一名词在台湾的各个历史时期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涵义,一部台湾语言流变史,也是这片土地的斗争史。

把“日语”当“国语”

在清代台湾,由于清帝国定都北京,北京官话自然成为每位欲取得功名的士子必学之语言,若还是带着一股乡音行走于官场,甚至有可能会影响晋升的机会。

乙未割台后,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日语就成为了台湾的“国语”,为了提升台湾人使用日语的意愿,当局也对个别家庭、市街庄、部落采取普及日语的多项奖励措施,例如在部落与部落、街庄与街庄间进行“国语比赛”(日语),优胜者给予奖励,获胜的部落或街庄也可得到表扬成为“国语模范部落”、“国语模范街庄”的称号。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所谓的“国语家庭”。

著名“国语家庭”李登辉家庭早期照片

1943年日据时期“国语家庭”的官方认证书(新竹州苗栗郡铜锣庄,今苗栗县铜锣乡)

“国语家庭”,即经过申请、通过殖民当局认证,成员在家中确实只使用日语交谈的家庭。日本人对“国语家庭”的“优惠措施”有:“国语家庭”内的孩童可与其他日本家庭一样就读“小学校”(不需上只有台人能就读的公学校),也更有机会考入中学校就读;殖民当局所属机关亦会优先任用“国语家庭”的成员,以及在二次大战爆发后,享有战时物资配给的优先权。于是“国语家庭”反而成为增强“皇民化”效果的手段之一。

截至1942年4月的调查资料显示,全台正式被认定为“国语”常用家庭者共有9,604户,家庭成员共770,679人。另外根据《兴南新闻》报道,从1937年至1943年间,台北州(今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兰县)共有3,448户被正式认定为“国语家庭”,相当于全台州户数的1.3%。不过,要考虑到台北州为全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语使用程度应为全台最高的地区,整个台湾的国语家庭户数比例,应较这个数字(1.3%)更低。

日本殖民者当局之所以要实施“皇民化”政策,目的在于消弭台湾民众对日本的抵抗情绪,在战争时期便能成功动员,使其成为后备兵力补充(台籍日本兵),以及战场劳动力(军夫)的来源。

然而,尽管日本人处心积虑要塑造“效忠日本天皇的子民”,但台湾人在公众场合以及家中还是习惯讲汉语或母语,较正式的场合才会改说日语。在“皇民化”运动实施期间,殖民当局政府大力推行使用日语,但局部禁止台湾人使用母语的案例也不是没发生过,如高雄市区内的公交车上禁用台语、嘉义市役所(相当于乡镇人民政府)曾拒绝受理台语报案。

终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就1940年的普查结果,全台湾已有超过280万人“能解日语”,约占总人口数的51%。然而,“能解日语”的标准为何,目前学界仍不清楚,故这样的统计数据只能仅供参考。也就是说,到1945年台湾光复时,全台顶多只有一半的人懂日语,另外一半则是继续说着闽南语、客家语和原住民族的母语。

或许有人会质疑,日据时期不是有汉文教育吗?事实上,在日据前期的1897年,当局考量台湾社会对汉文仍有实际需求,规定国语传习所乙科课程中增设汉文课,并延聘传统知识分子到公学校教授汉文。1898年公布《公学校规则》,将汉文并于读书课中,每周有12小时的时数。1910年代中期,大部分汉文教师被辞退,随着时间推移,汉文课授课时数不断缩减。到了1922年,汉文课改成每周仅2小时的“随意科”(即选修)、不再是必修,并得视地方情势,废除汉文课。1937年4月,当局进一步完全废止公学校中的汉文课及报刊的汉文栏,同时禁止传统戏剧与音乐,目的在“消除中国因素”。

再者,日据时期的“汉文教语”,实则运用日语的“训读”方式进行,也就是用日语的假名发音去拼读汉文,读法虽采用台湾音,但在文意说明、语句解释上,规定还是只能用日语。说穿了所谓的“汉文课”,仅仅只是为了吸引台人家长将其子女送往公学校就读的诱饵罢了。总而言之,面对日本殖民当局,完全废除汉文教育、局部禁止母语的历史事实,“亲日反中”的政治势力往往是视而不见的。

日据时期的《汉文读本》目录

《汉文读本》中的“我国”,指的是日本

《汉文读本》在〈国史四〉部分,教授的是足利尊氏建立室町幕府,以及日本战国时代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开创江户幕府等日本史内容

《汉文读本》〈我国〉中的“我大日本帝国”、“神武天皇”、“我侪幸沐皇恩,……凡我侪臣民当思如何尽忠爱国”,无一不是“皇民化”教育

“说国语运动”

1946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设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要求学校勿再使用日语作为教授语言。到了1951年,台湾省政府教育厅针对中等学校提出,禁止以日语及方言作为教授语言的行政命令,就是为了消除日据时期表面上教授汉文、骨子里宣传皇民思想的不良影响。由此看来,国府光复台湾后大力推动以汉语为“国语”的教育,相当有必要。

1947年10月3日,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发起全省不说日语签名运动

举例来说,如今已成国民党“原罪”的“二二八事件”,当事人林江迈的女儿林明珠认为,“二二八事件”根本不是从查缉私烟而起,更非所谓“外省人欺压本省人”,纯粹是出自语言沟通不良所产生的纠纷。

林明珠说,1947年2月27日当晚,她和母亲在台北市大稻埕天马茶房附近卖烟,当时有位士兵来向她买烟,直接拿了香烟后随即点烟才问了价格,士兵用普通话问“多少钱?”并准备掏钱,当时9岁的她只会闽南语和日语,完全听不懂士兵的询价,加上一旁的地痞流氓鼓噪称士兵不想付钱、想抽免费的烟,此时周围的人一拥而上想为她讨公道,士兵见情况渐趋混乱,想掏枪吓阻群众,谁知枪管刚好顶到情急之下来找女儿的林江迈,顿时血流如柱,围观群众见发生流血事件,情绪更加激动,有人大喊“阿山仔(外省人),打人喔!”综上所述,“二二八事件”就是由双方语言沟通不良酿成的悲剧。

二二八事件

有了二二八事件的前车之鉴,还原当时历史时空背景,当时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既然两岸同属一个国家,推动使用同样一种官方语言(国语/汉语)完全合理,也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如今跳出来批评当年国语文政策者,多采全盘否定的态度,完全不以实际情况出发,不知是何心态?

当时台湾省政府推行“说国语运动”,口号是:“语言不统一,影响民族团结”,强调说“国语”才是爱国,在学校老师授课,还有师生、学生之间交谈都必须使用“国语”,再加上电影院禁播方言、外语电影,并上街倡导大家说“国语”。

国民党在台湾推行“说国语运动”

到了1973年,国民党当局核定台湾省各县市《国语推行指导委员会组织章程》,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则颁布更为激进的《国语推行办法》,要求所有教育单位,下至小学每一个班级内都要设立“国语推行委员会”,严格禁止使用方言(包括外省各地方言、闽南语、客家语及原住民族语),若不小心讲了方言者,就会被处以罚款、体罚、挂着写有“我不说方言”的纸牌示众一天等惩罚。

除了在基础教育阶段限制使用方言,国民党当局还把“说国语”与爱国、支持当局划上等号。1977年,台湾省政府函授各教育单位,表示“国歌、国语代表国家精神”,当时的儿童生活公约守则第一条就是“我要说国语,爱国家”。如此便塑造出一种诡异的意识:说国语等于支持当局、说方言就是反对当局。当“说国语”和“禁说方言”上升到政治正确的高度时,个人的言论自由就被行政命令所凌驾,当年的噤若寒蝉,也成为国民党威权解体之后的反扑动力,也就是当下呼吁“语言平权”的主因。

然而平心而论,“说国语运动”的推广,让普通话在台湾普及,更有利于各地民众尤其是加强了两岸之间的交流。今天的台湾人和大陆人能够无障碍的交流,和大家“书同文、语同音”密不可分。

闽南语并不存在立即失传的危机

部分“本土化”意识较强的人士以为,既然是日本人统治,台人在公领域被要求讲日语是很普遍的现象,同时又保留在私领域得以讲母语的权利,认为上述就是日据时代语言政策的全貌;既然日本人离开了,母语就应该弥补空缺,从此“当家作主”。而台湾的族群结构,又是以汉人占大多数(将近98%),其中闽南语族群占到73%以上,客家语人口约12%上下,台湾光复后从中国大陆各省来台者约占13%,原住民族仅仅1.7%而已。

不过,就在今年7月23日举行的最后一场公听会上,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郑丽君却表示,将编列预算优先筹办“台语频道”、“台语节目”,订定“台语”及“台湾手语复振办法”,甚至研拟将把“台湾手语”也纳为官方语言,并要求语言文化的尊重“多元”。

搞了半天,原来民进党口口声声要推动所谓的“语言平权”,首先就是以“闽南语”做为“台语”,以闽南语族裔的人口优势地位以大欺小,迫使客家族群、原住民和新移民接受这个“使用闽南语人数比你们多”的现实,无疑是种“文化霸权”的展现。其次,把“台湾闽南语”当做“台语”,也就是企图切割开台湾与大陆,甚至是台湾—闽南之间的连结,此后台湾是台湾、闽南是闽南,偷换概念,将“去中国化”暗度陈仓。再者,想推行新政策也要配合实际情况。现实就是,虽然目前三十岁以下的台湾民众已经很少人能用流利的闽南语交谈,但更高年龄层的通行程度却很高,以习惯操闽南语人口占台湾总人口的比例尚高,没有立即失传的危机。

以笔者为例,虽然我的双亲都是本省籍,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父母双方的亲戚,彼此都以闽南语交谈,但转头和我交谈时全都使用“国语”,所以笔者的母语就只有“国语”一种,说闽南语是我成年之后才逐渐习得的能力。若依照民进党的逻辑推动说母语,那我说着以“国语”为主的母语,实乃天经地义。

现今后现代主义当道,被视为权威的传统价值观纷纷遭到多元解构或重新检视、批判。过去国民党“戒严”时期的国语文教育,虽然以过于强势、激进的方式,压制特定族群的语言,但放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下,却是出于台湾民众尽快在文化上与祖国统一的期望。

而今民进党当局欲弱化现代汉语的地位,独尊闽南语,对客家族群来说,是“大闽南沙文主义”;对原住民来说,亦是“大汉族沙文主义”。况且如果要以台湾闽南语作为“国家语言”,那么基于所谓“语言平权”的概念,台湾闽南语是要以泉州腔、还是以漳州腔为基础呢?又或者客家语有四县腔、海陆丰腔、大埔腔、饶平腔、诏安腔在台较流行,要以哪个腔调为标准?再加上原住民族语(迄今有16族),那台湾的“国家语言”,将会达到23种之多,但迄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地区有如此之多的官方语言。

说到底,闽南语并非立即需要保护的濒危语种,但愿台湾当局能理性意识到,要维持文化多样性,延续客家语、原住民的族语才是最为刻不容缓的任务,而不是只弱化现代汉语就能达到多元文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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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陈品

许陈品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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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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