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杨赖之】

一

前两年的年前，堂哥小浪家发生了一起家庭纠纷。他与父母起了冲突，确切地说是与母亲发生了不愉快。原来，这一年小浪最小的妹妹嫁到了本市隔壁县，并很快生了小孩，家庭经济状况本就不宽裕，现在压力更大了，做母亲的当然是看在眼里了。

另外，我这个婶婶还想着女儿要在婆家更好地立足，在婆家被人看得起、有地位，便希望小浪在年前拿四万元钱给妹妹带回去。这样她婆家人看了会觉得娘家很看重女儿女婿。然而小浪非常为难，他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但是他又不能跟母亲说自己没有钱，便编说妹妹已经长大结婚了，要自食其力了，不能总靠娘家人养着。

婶婶自然觉得自己的儿子是小气吧啦，有钱不想给，还巧言令色，故意搪塞自己，于是非常气愤。母子之间的争执和冷战就发生了。过后几天母子都没有说话，年也没过好。年后小浪的妹妹来拜年，本来年前就说好了全家人一起去她婆家回拜，闹了这一出之后，小浪一家小三口就没有去，只是他父母陪妹妹去了婆家。

这起纠纷的关键在于小浪自己没钱，而他母亲却认为他有钱。小浪大学读的是军校，毕业后留在大西北的一个独立团，驻地在县城。在军队小浪的工资并不高，一个月五六千块钱的样子，妻子随军没有工作，在家带一个几岁的女儿。前几年才在家乡的地级市买了套房子，正等着钱装修。小浪也不是不孝顺的人，他从工作后就一直坚持每月给父母六百块钱的生活费。他父亲五十多岁就不劳动了，一则因为小浪家头胎生的是女儿（那时二胎政策没放开），做爷爷的觉得自己绝代了而没有动力干活（现在小浪老婆二胎怀了男孩），二则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有儿子供养自己干不干活都无所谓。

在这些景况下，按说小浪的生活并不宽裕，手里没钱确是事实。但凡稍能够设身处地着想的父母，在自己还是壮劳动力的时候就不会坐等儿子供养，也能够理解儿子一家的生活，理解他做出的决定。一个巴掌拍不响，小浪难道不应该将自己的情况如数如实地跟父母说，在父母面前还藏着掖着做什么呢。

我爱人小苇在跟我老家人打过交道之后，就曾感慨过：“你们那里的父母怎么不都知道体谅子女的难处。”我说天下哪有父母不体谅子女的，不是不体谅，而是不知道。

对于小浪来说，他自己是不能够在父母面前大肆渲染自己工资不高、生活负担重的，更不好让全村人都知道。人有脸，树要皮。自己大学毕业，当了军官，在人家看来是何等风光的事情，也是父母向外吹嘘的资本。大家对自己的期待和想象也是有钱有地位。如果向父母表明自己的窘境，让全村人都知道，既使自己陷入无能之境，体面不再，也让自己的父母在人家面前抬不起头。所以，小浪不会向父母、向他人透漏一丁点自己的困难，所有的困难、所有的委屈都自己扛下来。他在母亲面前受了委屈之后，刚好我在家就跟我说了。因为他知道我能够理解。小浪要一直维持那种徒有其表却从不会遭人怀疑的体面与虚荣。

在小浪母亲的认知中，自己的儿子读了大学、在军队当营级干部，除了荣耀之外，其他的也都不缺，要什么有什么。所以，像她这样的人从来不会过问儿子生活、工作的情况，作为父母对子女“嘘寒问暖”早已停留在了儿子读书阶段，大学毕业之后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过得很好”。

我们在讨论中，小浪说自己大学毕业工作之后，父母从不曾问过自己拿多少工资、什么时候找女朋友、晋升了没有、要不要买房子、装修是否缺钱、债务什么时候还清等。因为他们骨子里就认为，当军官肯定是高工资。当军官还找不到女朋友？晋升那是迟早的事，甚至在他们心目中儿子早就是高级将领的范啦。大学毕业还会愁房子的事？一两百万的房子都买起了（不知道有首付一说），还要还房贷吗（房贷是什么东西？）。在公家单位工作还需要为装修烦恼吗？在城里工作还会欠债？等等。所有诸如此类儿子在外边要为之奋斗、焦虑的事情，都不再会进入父母的法眼，他们更无法想象儿子可能曾在城市里节衣缩食、冷冻挨饿、流落街头、受尽屈辱等。

电视剧《新结婚时代》中塑造了一个“凤凰男”的形象

和小浪的讨论让我深有感触。我这才意识到，我的父母也确实从没有过问过我在武汉买房子的事，他们知道我买了房子之后，也没有顺带询问一下装修的情况，更没有来打听为了装修我借了多少外债。我这几年每个月都在攒钱还债，他们却觉得我赚得多，生活很滋润。还记得我读博士后的时候，每个月的工资是2000多元，中间还向我大妹妹支过钱度日。六十岁的三舅却问我，你现在总有五六十万块钱一年吧，问完之后又一脸不好意思，似乎觉得说少了。在他的概念里，一个博士毕业的大学老师，拿的工资必定不少于这个数。我只能回答他现在还没有。难道我要告诉他我只有2000多块钱一个月？告诉了他也不信呐。

像小浪的母亲这样的，满眼都是儿子的光环，看到的、想象的都是儿子守着金山银汤，赚得钵满盆溢，吃不尽喝不完，区区四万块钱哪有拿不出来的道理？所以她理直气壮地生儿子的气也是正常的。他们一直沉浸在自己对儿子的狭隘认知当中，不曾想、也不屑于去了解儿子在城里的真实状况，表现得对外边世界很无知，缺少丰富的想象。如果仅此而已，对小浪来说也是好事，这样可以满足他的虚荣心，可以在父母和湾里人面前保持“高大全”的形象。

但是，正像小浪的母亲那样，他们自从小浪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向小浪索取回馈，不仅壮劳动力不劳动了，要小浪按月供养吃现成的；家里几个妹妹的生活也得照顾周全来，该出手的时候得出手；家里建房子也主要是自己掏钱；父母生病了更不能耽搁，要及时出钱出力。不仅如此，结婚后每到过年的时候必须去拜访年长的家族叔伯，自然要打点一下，每人每次200元总要吧；见到亲戚朋友家的小孩还得封红包，每个不能只包20元了，你都是军官了少于100不好看；家乡有什么公益事业，一个电话打来就得捐点献点，三五百到一千，钱不多但次数多；这几年家乡盛行重修扩建祠堂，一个祖先下来的杨氏村落都致电吃酒席，人不去礼是要到的，每次至少一千吧，否则也对不住军官这顶头衔啊，等等。从父母、家人到族人、家乡，都有权利向自己伸手，对每只伸来的手都不能失了礼，都要小心伺候着，伺候不好掉的不仅是自己的身价和名声，父母在老家老脸也不知往哪儿搁。但是谁又知道，起步阶段的自己，那是勒紧裤腰带在伺候。

当然，也不是说小浪不乐意给出这些钱，给钱的时候倒是真心觉得那是自己的义务，也是自己的门面。只是给过之后，自己的口袋就瘪了，做其他事情就可能捉襟见肘，甚至要推迟做一些在外边立足的基本事项，譬如买房子、装修。实在给不起，对公的不能搪塞，但是对私的，可以拖欠一下，这样就可能与父母发生冲突，被兄弟姐妹所误解。可以说，小浪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承受着来自老家的巨大压力，常常强颜欢笑，拆东墙补西墙，顾此失彼，还要打肿脸充胖子。他向我感叹说在外边有时深感力不从心、独木难支。

这就是小浪，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凤凰男”，在羽翼未丰的时候就要翱翔天空搏击风雨，还要不时回头探顾眼巴巴盯着他的父母和老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像小浪这样只身到城市打拼，父母既没有给他留积蓄，也没有给他买房子，更不可能源源不断地给他输入资源，工作和生活的社会关系都得自己去搭建。本来就步履维艰，苦苦支撑，每当刚刚进入状态，稍有点起色，信心满满地憧憬如何打点未来的时候，常因家里的一个电话而陷入困窘，才有的一点积累顿时化为乌有。《欢乐颂》里的樊胜美是这样描述自己的，“作为一个30岁的女人，没有一分钱存款，哥哥结婚的房子首付是我出的，还贷也是我，连生孩子的钱都是我出的。”小浪可以说出比这还长的话，他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樊胜美，30岁没房没存款太正常不过了，直到快奔四才终于搬进了城市半寸之地属于自己的安乐窝，去年年底转业到地方，买了辆10万块钱的国产SUV，为了节省一万块钱，把看中的自动挡硬换成了手动挡。

现在人们看得多、谈得多的是“啃老族”，但在生活中却大量存在像小浪这样的从农村走到城市，又被农村老家父母、家人持续不断“啃”的一族人群。有人形象地称他们为“老啃族”。小浪是典型的老啃族。

二

我的身边还有很多小浪式的老啃族。

硕博同学L同学是闽西农村来武汉的老啃族，博士一毕业就开始被老啃。他的父亲在他大学毕业后就宣布“退休”，不再积累财富了，只等着儿子供养。他们在老家的房子还可以住人，哥哥在深圳开影楼做生意，跟L同学一样也只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回老家待一段时间。

前几年他们农村兴起在镇上建房买房的风气，他们父母也不示弱追逐了这股潮流。L同学只能咬紧牙关，东拼西凑给了父母十几万块钱。其他一两万的小钱每年都要给。每次过年期间回老家都要像小浪那样到处撒钱，经常撒得手软、心慌。L同学是我们同学中最早博士毕业，最晚买房装修的人，买房子的首付也是到处打电话一万两万给凑起来的。在L同学的概念里，所谓“有钱”，就是以后过年回老家一两百一两百地撒钱不再手软、不再心慌了的感觉。

还有个T同学，家里兄妹不少，就他读书出来了，其他的都是打工阶层。父母把一大家子的重担都压在他的身上，希望他对每个兄弟姐妹的生活都担起责任来。前几年家里父母要在老家为了面子盖楼房，T前后出了不低于二十万块钱，幸亏他是个节约的人，才不至于为了照顾老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而耽搁了打点城里的生活。

博士毕业尚有如此窘态，其他在城里漂的农村年轻人的状态，大面上也就可想而知了。老啃并不会因为你不是博士、不是硕士，就会“啃”得少些，嘴下留情。只要你是出了村、进了城的人，不论你本事多大、状况如何，都照啃不误。

我大妹妹阿菊在海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岛内一所中学教书，她没结婚的时候，我向她支取过5000元做生活费，这个我没有还的概念。她还为我的弟弟和小妹妹交过一两年的大学学费，家里人都觉得是应该的。这是典型的老啃。她结婚后，我们家就没有向她要过钱了，我买房子的时候从她那拿了1万块钱，已是属于借了，后面有钱是要还的。

大妹夫是广西百色人，与我妹妹同一个大学毕业、在同一个城市工作。大妹夫家还有一个哥哥和姐姐，哥哥不成事，整体吊儿郎当，喜欢酗酒赌博，老婆吵着要和他离婚。这个哥哥每年都要欠下他人几万元的赌债，到年底就有很多人到他们家去要债。每次有人要债，他父母就打电话给大妹夫，这样每年大妹夫都要给哥哥还一两万块钱的债务。前两年大妹夫的父母要建新楼房，预计要花二十多万，按理应该两兄弟分摊，但是他哥哥人都找不到，就是找到了人也拿不出钱来建房子，这样大妹夫为了老家建房就承担了近20万块的费用。这是两个年轻人省吃俭用数年才能积攒得起来。去年大妹夫的父亲做六十大寿，按当地习俗在家大摆宴席，几万块钱的花销也全都落在大妹夫一家身上。大妹妹心理不舒服，在微信上发牢骚，我看到之后每次都安慰她说，“这些是应该出的”。

大妹妹生小孩后婆婆从广西到海南来帮忙带，还负责买菜做饭。大妹妹预算每天给婆婆50块的买菜钱。在海南的县级市里，日常生活消费并不高，鱼肉蔬菜也不贵，50块钱可以吃得很好。但是每次婆婆买的都是蔬菜，不见鱼肉，有时候甚至一家四口人（大妹妹、大妹夫、女儿和婆婆）就一大盘青菜。大妹妹上了一天的课回来特别想吃肉，但每次见到的都只有素菜。所以她的微信朋友圈经常是晒一个青菜的照片。到大妹妹去年怀二胎的时候，仍然是这样，又不好跟婆婆讲，只能忍着，到周末自己买菜做饭才有肉菜吃。虽然买的是蔬菜，但是每天50元的菜钱还是照给，大妹夫和大妹妹知道买菜剩下的钱，老太太都自己收了起来，回到老家时再把钱给大儿子花。老太太是在用小儿子的钱接济大儿子的生活。

为了应付小家庭和老家的日常开销，大妹妹前几年在上课、带小孩之余，周末还在学校租房子办培训班，招了十数个学生，虽然收入可观，但十分辛苦。看着她的QQ照片常面容憔悴，很是心疼，我多次劝她不要太拼命了，钱少就少花。直到教育部门出台禁止规定，她才停止了办班。大妹夫在政府机关工作，没有外块可捞，否则做几份工作也在所不惜。

可以说，老啃族们一头连着城里的生活，从零开始，要在城里立足，体面地生活下去，一头还拽着农村老家，从不曾放手。要将老家一大家子人照料妥帖，对他们有求必应，有应必全，恨不得自己有分身术，长三头六臂。没有三头六臂，就只能拼命了。

大妹妹夫妻俩都有正式工作，又是在县级市生活，房子是单位的福利房，只花了十万块钱购买，再花数万元装修买家具，没有还贷压力。说明他们安家立足的压力一开始就不大，主要的压力来自老家。当老家房子建好后，其他的大笔开销也少了，幸好家里老人也没有生大病，他们的压力也就小了，手头逐渐地就宽裕起来。去年上半年按揭买了一辆15万左右的车子，今年年初刚生下了二胎男宝宝，儿女双全。大妹妹大妹夫他们在30岁出头、大学毕业后10年左右，就在陌生城市有车有房，工作家庭有声有色，一家人生活其乐融融。这应该算比较顺利的，除了努力之外，与小城市的生活也有关。

而那些在一二线城市的老啃族，就不可能那么早过上这样的生活，当他们有房有车、没有还贷压力、手头还算宽裕的时候，一般要到四十岁前后了。也就是说，老啃族只身到陌生城市，全靠个人打拼，没有父母输入资源，还要向老家输出资源，被老啃拖了后腿，就必然会大大延后在城市安家立足的时间。如果老啃是个无底洞的话，延后的时间就更长。

去年有个很火的微信文章《我花了18年时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意思是喝咖啡是一种闲情逸致的生活，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普通人要赶上这种生活得花上18年的时间。但老啃族要做到悠游自得地喝咖啡，那要在安家立足、身份体面之后了，多数应该到了不惑之年。这样算下来，就远不止18年。从6岁上小学，到40岁左右小有成就，差不多要30年。老啃族要花三十年时间才有资格跟人家坐在一起喝咖啡。我有个同事，66年的，当年高考是他们县里的状元，硕士毕业后留在高校当老师，2000年之后买了房子，直到2011年左右把房贷全部还清，他整个人这才轻松了下来，才敢买车，才觉得自己是个城里人了。

三

从我爱人小苇老家和我老家的不同情况来看，老啃族并不是在所有的农村地区都普遍存在，或者说都是一样的情况。在小苇老家，老啃族就比较少、程度也比较轻，那里更多的是父母为子女着想，尽量不给子女添负担，有能力的则还要减轻子女负担。而我老家则是到一定时间段，父母就倾向于享受子女带来的反馈，而不再更多地给子女付出。之所以会有这种区别，与不同农村地区代际间权利义务关系存在差异有关。

简单来说，在南方农村，父代对子代有养育的责任，当父代将子代养育成人后，父代对子代的责任逐渐递减，相反，子代逐渐地就要生发对父代的孝养义务。随着时间越往后推移，父代对子代的责任感越弱，对子代索取回馈的权利感越强，子代对父代的义务感越强。在这些农村地区，子代长大成人的界线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参加工作，一个是结婚生小孩。

子代参加工作之后，父代对子代的养育责任就减弱，父代不再有向子代输入资源的强烈的责任感，子代需要自己通过努力赚取自己后面生活所需的主要费用，包括日常生活、建房子、讨老婆等。而父代有能力为子代创造更好的条件则创造，没能力创造、给子代留不下多少财富，也不会觉得愧对子女。简单地说就是，能给子女分担则分担，不能分担则拉倒。子代工作之后，就要想着怎么“孝敬”父母了，每次回家给父母大包小包地拎回家，父母就觉得小孩懂事、有孝心。

等到子女成婚，父母的人生任务就完成了，他们的生活就没有压力了，逐渐地很多父母就开始从劳动创造财富中退出来，处于半劳动状态，维持着自己的基本生活，一般不会再考虑为子女创造财富。

子代成立了新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彻底从母家庭中独立出来，父代对子代的考验是是否“娶了媳妇忘了娘”，对子代的反馈就有更多的期待，权利感更强。当然他们此时对子代的义务是照顾孙辈。子代则在成婚之后彻底地长大了，对父代的义务感就更强，不仅对父代有义务，对弟弟妹妹的成长也有义务。

对于从农村走出来的“凤凰男”来说，父代对子代的索取权利和子代对父代的反哺义务就出现了双强效应。一方面，父代对子代的权利感使得父代不会站在子代的立场思考问题，不会去考虑子代的实际状况。因而他们确实不了解子代在城里的生活情况。如果子代就留在农村，父代当然很清楚子代的家庭情况，打工种田就那么多收入，子女读书负担也是摆在那里。

但在城里的子代对他们来说信息严重不对称，而权利感又使他们疏于去了解真实的信息。父代认为子代读书进城，生活条件与农村来比自然不知好多少倍，对他们的索取权利就更大。就像我大妹妹的婆婆一样，她了解大儿子在农村生活不易，想给予他点帮助，但不了解小儿子同样不易，还认为小儿子夫妻俩都拿国家工资，条件好的很，从小儿子处索取更多是应该的。

另一方面，进城的“凤凰男”对父母和家庭的义务感也更强，因为相较于在农村的兄弟姐妹，毕竟自己工作更稳定，收入更多，对父母的反哺和家庭的贡献，比他们付出更多是应该的。一个强索取感，一个强付出感，老啃族哪有不被啃得骨瘦如柴的道理。

所以，在南方农村，父代对子代的责任是有限的，一般在孙辈不用照顾之后，父代的责任就很微弱了；而子代对父代及家庭的责任则有无限的可能，直到父代过世，“凤凰男”还对家乡、村落还有责任，也因此一旦成为老啃族就是个无底洞。这种代际间的责任属于向父代倾斜的不平衡的代际责任，专门制造老啃族。

在小苇他们老家，湖北一带，父代对子代的责任要强于南方农村。父代对子代的责任不减弱于子代参加工作和结婚生子，也不终止于孙辈长大，这种责任近乎无限。子代参加工作之后，父母就要为子代的婚姻大事做准备，要通过劳动积累财富为子代的婚姻创造条件，以在激烈的婚姻竞争中提高竞争力，包括给子代在县市买套房子、装修、家居电器等，还要准备给女方的彩礼。子代结婚之后，父代还要想着为子代还房贷、带孙子，尽可能地为子代创造更多财富、减轻更多负担。到老年了，只要还动得，能够通过自己劳动维持生计，一般不会向子代索取。有的老人生病了，也不告诉在外务工的子女，自己扛着，以免子女在外担心，或者赶回老家耽搁了务工。

而子代对父代的责任则并没有因为参加工作而生长出来，他们因为有父代的付出，而对自己的成婚不那么上心，打工挣的钱容易耍光。结婚之后，就一门心思地把精力放在经营自己的小家庭上，对后面弟弟妹妹读书、结婚等不用尽义务，对父母也没有强烈的反馈义务感。只有到了父母不能动了、生病了等，他们才有义务反哺父母。

这种代际责任属于倾向于子代的不平衡的责任体系。在这种代际责任下，父代的责任之心、付出之心是永远的，他们时刻都在为子代着想，生怕子女在外边受了欺负和委屈，所以他们能够设身处地体谅子女的难处，了解他们在城里的生活状况，尽量不找子女的麻烦，不给子女添负担。子代则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了就行了，不用抽出时间、精力和资源来顾及老家和父母；没有老啃的拖累，反而还有父母在壮年的时候的资源输入，他们在城里的安家、立足和创业就更加顺利，所花时间更短，能做的事情更多。在这里，没有老啃现象，也就没有老啃族。

还有种情况是，父代责任是无限的，子代责任也是无限的，都处于代际责任平衡之中。父代为子代倾其所有，子代也要对父代尽孝尽责，但子代对其下的弟弟妹妹没有责任。如果子代未能满足父代的期待，代际冲突可能很大。这种情况在华北农村居多。在这样的地方，从农村出来的凤凰男，父代仍对他们体谅、付出的多，索取的少，子代对父代也有回馈和反哺，单向度的老啃现象没有南方农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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