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徐英瑾】

三国故事里最受世人忽视的，无疑是东吴孙氏政权。

这首先当然是拜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之所赐。众所周知，罗贯中写《演义》的基本立场是“拥刘反曹”的，所以，他的聚光灯就不可避免地会打到作为主角的蜀汉集团与作为大反派的曹魏集团之上。与之相比较，显得“不好又不坏”的孙吴集团，却因为缺乏所谓的“典型性效应”，而被剥夺了本应获得的戏份。

《三国演义》94版电视剧截图：华雄出场。之后被关羽温酒斩掉

结果呢，大量本该归于东吴集团的光辉事迹，全都被“移花接木”到了蜀汉集团的头上，弄得东吴集团就像一只被拔光了毛的孔雀。举几个例子来说：在反董卓的战争中杀掉猛将华雄的，明明是孙权老爹乌程侯孙坚，而在《演义》里，斩华雄者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刘备的二弟关羽；在正史中，面对曹兵来犯，最终劝说孙权下定抗敌决心的，乃是其谋士鲁肃，而在《演义》中，诸葛亮则成为了说服东吴集团与刘备集团合作抗曹的枢纽性人物；在正史中，有不少证据可以表明周瑜是一个心胸宽广的将领，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和诸葛亮之间产生过复杂的争斗，而在《演义》中，孔明“三气周瑜”的故事却被演绎得惟妙惟肖；在正史中，作出“草船借箭”之英雄行为的，明明是吴主孙权，而在《演义》，诸葛孔明则再一次抢了别人的功劳，成为了“借箭”的主体。

清朝顺治年间的《三国演义》刻本

很不幸的是，尽管罗贯中对于东吴政权的种种抹黑性描写并不符合历史，但由于《演义》在群众中的接受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作为正史材料的《三国志》、《后汉书》、《晋书》、《资治通鉴》等文献，东吴的猥琐形象竟已经通过罗先生的妙笔而深入了人心，并变得难以修正了。

当然，孙吴政权之所以受到后世的忽视，除了罗贯中的偏向性打压之外，也是得缘于某些客观因素。具体而言，作为“皇姓”政权的蜀汉的“正统”形象的确更能引发那些已然接受了“大一统思维”的读者的强烈共鸣，而魏国对于华夏核心区域的占据，也足够奠定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之相比较，东吴政权既缺乏皇姓的衬托，自身在地理上也偏居一隅，其最终遭受“不受后人待见”的命运，似乎也并非完全不合情理的。

然而，基于如下三点理由，笔者却依然认为：从东吴视角出发反观三国史，既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从东汉到晋与南北朝的历史嬗变的大脉络，也能够为当下的中国文化复兴事业提供更多的精神营养。

出色的“人口蓄水池”

理由之一：笔者认为，东吴政权实际上是魏、蜀、吴三国中最富生命力的一个政权。笔者所给出的这个理由有两层意思。就其字面意思而言，这当然首先是指其灭亡时间最晚（吴于280年亡于晋，曹魏于266年亡于晋，蜀汉于263年亡于曹魏）——也就是说，吴竟然比蜀汉多活了17年，比曹魏多活了14年，真是顽强得够可以。而作出“吴之生命力最强”这一判断的深层蕴意，则关涉到了东吴政权为中华民族的生物学延续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我们知道，作为六朝古都的建康（即南京）就是孙权所建立的，孙氏对于山越人聚集地区的开发也大大提高了南方的经济水平。因此，“永嘉之乱”后的晋室与北方士大夫之所以能够在南方找到落脚点并延续自身的香火，第一个应当要感谢的便是苦心经营江南多年的孙吴政权。

另外，熟悉中国人口史的读者应当也都知道，汉末中国人口的核心区曾遭受到了巨大的浩劫。伟大的东京洛阳被董卓一把火烧了，逃难到关中的帝都难民日后也大多死于李傕、郭汜之乱。

孙策开拓江东之战示意图

至于黄巾军、黑山军、白波军与各地关东诸侯的大混战，亦造成了恐怖的人口损失，使得中华核心区域的“生命力”陡降。相比较而言，刘璋控制的益州、刘表控制的荆州与通过孙策的努力而被孙权控制的扬州，则成为了三个在这场全国性大洪水中储蓄了较多人口基数的“生命蓄水池”。

相比较而言，东吴又是这三个“生命蓄水池”中“储蓄力”最强者。具体而言，刘表控制的荆州在其本人死亡后便迅速失去控制，最后被魏、蜀、吴三分势力平分，曾经储蓄的生命力大量流失；刘璋控制的益州成为蜀汉集团的盘中餐之后，便沦为了诸葛孔明北伐战争的后勤基地，益州人民亦最终不得不用自己的血泪与白骨换来了孔明在历史上的“忠臣”名声。

而与之相比较，孙吴政权虽然也对曹魏政权发动过主动攻击（如著名的“濡须口战役”），但其主要目的乃是为了改善魏、吴交界处的局域军事地理态势，而没有针对曹魏的全面灭国野心。这也使得孙吴政权没有陷入孔明式的 “不断北伐”怪圈，并由此保存了更多的民力。

东汉末年扬州六郡的九江郡、庐江郡、丹阳郡、吴郡、会稽郡和豫章郡

总之一句话：对于那时候的中国人来说，只要能够投胎到东吴地区，那么其在战场上横死的概率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而在笔者看来，东吴政权所保留的这些人口，恰恰就是东吴政权留给中华民族的最大积极遗产——因为没有了承载文化的人口基数，中华文明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东吴就是一个“小东汉”

理由之二是：与蜀汉和曹魏相比，东吴的统治方式的“协商式民主”色彩最浓，在精神气质上反而最契合于东汉王朝——因此，从政权组织形式上看，东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东汉”，理应更受到东汉的拥戴者的喜爱才对。之所以笔者做出这种判断，乃是基于笔者本人对于东汉政权性质的判断。

非常粗略地说，与用暴力消灭了以项羽为代表的旧六国贵族势力的西汉政权不同，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一开始便与豪族世家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皇权控制力因而一直不强。从这个角度来看，曹魏与蜀汉政权其实都是西汉王朝的还魂，而东吴才最像“原版”的东汉。

譬如，曹操之所以提出 “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其用意便是与世家争夺官吏队伍的人力资源筛选大权，其隐含的政治路线其实是与高祖杀戮功臣及文、景削除封国的思路高度近似的，却与光武帝针对世家利益的谨慎态度大相径庭。至于诸葛孔明对于蜀锦实施的专卖制度，则明显就是西汉盐铁专卖制度的升级版，其用以锻造军国体制的用意，则亦是与致力于以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汉武帝心有灵犀。

与之相比较，孙氏家族在开拓自身的事业的时候，却对扬州地方土豪的利益表示出了一定的尊重。譬如，孙权的父亲的孙坚自知出身寒微，便与地位更为显赫的钱塘吴氏结亲，由此壮大宗族力量，其小舅子吴景也在日后成为了孙氏早期军事力量的一大柱石。与之类似，孙坚长子孙策与庐江郡的世家子弟周瑜的交好，亦有借周家上位的明确意图。

吴郡四大姓“顾陆朱张”代表人物：顾雍、陆逊、朱桓、张温

到了孙权时代，顾、陆、朱、张在东吴官场的势力已经不可撼动，东吴政权实际上是孙氏与这些大家族的联合执政联盟。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孙权并不具有针对手下部将的直接调兵权，因为这些部将的私军首先便是以“部曲”的方式归属于这些部将的，而不是孙权本人的。因此，那种类似于曹操或者孔明式的军事独裁者，在东吴的地面上是很难生存的。

读者或许会问：西汉也是汉朝，东汉也是汉朝，为何笔者要对更像东汉的东吴情有独钟呢？而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得大略地谈论一下东汉末年全国的政治形势。大致来说，东汉末年更像东汉诞生前的新莽末年，而不太像西汉诞生前的秦末。我们知道，面对王莽乱政所导致的那个乱摊子，光武帝统一全国的方式乃是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并举：譬如，他对窦融集团采用的是政治拉拢政策，而对隗嚣与公孙述集团采取的则是军事消灭政策。

对于那些愿意归降的势力，光武帝真诚地给予政治与经济上的出路，而不是像高祖刘邦一样，先假封功臣，后伺机逐一屠戮。而光武帝之所以比高祖显得更“仁慈”，除了个人性格原因之外，更是因为形势使然。具体而言，刘秀的军事靠山（比如所谓的“云台二十八将”）本身都是些财力雄厚的土豪，而大家之所以推选刘秀做领袖，也主要是因为后者在昆阳之战中的惊艳表现使得其能够服众而已，而不是因为大家真需要一个“利维坦”来对自己管头管脚。

刘秀摧毁陇西隗嚣势力后，于建武十一年(公元35)春挥兵攻蜀

因此，倘若刘秀在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上做得不够小心的话，其执政联盟就可能会立即瓦解：因为刘秀本身的宗族并不具备以绝对权力掌控全局的实力。而与这种形势类似，董卓入洛弑君、反董群雄纷起之后，任何一方军阀以蛮力迅速消灭所有割据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从现实角度看，当时的有识之士统一全国、建立“第三汉朝”的唯一希望，便是仿效刘秀故事，建立全国豪族力量的统一战线，军、政并举消除战乱。

在这个问题上，本该承担这一历史重任的，其实便是世家资源最为丰富的袁绍集团，而不是以世家为敌的曹魏集团，以及以诸葛式的游士与关羽式的武装浪人为底色的刘备集团。但不幸的是，袁绍本人的确缺乏刘秀级别的超级军事才能，而像刘虞这样的皇姓高级诸侯又愚蠢地拒绝了与袁绍集团的合作提议，导致原本有可能建立“第三汉朝”的袁绍集团，最终走上了公孙述式的失败道路。

从这个角度来看，孙权在赤壁的胜利，其实是对于袁绍在官渡的失败的精神性补偿：或表达得更清楚一点，北方的土豪集团在官渡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而与曹魏“利维坦”所进行的战斗虽然失败了，作为徐州殖民者与扬州地方土豪之混合集团的东吴政权，却打赢了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而进行的赤壁之战。

当然，东吴自身的军事地理形势的确就决定了其不可能像袁绍集团那样具有成为“刘秀第二”的潜在力量——但其政权的组织形式与光武政权之间的类似性，却似乎在另外一个可能世界中揭示了这样一幅历史演进的图景：孙坚、孙策、孙权与周瑜的军事谋略能力与袁绍世家资源的良性结合，将扫荡一切曹操式的反世家“利维坦”的根基。

我们甚至很难说上述这种可能性仅仅存在于我们今人的幻想之中——因为孙坚、孙策父子对于世家资源相对雄厚的袁术集团的策略性倚靠，或许就是以早期孙氏的某种全局性发展战略相关的。

不得不承认，如果袁氏、孙氏能够有机会以一种光武式的方式——而不是以曹魏或者孔明的方式——来进行全国统一战争的话，那么华夏民族在战争中付出的人命损失代价恐怕就会小很多，晋一统三国后不久就迎来“永嘉之乱”的悲剧或许也就会被避免。

人格魅力

笔者推崇东吴政权的第三个理由是：从孙坚到孙权（孙权晚期不论），孙吴政权的主要领导人都具有一种令曹魏与蜀汉的领导人相形见绌的人格魅力与道德感召力。以孙坚为例：孙坚生于吴郡富春，家境贫寒，但在十七岁时就在江上智斩海盗，因功成为假尉（即县代理公安局长）。

孙坚孙策父子

在徐州的盐渎、盱眙与下邳做县丞的时候，他仗义疏财，结交豪杰，活脱脱一个东汉版的“及时雨”宋江。在朝廷委派的针对黄巾军的军事任务中，他每每挑恶仗打，轻伤不下火线。在针对边章、韩遂之叛乱的军事行动中，他对上级张温提出了斩杀开会无故迟到的董卓的建议，可谓对董的野心具有先见之明。

在董卓入洛后，他虽然没有在形式上参加反董会盟，却是反董诸侯中给予董军以最大杀伤者，甚至逼得后者放弃了东京洛阳一路西奔。应当看到，生长于草根阶层的孙坚虽然没有系统的儒家文化知识熏陶，却有一种来自于民间的强烈的道德直觉与江湖义气，而这一优秀品质也在相当程度上为其以后的孙策与孙权所继承，却为奸诈残忍的曹操与虚伪做作的刘备所缺乏。

笔者这么说，当然不是试图抹杀曹、刘在军事与政治上的突出业绩，而是基于这样一项基于道德常识的观察：同样是在乱世中求霸业，孙吴集团虽然也免不了做一些残忍与奸诈的事情，但与曹、刘集团相比，孙吴集团可谓“纯洁得像小白兔”。譬如，孙策在平定江东的过程中对某些土豪势力的打击虽然不可谓下手不重，但像曹操那样在徐州为了泄愤而将平民百姓杀得鸡犬不留的“反人类罪行”，却是肯定没有的；孙权遣吕蒙在荆州偷袭关羽的做法不可谓不阴毒，但是考虑到关羽对于东吴的一贯性的不可理喻的轻蔑态度，这种阴毒似乎并非不可理解——与之相比较，刘备集团欺骗刘璋入兵益州后再夺人江山的作派，才真是如假包换的“巨奸”所为。

吕蒙“白衣渡江”，关羽败走麦城

笔者甚至斗胆放言：一些国人对于曹魏的崇拜情绪与对于刘备的同情态度，如果不是以对于当事人的相关劣迹的无知为前提的话，恰恰反映的乃是这部分国人的基本价值观的混乱——比如，对于群众基本生存权以及人间基本信义原则的无视。

余论

从孙氏集团的角度切入东汉晚期历史，便能更为方便地将史学界与考古界关于当时民众基本生活的研究成果熔铸于其中，使得三国的故事摆脱“帝王将相”的窠臼，而多一点平民味。同时，孙氏从基层出发不断向上攀爬最终建立一个区域性帝国的曲折过程，也能够为今天的创业者提供励志能量与参考样板，由此打通古典资源与现代市场经济之间的桥梁。

现在不少学界朋友都在阐述如何开掘华夏传统文化为今所用的问题。而在笔者看来，此类开掘工作的要点并不在于如何背诵、记忆经典，而在于如何利用经典资源进行新的文化创作，由此使得今人不再仅仅成为古代知识的传承者，而进一步成为新知识的著作权人。而要在此类文化开掘过程中真正做到“推陈出新”，一个方便法门就是转换看问题的视角，调整经典叙述的问题框架，由此逼出新意。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大河剧的制作可谓他山之石，可供我们来借鉴一二。

生子当如孙仲谋

比如，就反映日本战国历史的大河剧而言，去年在日播映的《真田丸》就与前年播映的《军师官兵卫》便彼此视角有别，二者对于不少历史事件的阐述方式也有不少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却恰恰能够促发今人不断咀嚼历史旧事的兴味，而使得更多的人被吸引到研究、阅读历史的队伍中去。

如果我们能够以大河剧为启发，充分发掘华夏传统历史资源中那些被人遗忘的桥段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就能够克服当下汉语文艺界对于古典题材把捉不力的痼疾，为古典文化资源的现代化转换作出真正的贡献。而笔者在业余时间对于三国孙吴故事的文艺式重构，也仅仅是在这个方向上做出的一小步努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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