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新闻引起了普遍关注：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养老保险当期收不抵支的省份数量，已由2013年的3个增加至2015年的6个，除陕西、青海、河北外，东北三省全部在列。中国在成为发达经济体之前，就已经先步入老龄化社会，这的确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何保证退休金制度的可持续性，成为中国必须应对的问题。

深入探讨之前总要预先做些功课，先来介绍一下中国的退休金制度。在世界范围内，退休金的运作模式主要有两类：“实体账户”和“现收现付”。

“实体账户”模式的代表是美国的401(K)退休金制度：劳动者每个月把一部分收入存入401(K)退休金账户，账户里的资金可以由专业投资机构来运作。等到退休之后，劳动者就可以每个月从401(K)账户中支取退休金。这种模式的好处是给了个人较大自主权：每个月往退休金账户存多少钱属于自愿，现在多存，将来多得。而且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风险偏好，选择各专业投资机构的不同投资组合方案。这种权责明晰的管理模式很符合美国社会个人主义至上的文化。

但是这种模式的缺点非常明显：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大量实体账户的巨额资产存在保值的风险。401(K)帐户中相当比例的资金被用于证券投资，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大，很难保证在几十年的漫长运营周期内不出问题。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许多美国人401(K)账户中的资产几乎被“腰斩”，这又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401(K)账户里的资产是有限的，如果退休前储备的资产不足，就会出现赵本山小品中“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人还在，钱没了”。

正是出于对退休之后生计无着的恐惧，2008金融危机之后，很多美国人不得不通过延迟退休来填补401(K)账户的资金缺口。美国的超市里时常能够见到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收银员，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即便如此，401(K)退休金制度仍无法避免巨大危机：到2013年，全美401(K)帐户缺口达14万亿美元，年龄段在55-64的近退休群体中，只有不到5%的家庭退休金储蓄可以满足正常需求[1]。客观地说，就“实体账户”的运作状况而言，美国的拙劣表现实在谈不上表率。

美国超市的老爷爷收银员，看了让人心酸。

我国的退休金制度基本属于“现收现付”——现有劳动人口缴纳的养老保险，直接用于给退休人员发放退休金。

我国采取“现收现付”模式是因为历史原因：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长期实行低工资加补贴的政策，城市职工所创造的劳动价值很大一部分被国家拿走，用于生产领域的再投资；1969年以后，发放退休金的责任实际上由国有企事业单位自行承担，列入了它们的预算。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出现则是1997年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劳动者，历史上没有机会来建立实体账户。由于财力的限制，在推行养老保险之后，政府也没能通过财政拨款补足、做实临近退休人员的实体账户。所以，养老保险基金实质上按照“现收现付”来运营。

与“实体账户”相比，“现收现付”倒也有一些好处。

首先，它避开了巨额资产长期保值的风险——就算没有遇到2008年那样的大规模金融危机，巨额资产的保值也会面临通货膨胀这个难题。在市场经济环境下，GDP增长几乎总会伴随通货膨胀。对于这一点，凯恩斯早就说得很明白：通货膨胀意味着将来的钱没有今天的钱值钱，所以还贷款就比较容易，通货膨胀客观上能够促进投资。因此，各国央行都试图创造低速通货膨胀，而视通货紧缩为洪水猛兽。自1982年以来，美国历年的通货膨胀率（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多在1.5%～6.2%之间浮动[2]。由此推算，1983年存下的100美元，其购买力到2014年已贬值57%。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1988-1989和1993-1995年间出现过2次快速通货膨胀，2008年以后的通货膨胀也非常明显[3]。即使按照被严重低估的官方CPI，按照最保守的方式计算，1982年的100元现在至少已贬值90%。假如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推行“实体账户”模式，当年存下的那点钱现在只够退休人员喝西北风。

其次，“现收现付”以国家信用为担保，有一定社会公益的性质：只要退休人员还在世，就有权从民政部门领取退休金，也就不致于出现“人还在，钱没了”这种情况。这对于劳动者个人来说自然是极好的“定心丸”。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现收现付”模式也有明显的缺点：退休金的发放仰仗现有劳动人口，一旦出现资金缺口，就意味着需要动用财政资金来填补，累积下来就可能造成大量政府债务。2013年，我国各级政府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政补贴高达3019亿元，比2012年增加371亿元[4]，这个趋势可不太乐观。另一方面，“现收现付”制度下的退休金贡献者和即时受益者是分离的，这种转移支付完全建立在政府信用的基础上。一旦现有劳动人口对政府信用产生怀疑，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意愿就会降低。这种情况曾经在智利等国家出现过，中国当避免前车之鉴。

鉴于巨大的人口基数，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现收现付”的退休金制度。要想维持退休金制度的可持续性，仍免不了在“现收现付”的格局内做文章。在这个问题上，理工科的研究方法可以派上用场：建立一个简洁的模型，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还原为由少数主要因素决定的技术问题。从这几个主要因素入手，就能找到解决复杂问题的合理方案。

在“现收现付”的格局下，退休人员的福利水平可以用一个简洁的公式来表示：

退休福利水平 = 劳动收入*截留系数/退休人口

这个公式很容易理解：劳动收入是劳动人口创造的财富，其中一部分被截留、用于退休金的发放。

因为 劳动收入 = 平均工资*劳动人口，上述公式还可以改写为：

退休福利水平 = 平均工资*劳动人口*截留系数/退休人口 = 截留系数*平均工资*（劳动人口/退休人口）

改写后的公式直观地阐述了决定退休人员福利水平的3个主要因素：截留系数，平均工资，（劳动人口/退休人口）的比值。行之有效的方案，必定从这3个主要因素入手。

截留系数是指劳动收入被截留的比率。比方说，五险一金中的养老保险是按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的。我国社保占工资支出比重已经很高，推高了企业的用人成本。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直接提高截留系数已不具备可操作性。有些地方其实已经开始降低养老保险的缴纳比例，为企业“减负”。

某些地方将国企股权划归社保基金，实质上是间接提高截留系数，因为国企的利润分红来源于国企员工创造的剩余价值。全民所有制企业为全民服务，为养老基金“输血”具备道义上的合理性。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国企拿不出利润来分红，养老基金岂不是干瞪眼？唯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才能承担起“输血”重任。习总书记强调要理直气壮做大做强做优国企，其实大有深意。

在“现收现付”的格局下，截留劳动收入会直接影响劳动人口现有的物质生活水平。平均工资的重要性便凸显了出来：比方说，如果我只有1碗饭，只要分半碗饭给别人，我就得挨饿；可是如果我有10碗饭，哪怕给别人2碗饭吃，我仍会吃得很饱。放到宏观层面来说，如果平均工资很低，截留劳动收入对劳动人口现有物质生活的显著影响就难以接受；如果平均工资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截留一点劳动收入就不算个事儿了——仓禀足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群众都会对此表示理解。

我国劳动生产率及增长率变动 （数据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平均工资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分配制度。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劳动消耗量的比值。对于一个大经济体来说，劳动生产率往往是物质生活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在旧中国，哪怕中等水平的地主，也做不到每周下几次馆子、每年外出旅游数次；而这是现在工薪族可以轻易做到的事情。这就是劳动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平上升。由此可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对改善退休人员的福利水平有极大意义，应该从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决定因素入手：科技水平，劳动者素质，生产过程的组织管理。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飞跃。如果中国能够成为下一场科技革命的引领者之一，必然在劳动生产率上大为受益。国家在扶持科技发展、鼓励企业研发等方面多投入一些资源也是划算的。比方说，如果国产量子计算机率先研发成功，中国的计算资源就会压倒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会带动许多产业相应发展起来。

劳动者素质的影响显而易见：硕士学历的软件工程师，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远高于初中学历的洗碗工。2010年，我国20-59岁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仅9.55年，好在20-24岁新生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2.8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5]。我国应致力于提高本科以上学历的教育质量，并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在职人员教育，通过上述几方面手段不断改善劳动人口的劳动技能。

在生产过程的组织管理水平方面，今后的国企改革应致力于创造符合国情、行之有效、兼顾员工合理利益的管理方式，进一步提高国企的效率。

近20年来，我国劳动生产率总体保持年均7%以上高速增长，维持这种高速增长的势头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非常重要。为什么说房地产过热不是好事？因为炒房地产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毫无帮助，反倒会迅速推高企业成本、逼死实体经济。

分配制度决定了国民收入中，多少以税收流向政府、多少被资方拿走、多少形成劳动收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政府和资方拿走的收入占比则不断增加。从所有制因素来看,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国企以资本替代劳动要素，以及非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工资增长缓慢共同作用的结果[6]。工薪族被拿走的剩余价值太多，容易导致国内阶级矛盾激化——近年来因劳动纠纷产生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应致力于适当增加国民收入中的劳动收入占比。

（劳动人口/退休人口）的比值，其实至关重要。直观地说，创造劳动价值的劳动人口越多越好，不创造、只消耗劳动价值的退休人口越少越好。为了让这个比值尽可能增大，有必要多管齐下。

在人社部预计今年出台的延迟退休方案之外，弹性退休制度是非常有价值的补充选项。所谓弹性退休制度，就是允许劳动者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自由地选择退休时间，说的通俗一些就是“想干多久干多久”。弹性退休制度有2个非常明显的优点：

1.鼓励劳动者创造更多价值，减少了退休后被供养的时间，也就减少了养老保险基金的负担。

2.充分考虑到个体差异，可操作性胜过“一刀切”的延迟退休，不致引起民意反弹。

“一刀切”的退休政策没有顾及劳动者客观存在的个体差异。比如，有的人长期带病工作，巴不得早些退休、颐养天年；有的人则身体很好，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仍然精力旺盛，主观上并不希望早早退休。再比如，某些工作需要重体力劳动或者作业环境有害（例如矿山），这类岗位就应该让劳动者尽早退休；某些工作则属于脑力劳动（如大学教授），对人的体能和生理状况并无太高要求，而且积累丰富经验的劳动者“越老越值钱”，早早退休对国家和个人都是损失。如果采取“一刀切”强行延迟退休，难免伤害到一部分劳动者。由此引发的抗议和罢工活动，在欧洲已经发生多次。而弹性退休制度就可以很好地适应个体差异，在自愿的基础上实现能者多劳。参照许多发达国家的做法，国家应为自愿延迟退休的劳动者提供更好的福利待遇，以示鼓励。除了提高退休金水平之外，还可以提高医保偿付比例。

在弹性退休制度之外，还应鼓励退休人员另谋职业。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开始退休，知识和经验丰富的退休人员在退休人口中的占比将逐步提高。拥有30多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工程师、财务专家、教师、医生，对社会而言都是极其宝贵的资源。国家应该鼓励他们发挥余热、为社会创造更多劳动价值。可以考虑出台这样的政策——退休人员只要不从退休金帐户中支取费用，其劳动所得（不是资本利得）免缴一切个人所得税，并可享受更高的医保偿付比例。这就意味着，退休人员可以通过返聘、兼职、收取顾问费等方式，在一段时间之内获得较高收入，同时又减轻了养老保险基金的负担，于公于私皆有好处。

然而，退休制度的改革都建立在一个必要前提之下：劳动者必须拥有足够长的健康期望寿命。健康期望寿命是指一个人在完全健康状态下生存的平均年数。期望寿命代表了生命的长度，而健康期望寿命代表生命的质量。按照北京市疾控中心2014年的研究结果，一位18岁男性北京人，其健康期望寿命平均为43.40剩余年。也就是说，预期这名男性在健康状态下可以活到61岁以上；之后，他预期会在疾病或残疾的“非健康状态”再活18.82年[7]。如果健康期望寿命不够长，劳动者就会因为丧失劳动能力而被迫早早退休，那么延迟退休、弹性退休、另谋职业都会变成空话

由此可见，劳动者的健康绝不是什么“私人的事情”，而关系着整个国家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在2016年8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总书记强调：

“要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不断完善制度、扩展服务、提高质量，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等健康服务。”

“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

上述指示正是对延长健康期望寿命最有意义的举措，可谓字字珠玑。

从长远来看，劳动人口的供给还要仰仗合理的生育率。中国必须由计划生育转向鼓励生育，尽快扭转生育率远低于人口自然替代率的现状，才有可能避免日本、韩国已经陷入的老龄化僵局。现在出生的孩子，20多年之后才能创造劳动收入。虽然“远水解不了近渴”，但这并不代表“远水”不重要。

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时代背景下，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为什么会降低？心病还需心药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已成大害。衣食住行只占抚养成本的一小部分，而教育成本给广大家庭造成了严重负担。很多优质教育资源需要用钱去购买，本身就构成极大的社会不公平、成为两极分化的催化剂。年轻夫妇普遍担心无法让下一代受到良好教育、以致下一代的社会经济地位下滑。以湖北省宜昌市为样本的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不愿意生二孩的首要原因是教育费用太高，占比达52.8%[8]。

可以断言，如果没有普惠性的宏观政策支持，一切鼓励生育的宣传都不会产生效果。扭转低生育率的关键，在于出台抚养成本社会化的经济政策。可行性较强的手段包括：

1.国家加大投入力度，在教育、医疗领域坚持公益性，保证公平性。

2.对满足一定条件的家庭进行教育成本的补贴。

3.向孕妇和新生儿提供饮食营养补助金、医疗服务费用和交通费用

4.增加孕妇产假；允许男性休产假、承担家庭责任。

鼓励生育的政策要把握好出发点：既要防止育龄人口“生不起、不敢生”，切实保障生育权；也要防止某些群体盲目生育、制造出大量不学无术的低素质人口。唯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才能成为劳动人口的有效供给。而低素质人口从根本上被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只会构成国家的负担。“人口红利”建立在教育普及和发达的基础之上，切勿将“人口红利”这个概念庸俗化——如果只要多养人就有“人口红利”，那么多养猪有没有“猪口红利”？

退休金制度的可持续性是关系民生的根本大事，未雨绸缪越早越好。鉴于巨额资金长期保值需要面对资本市场波动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而且做实退休金账户需要巨额财政拨款，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仍会按照“现收现付”模式长期运转。维持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有效手段，近期应致力于维持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势头、推动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平均工资；中期应适时推出激励性退休政策，使弹性退休和退休后另谋职业成为常态；长期应寄希望于通过提高生育率来改善抚养比。以上所有手段都依赖于政府的积极行动。倘若没有积极有为的政府，光靠市场无法保证退休金制度的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1]侨报：http://dailynews.sina.com/gb/news/usa/usnews/chinapress/20130622/03404665826.html

[2]美国经济数据中心： http://www.edatasea.com/Content/us/ID/2

[3]中国经济网：http://intl.ce.cn/specials/zxxx/201308/09/t20130809_24648757.shtml

[4]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n/china/gncj/2014-06-23/detail-iavxeafr5540372.d.html?from=wap

[5]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http://www.ncedr.edu.cn/gongzuojianxun/2013/1204/289.html

[6]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趋势及成因：http://ier.ruc.edu.cn/asp/11-2/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趋势及成因（刘小鲁）.pdf

[7]新京报：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4-06/17/content_518077.htm

[8]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n/china/gncj/2015-11-07/detail-ifxknivr4254196.d.html?from=w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