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慢熊:对苏联“李森科事件”所谓“定论”的几个辨析

来源:观察者网

2017-02-10 17:53

早慢熊

早慢熊作者

自由撰稿人 文史爱好者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早慢熊】

李森科事件是苏联科学史上很难被绕过去的一页,此事掺杂了不少学术与政治的纠纷,而且直接导致了苏联生物学的长期落后状态。然而也正因为那显而易见的政治性,李森科事件及其背景往往被有意无意误读。

按照最常见的叙述,李森科事件,是一群不学无术的学术骗子,投苏联独裁者的意识形态喜好,用惨无人道的政治大棒镇压了善良而无辜的基因学家。

真的是这样的么?

李森科主义迎合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么?

或者说,真的是因为斯大林认为李森科的“伪学术”符合他的政治需要所以扶植李森科么?

对于李森科的飞黄腾达,最流行的一种解释是李森科关于获得性遗传的观点符合当时苏联政权“创造苏维埃新人”的意愿,即认为如果人类可以用遗传的方式继承环境导致的变化,那么社会革命(在苏联当然是特指十月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迅速形成人类的进步——这种庸俗化解释的言外之意是党和领袖期待可以通过对环境的控制来影响遗传,实际上对李森科大量的讽刺笑话(即便现在网络上谈及李森科都经常引用这些笑话中的一部分)都是从这个角度展开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李森科在做田间调查

但是,实际上没有人能找到李森科在任何文章或者场合中曾宣称他的理论可以应用于人类,相反,李森科严厉批评“资产阶级”改变人类遗传的企图的讲话倒是很容易找到。

这其实是非常好理解的,如果假设人类可以将社会环境导致的变化遗传到下一代,那么延续了几千年的阶级社会无疑已经将阶级社会的种种特性成为人类本能的一部分——这简直是在根本上动摇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也许讽刺笑话作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精明的李森科显然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地雷。

李森科是借大清洗上位的么?

有一个很通行的误解,即认为30年代苏联大清洗期间,李森科分子们挥舞政治大棒肆无忌惮地打击那些无辜的科学家(主要是遗传学家),然后获得了对苏联生物学的统治。但实际上,遗传学家们自有自己的高层政治庇护:政治局委员、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安德列耶夫在生物学的争论中就是站在遗传学家这边的。

在苏联大清洗时期,确有不少遗传学家被镇压,但被镇压的李森科主义者其实也不在少数——大清洗与李森科主义的上位有时间上的相关性,与其说是李森科主义者借大清洗打击异己,不如说相比那些专注于摆弄果蝇而且与美国同行们保持联系(在秘密警察看来因此分外可疑)的遗传学家们,李森科主义者们更善于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词汇以及“为苏维埃农业研究”的名义保护自己,因此劫后余生的李森科主义者比较多些。

斯大林的亲家,安德烈·日丹诺夫,他儿子娶了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李森科被动卷入了这场联姻带来的学术争论

确实,李森科在30年代中期就已经在某些场合得到了斯大林的青睐,但这种支持在1948年之前并不明确,更接近于斯大林常有的对科学家的随口恭维——李森科的顶峰,实际是在1948年李森科遭到斯大林的女婿、苏共中央科学部部长尤里·日丹诺夫(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之子)猛烈抨击之后,斯大林出来袒护李森科而批评自己的女婿,那才是苏联至高无上的仲裁者斯大林首次对“生物学的路线斗争”做明确的表态。

尽管如此,1952年底(也就是斯大林仍然在世时),苏联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仍然在他们主办的《植物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与李森科唱对台戏的商榷文章。

李森科集团是一群不学无术的骗子?

在批判李森科主义时,必然会提到李森科在他赖以成名的春化作用(特别是将冬小麦转化为春小麦)方面的弄虚作假,因此给人的印象是,李森科集团是一群不学无术、只会玩弄政治手段的骗子和流氓。而苏联政权支持这些骗子,反映了专制政权对科学问题的判断能力低下。

但是,李森科的弄虚作假甚至连与他为敌的遗传学家们也长期没有发现:李森科的第一个重要学术兼职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就是由后来成为李森科主义最著名的牺牲品之一的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瓦维洛夫提名推荐的,既然连瓦维洛夫这种著名的科学家都未能发现,似乎也不应对苏联政治领导人苛责过多(李森科的造假是在60年代才大规模暴露的,此前学术界甚至政界对他的抨击还集中在他对遗传学的打击方面)。

苏联生物学界的泰斗瓦维洛夫

而且,李森科的支持者中其实不乏一些真正第一流的学者。比如生物化学家亚历山大·奥巴林,比如土壤学家威廉斯——如果说威廉斯主要还是为李森科摇旗呐喊,奥巴林则堪称李森科集团的干将:1955年三百多名苏联科学家联名炮轰李森科时,主攻的要求是撤销李森科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第二条就是撤销奥巴林苏联科学院生物学部秘书职务。但是亚历山大·奥巴林关于生命起源的研究是无可否认的真正第一流的科研成果。

李森科事件只是谎言与科学真理之争?

现在看来,李森科蔑称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的摩尔根-孟德尔遗传学已成为不言而喻的真理,而李森科所谓“进步的”、“唯物主义的”“米丘林生物学”则是一堆胡说八道。因此,从这个角度,苏联政权支持李森科反对遗传学,显得既专横又愚蠢,而李森科事件经常得到科学史之外的引用,其实也往往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遗传学的正确性,在30、40年代并不像现在那样一目了然:在1959年发现水平基因转移之前,遗传学始终未能对解释植物嫁接做出合理解释。

换句话说,苏联领导层对李森科的支持,并不是闭着眼睛不看现实并妄图用政治强暴科学,而是有着(在当时背景下)一个相当合理性的选择逻辑:

一、摩尔根遗传学和李森科理论学各自得到一大批科学家的支持;

二、资本主义的摩尔根遗传学理论无法解释植物嫁接与杂交这一无可争议的现实现象——这同时也是苏联园艺学最引以为豪的成就;

三、苏联的李森科理论可以解释植物嫁接与杂交——李森科甚至称自己的理论为“米丘林生物学”(尽管实际上他的理论体系与米丘林的园艺育种研究并没有太大关系)。

如果理解这个背景,就会发现,斯大林对李森科的支持,其实并不存在很多人想象的什么险恶用意,而只是一个权力无限的统治者做的一个看似合理的选择:为正确的同时也符合苏联/俄罗斯荣誉的科学理论张目,打击国外对苏联/俄罗斯科学成就的无理质疑,似乎只是这样而已。

李森科事件的另一面

如果掀开笼罩在李森科事件上的种种正向与反向的政治烟幕,我们可以看到,李森科事件其实带有浓厚的科学界资源争夺的色彩。

20、30年代,遗传学研究得到了瓦维洛夫的大力扶持,苏联遗传学研究也曾取得世界领先地位,实际上,我们现在习惯的“基因库(genepool)”概念就是由苏联科学家提出并向世界学术界提出的,而瓦维洛夫更在这一学术概念基础上率先提出了实际建立基因库的计划。

很明显,瓦维洛夫对遗传学的偏爱显然触犯了苏联在生物学、农学其他领域研究者的利益,尤其是在1933年,瓦维洛夫甚至成功的吸引了赫尔曼·约瑟夫·穆勒这样世界知名的遗传学家到苏联工作之后(穆勒是诱发突变的发现者,后来于1946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也是摩尔根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二位遗传学家)。

如果苏联的科研经费,可以被用在来苏联工作的美国科学家身上,那么苏联科学家该怎么办呢?于是李森科主义,成为了将花费巨大的基因研究排斥出局,从而为其他领域获得更多资源的借口。

同时,一些人之所以成为李森科主义者,就是为了借这个名义进行资源争夺:当土壤学家威廉斯与普里亚尼什科夫就如何提高土壤肥力发生争论的时候,既然鼓吹草田轮作制的威廉斯院士是李森科的坚定盟友,普里亚尼什科夫院士关于政府应大量建设化肥厂的建议立刻就成了摩尔根-孟德尔主义者(虽然谁也没法说清楚,化肥和基因学之间有什么联系)浪费苏维埃资金的阴谋。

1951年,我国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森科春化法的应用》

而威廉斯之所以未能在土壤学领域独大,主要是威廉斯踢到了一块铁板:普里亚尼什科夫的一个学生嫁给了斯大林时代最令人畏惧的人: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而普里亚尼什科夫通过这个渠道说服了贝利亚,化肥厂可以轻易转产炸药,所以投资建化肥厂不存在浪费——因此政府根本不用介意土壤学家们的蜗角蛮触之争。

结语

哪怕是有着极高声望的,真正有学识的科学家们也是有血有肉的凡人,他们在涉及争夺研究资源时往往也会展现一些人性的阴暗面。

苏联政治领导对李森科的支持,实际并不如一般流传的那样,是一场政治权力对学术的简单强奸,在苏联领导层表态的时候,李森科的理论似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有学术界内众多的专业支持者,能比摩尔根-孟德尔遗传学更好的解释嫁接和杂交问题,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还是苏联科学家提出的。

至于所谓的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这仅仅是李森科包装词句的结果——实际上苏联的遗传学家比如瓦维洛夫同样相当善于对摩尔根-孟德尔遗传学进行意识形态词汇包装,他们并非因为在这方面的弱势而输给了李森科。

然后,苏联政界对李森科的支持,不但让苏联在科学领域付出了巨大代价,苏联的生物学研究(一度领先世界)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而且甚至在政治领域本身,对李森科事件的种种推波助澜的误读也极大伤害了苏联的政治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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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守哲
苏联 生物学家 赫鲁晓夫 斯大林 学术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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