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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英:我在外国人家帮佣的那些年

2017-05-18 08:32:19

(本文由杨秀英口述,程郁、王立整理,首发于上海市档案局主管的《档案春秋》微信公众号)

从记事起我就晓得,我家是1937年前来到上海谋生的。家里很穷,住在法租界华龙路(今雁荡路)51弄租来的1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家里全靠做木匠的爸爸帮别人修补家具,或做小板凳等小东西卖钱养家。妈妈是小脚,没法出去工作,她前后生了十一个孩子,但只活下来三个,姐姐、弟弟和我。后来父母要我们改跟干妈的姓,姐姐叫刘女,我叫刘英,谐音“留女”“留婴”,他们相信这样才能养活我们。

雁荡路今貌

我16岁时的一天,在外国人家做事的一个邻居来我家,说一家俄罗斯犹太人要找人烧菜做饭,她想介绍我姐姐去。当时在一个葡萄牙的大班家帮佣的爸爸说:“这个工作不难的,而且外国人也吃得简单,以后她们指点一下你就会了,我也可以教你。”当时姐姐在浦东的一家工厂做了几年,工厂又远,工作又辛苦,当然愿意去。这家犹太人在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118弄14号,离我家不远,过两条马路就到了。姐姐给他们做饭、打扫卫生等,一早去,下午两三点钟回来,不做晚饭,每月工资三十多块。她说那家人挺客气的,比厂里做工好一百倍,很快就习惯了。

姐姐干活的那家人住在一幢四层楼的房子里,有点像现在的联排式别墅。他家住一楼的一套房间,相当于现在的两室两厅,还有个三十多平方米的花园,陈设不如爸爸干活的大班家那般富丽堂皇,说起来还不如我现在住的房子好呢。他家有两对夫妻,老先生叫约西卡,白天不出去,晚上在赌场做管理员,他沉默寡言,在家里也不和我们说话。老太太叫巴布希卡,没有工作,为人很和善,又喜欢说话。她满头白发,但看上去还是挺漂亮的,每次洗完头,她都要调些鸡蛋黄涂在头发上,捂半个小时后再冲洗掉,她说这样可以保养头发。女儿叫塔妮娅,在长乐路514号的犹太人医院门诊部当会计。

犹太医院大楼(今上海眼耳鼻喉科医院)

几年以后,塔妮娅生了儿子,姐姐忙不过来,又叫我到塔妮娅家帮忙带小孩,那年我16岁。我早上八点钟去他家,中午十二点回家吃饭,下午一点再去,一直做到傍晚塔妮娅回来,一般四点半、五点钟左右回家。一个月赚六个银元。塔妮娅的小孩叫米夏,当时才两个月,长得很好玩,我只管照顾他,并不做其他的家务。实际上老太太也管米夏,我主要负责陪小孩子玩。外国人养育小孩蛮怪的,小孩还不会走路,也必须每天到公园去,不管是阳光明媚,还是刮风下雨,都要让他呼吸新鲜空气。老太太陪我去三次之后,就由我负责每天带他去两次公园,下雨天或下大雪也要推着童车去,童车有遮雨棚,我则穿上雨衣。孩子会走了,也仍要每天两次带他去公园玩,但逢下雨天就不出去了。后来我和他的感情很好。

旧上海街头坐黄包车的外国人

刚去时我听不懂俄语,不懂时问问姐姐,塔妮娅对我还挺耐心的,老太太也不挑剔,米夏身体有些不适她们也不会怪我。有一次米夏要小便了,她们叫我拿痰盂,我却拿个脸盆来,惹得大家都笑了,但我也把这个单词记住了。后来米夏开始学说话,我也跟着一起学,没多久,俄语就讲得很好了。

那家人信奉基督教,人很善良,我帮他们带孩子,他们就把我看作朋友了,对我们很好的。我还常带姐姐到他们家玩。他们给我起个中俄合成的名字,叫姑娘莎。我们姐妹就直接叫他们名字,并不叫先生、太太。姐姐在那家吃中饭,他们家人坐在饭厅里吃,同时姐姐一个人坐在厨房吃;食物也和他家人一样,吃牛排也是一人一块,剩余的食物倒掉,从来不会叫她吃剩饭。他们家只有一个卫生间,我们都可以使用,进去也不用换鞋子。而且不光他们家,我去过的所有犹太人家庭都不需要换鞋子。听塔妮娅说,附近有一个犹太老太要客人进去换鞋子,结果谁都不到她家去了。

杨秀英年轻时的画像

每逢家人的结婚纪念日或米夏过生日,他们都要办个派对。我们在几天前就得准备,老太太教我们做蛋糕点心之类,再把房间仔细打扫一遍,桌布、窗帘都要换上新的。派对一般在下午两三点钟开始,许多俄罗斯人带着孩子来做客,小孩、大人分开来坐,十二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喝茶,要给他们喝果汁。俄罗斯人相见要拥抱行贴面礼,我们对客人没有特别的礼节,他们家的客人和我们熟悉以后,一般走过来拍拍我的肩,用俄语问:“姑娘莎,你好吗?”我也用俄语回答:“很好,谢谢!”

聚会中的旧上海俄侨

遇到朋友家开派对时,塔妮娅也时常带我一起去参加,由我照看米夏,她就可以定定心心说话了。我去过米夏的姑妈玛妮娅家,她家位于淮海中路武康路一带,是一幢花园洋房,家里用了两个人,一个大师傅,一个阿姨,看上去更有钱。外出做客时我要穿上旗袍,一般我抱着米夏和塔妮娅坐一辆黄包车去。不管到谁家做客,我也有一杯咖啡和一块点心,和别的客人一样。塔妮娅还经常带我和米夏去看电影,基本上是俄语片子,如果是儿童片,她不想看,就让我一个人带米夏去。她还曾带我和米夏到兰心大戏院看俄罗斯人演的《天鹅湖》,那时我也穿上旗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兰心大戏院旧照

1947年姐姐到乡下结婚,那是桩父母给她定的娃娃亲。一个月后,姐姐带着她的男人回来了,姐夫穿着一身土里土气的大棉袍,显得非常木讷。当时家里没地方住,他们就在塔妮娅家的杂物房里暂时住。塔妮娅觉得,我姐姐的婚姻不是很美满,知道父母也给我定了亲,便暗中想办法,后来介绍了江浚深给我认识。江浚深是江苏海门人,在犹太人医院给牙科医生做助手。1948年年底,塔妮娅一家离开上海去香港,然后转去澳大利亚。他们走后几个月,我还常想那个可爱的孩子。

1949年的正月初六,我和江浚深结婚了,那年我19岁。当年12月,我生下大女儿。1950年,孩子刚三个月大,波兰侨民索妮娅就介绍我去长乐路给一位白俄人工作。她叫妮克洛芙,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孤老太,住在锦江饭店附近,房子就像联体别墅一样,楼上楼下都是她的,卧室在二楼。底楼是一个很小的葡萄酒厂,酒是她自己做的,品牌就用她自己的名字,她的照片也印在商标上。她家有几十个大酒桶,她打算把酿好的酒卖完就不做了。我和她一起装酒,拧开大木桶上的龙头,把酒装进玻璃瓶,再用塞子封酒瓶的口。

装修中的俄侨店铺

妮克洛芙应该是白俄,长得很壮实,就像男人一样,走路做事也风风火火的,周围的俄罗斯人都说她脾气很坏。但我认为她性格直爽,为人不错。我和她关系挺好的,她说“姑娘莎”这个名字不好听,又给我取了个完全俄式的名字,叫“捷妮娅”,我叫她madam,夫人的意思。后来她告诉我,过去她也请过两个中国人,但他们白天来赚钱,晚上就带人来抢劫,所以她后来不敢请中国人了,一个人干,而且从那以后开始养狼狗。她看我善良勤劳,总是感叹说:“捷妮娅,我早点碰到你就好啦!”

她只雇了我一个工人,我家离她家很近,我仍然是早出晚归,中午回家吃饭,不在她家吃饭,工资比上一家要多多了。我一般不帮她做家务,有时帮她喂喂狗,隔两三天做一次狗食,将一斤半牛肉、一些面包和马铃薯、胡萝卜、洋葱各两个混在一起煮煮,再拌点鸡蛋。装好一桶酒,她很开心,往往拿两杯酒来和我干杯,还喜欢大声唱歌。每天早上起来,她也常常唱歌,她的嗓子非常好。我们每天在一起干活挺开心的,傍晚她遛狗时也常弯到我家,再和我说说话。

旧上海法租界最大的俄侨百货店百灵洋行

1951年下半年,妮克洛芙也要去澳大利亚了,也是从香港转乘。她不仅要带许多行李,还要把养了多年的两条狼狗带去。恐怕一个人照顾不了,希望我把她送到香港,她说:“你什么都不用带,到了香港我给你买好衣服,你穿着回来。”当时我已怀上第二个孩子,也没什么事做,就同意了,甚至把赴香港的手续都办好了。但我先生反对,结果我没有跟她走。她临走前又要我陪她住几天,我有身孕也不便去陪她,就叫弟媳妇去陪了些日子。我把她送到火车站,她带了三个极大的木箱,包括红木家具都带走了,她也送给我许多东西。听说她到澳大利亚后不久就过世了,临终将一笔巨款捐给了教堂。

1951年我生下第二个女孩,失业在家。1952年,外国人纷纷离开上海,犹太人医院也解散了,我先生拿到500多元解散费,也失业了。1954年,老三出生不久,我们夫妻曾带着孩子回到乡下,但没多久就回上海了。1956年,我进入三星糖果厂做工人,然而,第二年春天糖果厂迁往南京,我又失业了。犹太医生走前,曾把许多牙科器械都送给江浚深,他去夜校进修之后考上执照,便在自家的亭子间开了一家很小的牙科诊所,后来通过好心的邻居介绍,诊所搬到原来犹太人医院的门房间。

国泰电影院旧照

1958年,经由索妮娅介绍,我又去另外一家白俄人家里干活。那家有三位老人,房子也类似联体别墅,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夫妻住在楼下,老先生叫别恰,老太太也叫塔妮娅,老太太的哥哥住在楼上。别恰长得瘦瘦的,从国泰电影院到锦江饭店,淮海路上一大片房子都归他管,他不是房产商,只是管理房子,靠工资生活。他常对我说:“捷妮娅,你们中国人能干的不多,很多中国人太懒。我来上海时只有一条军毯,现在你看看我!”

听说他先从俄罗斯逃出,后来才把老太太接来的,他们在上海住了三十年。塔妮娅长得很胖,有三百多斤,一部黄包车只能坐她一个人,而且一坐上去就会把轮胎压扁。她还很能吃,我给她烤一只鸭,一会她就吃掉了,所以越来越胖。因为塔妮娅太胖了,走在路上,小孩子看见她会跟着笑闹,所以她也不愿意出去买东西,只是在晚上出去遛遛狗。

当时,在上海的俄罗斯人只和本国人来往,他们不会说中国话。这三个老人几乎没有娱乐活动,连电影也不看。解放后,政治运动和他们不相干,他们好像也不太害怕,别恰仍每天出去工作,生活仍照常进行。而上海人似乎都会说点洋泾浜英文,面包、鸡蛋都有人送到家,裁缝、理发师也到家里做,听说那些人为他们服务几十年了。

位于旧上海法租界的东正教教堂圣尼古拉堂

我每天早上去,中午仍回家吃饭,一般下午四点回家。我帮他们打扫清洁,也帮他们做饭、买东西。因为他们都是长辈,我当面称他们为master(先生)或madam(夫人),叫老太太的哥哥brother(兄长),他们叫我捷妮娅。塔妮娅常伸着大拇指说:“妮克洛芙脾气那么坏,你能给她干那么久,一定是很耐心很善良的人。”我做事守规矩,所以他们很信任我,他们家一叠叠五元的人民币就放在桌上,也从来不锁。他们常说“中国人都像你这样就好了”。

我也常带两个女儿去他家玩,塔妮娅最欢喜我的大女儿咪咪,每次都要抱着她亲个不停。每天面包房送面包来,老太太总是把吃剩的面包扔掉,再把新鲜的面包分给我,说:“带回去给咪咪和丽丽吃。”有时她会把一瓶油或一袋奶粉塞进我包里。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很多人家粮食不够吃,只能煮菜粥吃,我们家虽有这么多小孩,但孩子们都没吃什么苦。

有空时,我也跟两个老人聊聊天。别恰曾说:“我在淮海路电车站看到日本人痛打中国人,旁边许多中国人,谁也不敢上去。我上去把日本人一拉,日本人就不打了。中国人太不团结了。”我说:“中国人是不敢上去的,因为日本人专门欺负中国人,他们怕西洋人,尽管他听不懂你的话,但只要是洋人面孔,他就不敢怎么样了。”

1960年10月,我要生第五个孩子,就不去他们家干活了。小女儿还没满月,有一天,塔妮娅跑到我家楼下来大声叫我的名字,原来她人太胖,爬不上楼梯,想叫我下来说两句话。她说:他们也要到澳大利亚去了,订的是11月的船票,问我能否去帮她清理东西、打打包。一开始我叫姐姐去,小孩满月后,我也去帮忙了。他们从银行里取出一捆捆的美金,各种东西装满两个巨大的箱子。我送他们到码头,看着海轮启航。后来塔妮娅还写信给上海的中国朋友,信中问我好,还问候我的大女儿咪咪和小毛头。但听说不久塔妮娅也过世了。

淮中大楼

1961年,朋友介绍我到波兰人家里做事。当时波兰人住在淮海中路淮中大楼,里面有一个波兰人的学校,顶楼还有食堂,他们每天到食堂吃饭,卫生也有专人来打扫。那家的丈夫是中波轮船公司的主任,每天到外滩去上班,夫人是家庭主妇,他们家有两个女儿。我在他们家不用烧饭,只要洗洗衣服,整理一下房间,主要陪两个女孩玩玩。下午我再到另一家去看两个男孩,据说男孩的父亲是中波轮船公司的党委书记。我一般不带孩子出去玩,最多到楼下的花园玩玩。他们给我的工资待遇都很不错,每家各给60元。

这两家的波兰孩子都会讲俄文,但大人不会讲,开始还得靠小孩翻译,没多久我也能说波兰话了。我干活勤快,语言又通,所以两家的夫人都很喜欢我,夫人们聊天说起,就传出去了。后来我生了急性阑尾炎,波兰人赶到医院来看我,组织上才知道我是通过私人介绍去做工的,而我也才知道,1958年以后,外国人在上海用工一定要通过工会。半年以后,波兰人就回国了。他们挺热心的,临走前还帮我写推荐信,分别用波兰文、中文,一式两份,说我勤劳,干得很好,懂得外语,和他们能够沟通等等。他们要我拿着这封信到工会去,希望我还能为下一批波兰专家服务。

20世纪60年代位于外滩的中波轮船公司

后来我在北京西路的一个劳动服务队做了一年的临时工,主要工作是帮益民四厂剪刀豆、切洋葱头等等,经街道办事处安排,又到康定路上的通用制药厂做外包工。1967年,我被分配到上海十七漂染厂,在成品车间工作,开始我也是外包工,后来才转为正式工,我工作很努力,最终拿到本厂工人的最高工资——43元。1979年3月底,为了能让儿子顶替进厂,我就提前退休了,那年我49岁。

我现在生活得也不错,儿女对我很孝顺。我小时候吃过很多苦,所以更珍惜现在。对于小辈,我只希望他们健健康康的。从我的经历来说,我认为:

做人不能虚伪,而要老老实实做人,一步一个脚印走,别人再好也不要眼红,只要自己努力,总能过上好日子的。

杨秀英

杨秀英

1937年前来到上海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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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档案春秋” | 责任编辑: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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