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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 从特朗普默克尔首会,看北大西洋关系的牢固性

2017-03-17 08:02:46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本周五的“川默会”被欧美媒体视为美国新总统就职以来最重要的外事活动之一。川普虽然对欧洲(特别是德国)微词颇多,但目前尚无法绕过欧洲这个最重要的伙伴,因而也就不能回避欧洲的领袖国——德国。“自由世界”两位最重要领导人之间的这次会晤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联盟是否能熬过今后四年。

迄今为止,川默之间的对冲多于默契。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分歧多涉及欧美关系中的要害部位(欧盟、北约、移民、贸易、俄罗斯、与伊朗的核交易和气候变化),矛盾之根源由来已久。川普的新政“旋风”对现存架构具有不小的破坏力,而默克尔要做的恰恰是稳定原有的秩序;两人的行事作风也泾渭分明:川普冲动而高调,默克尔稳健而低调。

尽管如此,双方必须找到一个共处的基础。川普自称是谈判高手,这次会晤可以成为他展示“交易艺术”(the art of the deal )的机会;默克尔九月若要连任,必须向国内和欧洲的公众证明自己能“驯服”川普这匹狂野的黑马,保住奥巴马执政期间建立起来的欧美密切关系。

可以预见,双方都会吞下若干蟾蜍,做出必要的让步,不至于让会晤不欢而散,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北大西洋的联盟关系其实早已出现裂缝。

北约究竟怎么了?

川普看衰欧盟,支持脱欧,认为北约已经“过时”(obsoleted),毫不掩饰对普京的好感,大有天下不乱死不休的架势。川普的对欧新政令美国传统盟友忐忑不安,让远近对手暗自窃喜,使国际安全秩序陷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中。人们不禁要问:美国最终真的会抛弃欧洲吗?北约还有多长寿命?未来西方的凝聚力在哪里?

今年二月中旬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凸显了欧美在安全领域的分歧。与会的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Mike Pence)和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N. Mattis)一方面努力淡化白宫新主人之前关于欧洲及北约的悲观和刻薄言论,强调美国愿意一如既往地充当欧洲的伙伴,另一方面则用明确无误的语言敦促北约欧洲盟国增加军费,否则美国无法兑现保护欧洲的承诺。

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彭斯与默克尔见面

其实,美国希望欧洲盟国“分摊费用”(Burden Sharing)由来已久。冷战期间自不必说,即便在此后,华盛顿也反复提出过这一要求。2014年北约威尔士峰会上,与会者一致同意在十年之内将军费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增至2%。可是,2015年仅有英国、波兰、爱沙尼亚和希腊四国达标,去年却只剩下塔林和雅典两个国家没有违约。

有专家认为,欧洲对美国的依赖是“习得性失助”(Learned helplessness)的表现。这个实验心理学概念解释的是一种被动的动物消极行为,也被称为“经过某事后学习得来的无助感”。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大环境的改变,譬如战争、饥荒、灾难等。心理学家曾研究过二战期间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幸存者,发现他们习惯性地拒绝关心和鼓励自己。遇到问题时,他们倾向于自我消化(内化自己)或认为所发生的都是不可避免(不可改变)的。

面对川普的咄咄逼人,欧洲人的表现似乎挺符合这个行为模式:一方面赶紧检讨自己的缺失,誓言赶紧修正,增加军费,这也将是默克尔这次带给川普的“投名状”(“内化自我”反应),另一方面认定自己的安全已经离不开美国的护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双方都不可或缺(“不可改变”反应)。

笔者认为,欧洲盟国的无助感未必是病态的,希望美国继续支持北约的确也发自内心。各种迹象表明,面对川普治下的美国,欧洲已决心走自己的路,只是尚未在心理和物质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需要时间上的缓冲。这点我们从德国防部长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不卑不亢”的表述中便能有所感知。她说:“分摊负担不能只是用欧元或美元来计算。我们愿意成长,愿意欧洲共同成长。”

美欧代表这次表面上虽然彼此“和颜悦色”“苦口婆心”,对外显示“西线无战事”,但双方的分歧在话里话外均有显示,实难掩饰联盟内部的不安与不满。

“华约”寿终正寝26年后的今天,它当年的对手“北约”也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与前者“休克式”的解体不同,北大西洋联盟退出历史舞台将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欧美嫌隙,是新病还是旧疾?

实际上,西方内部并非今日才出现分化,只不过,川普对欧洲的“恶语相向”一下子把原本私下的不和摆到了桌面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的嫌隙既是新病,也是旧疾。1997年至2001年担任美国驻德大使的约翰·科恩布鲁姆(John Kornblum)最近在德国的一个脱口秀节目中就抱怨:“欧洲人早就不在北约中与我们磋商了,欧盟才是他们的议事厅”。言外之意,欧洲早已与美国同床异梦了。

根据笔者的观察,欧美最大的分歧点并非在于对西方利益的不同解释,而是实现或维护这一利益时所使用的方法有异:欧洲人更看重道义(自由民主)的感召力,而美国人则更相信实力(武力和经济)。

在彼此关系中,欧洲人认为美国仗着自己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咄咄逼人,颐指气使,傲慢无礼;在处理具体国际事务中一意孤行,不惜把自己的盟国卷入立意错误或指挥失当的战争之中(特别在中东和北非地区)。这些战争所导致的后果最后基本上都由欧洲人来承担:恐怖袭击、难民潮以及由这两者派生出来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

美国认为欧洲盟国的批评和抱怨颇为夸张和虚伪。它们(尤其是德国)战后享受美国提供的经济援助和金融体系,并一直安于美国提供的核保护。没有美国,就没有欧盟,更不会有后来的欧盟东扩。可绝大部分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在军费开支上迟迟不到位,违背了大家的共同约定。

可这个观点也未必完全符合事实,欧洲盟国的懈怠当然有自身的问题,但美国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在欧美关系上,华盛顿犹如强势家长,虽然凡事罩着孩子,但同时也剥夺了孩子的话语权和行动力。欧洲人并非不想提高独立性,但美国以往一直告诫他们:加强欧洲自身的防务是对北约的一种削弱。

奥巴马执政之后,美国为了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才开始准备从欧洲抽身。可此时的欧洲盟国即便愿意加强军备,也还需要相当的时日才能实现。孩子断奶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孩子的独立成长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j Lawrow)称北约是冷战的产物,是所谓的“精英国家俱乐部”,早已过时,应该让位于一个“后西方国际新秩序”。中国外长王毅也出席了“慕安会”,并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坚持合作理念,作出正确抉择》的主旨演讲,再次让世界听到 “中国方案”的内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享和双赢。

作为一个急性子的商人,把“美国优先”作为施政宗旨的川普也认为北约已经“过时”,但他更多指的是这个联盟对美国而言已成为一笔亏本生意,因此,笔者很怀疑这位美国新总统是否有足够的耐心来等待欧洲盟国“长大成人”。

美国的算法靠谱吗?

美国人抱怨自己承担了北约72%的费用,去年一年的军费高达6640亿美元,占BIP的3.6%,而欧洲人只承担了26%,共2390亿美元。但是,华盛顿的这个算法靠谱吗?

英国著名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提供的数据表明,美国军事开支的大部分其实并非用于北约,而是自身需求:6640亿美元中最多只有4.2%至4.5%用于欧洲,而美军却可以使用欧洲的基地、装备区、通讯中心、医院等设施。没有这些基础条件,美国根本很难在中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

事实上,北约欧洲成员国2016年的军费开支已经增加了百分之十左右,德国也增加了百分之八,并将继续保持这个势头。但国防是个大功率的烧钱机器,没有相当的经济基础是难以为续的。德国外长西格玛尔·加布里埃尔(Sigmar Gabriel)在“慕安会”上已经在质问每年从何处拆资240亿欧元来完成2%的指标。总理默克尔也反对进行“小格局讨论”(Kleinliche Diskussion),她指出,提高军费开支并不自动意味着安全系数的提高。欧洲的安全取决于许多因素,最关键的是思维方式要正确。那么,笔者要问:什么是正确的思维方式?是继续将自己绑在美国这辆陈旧的战车上?还是致力于建立新的国际和平秩序?

回顾历史,不难看出,美国的所有投入几乎都与自身的全球利益有关。譬如,“马歇尔计划”当然帮助欧洲国家摆脱了战后的困苦以及民族主义的魔圈,但也为美国成就了一个巨大的美元和美货市场;1948年成立的北约当然是针对苏联的,法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也希望通过北约来制衡德国,防止其再次强大,但北约同时也保证了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和控制;美国主导的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在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有助于促进贸易,避免重蹈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但它也把美元确立为世界主导货币,从而夯实了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在《战后欧洲历史》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政治和安全机制建立的背后都包含着美国把自己的利益与脆弱的欧洲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考量。

二战以来,这一美国至上的“大西洋主义”决定了西方的外交政策,现在来了一位美国新总统,突然说不打算再为美国霸权买单了。难怪朋友和敌人对此很难理解,不知美国到底要干什么。

根据笔者的分析,川普攻击北约、欧盟和自由贸易的背后或许含有两个难以明说的隐情:第一,美国认为欧洲国家占了很大的便宜,美国吃了很大的亏,因此必须尽快纠正。第二,美国自知国力不济,难以再继续在全球承担那么多的责任,因此为自己的退缩寻找台阶。

欧洲应明确自己的态度

这真是历史的讽刺: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美国在告诫自己的欧洲盟国双边伙伴关系如何重要,如今则变成欧洲盟国不厌其烦地告诉川普政府联盟对美国的利益何在。换而言之,原先是大哥磨破嘴皮让小弟明白被罩着的必要,现在是小弟苦口婆心非要大哥知道继续罩着小弟的好处。这一角色互换本身就是北大西洋关系发生危机的一种表现。

这个危机的出现归根结底恐怕还在于美国长期把控着对西方利益的诠释权。久而久之,华盛顿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利益就是西方的共同利益。这在东西方冲突的岁月里或许是如此,因为当时的国际阵营经纬分明:一方是代表资本的西方诸国,一方是代表反资本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国际格局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上所剩的反资本国家屈指可数,大国清一色地都成了资本的朋友,只是称呼有所不同而已。既然如此,西方阵营内部各方必然会对利益重新作出诠释,于是,危机就出现了。

在今天的语境下,北大西洋联盟的定义变得狭隘而陈旧:它仅仅局限在如何制定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如何介入和干预等方面(如,民主干涉主义、以暴易暴等),而人类正面临着诸如气候变化、人口增长、难民潮流、国家崩溃、特别是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和经济不平衡等新的安全隐患。对此,北大西洋联盟却束手无策,提供不了具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

北约作为西方统领世界的一个工具的确已经过时,但新的世界秩序目前尚未形成。在这新旧交替之时,欧洲具体应该从何做起呢?笔者认为,欧洲首先要承认以下事实:在世界上发生的许多冲突中,欧美的利益未必总是一致的,但这并不等于世界末日。这时候,欧洲需要冷静地审时度势,明确自己的利益何在,并将其表达出来。

譬如:欧洲在非洲和中东地区均没有能力如川普希望的那样卷入反恐战争。阿拉伯人和非洲人是欧洲人的邻居,他们的家园如果不太平,就会来欧洲避难,而不会去遥远的美利坚。德国在自由贸易方面与中国在一个战壕里,美国可以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战,但德国和欧洲没必要盲目跟进。

欧美之间最大的分歧点还在于川普政府支持英国和勒庞脱欧。如果欧洲内部的离心势力问鼎政权得逞,德国做好引领欧盟并在必要时抗击昔日盟主美国的准备了吗?

笔者相信,北大西洋危机并非自川普开始,也不会以他而告终。把焦距对准川普一人,指望两岸关系在他学会怎么当美国总统或哪天被拉下马后会改变,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危险误区。

默克尔在“慕安会”发言中的最后一句话说的很好:“让我们共同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样我们各自也都会更好”。仔细推敲,这与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默克尔能扭转乾坤吗?

默克尔此番访问华盛顿可谓“虎穴之行”,两国需要面对的问题除了上述北大西洋联盟之外还包括贸易、货币、难民、气候等领域,而且双方的立场基本上都是针尖对麦芒。德国有媒体甚至形容两人的会晤“水火难相容”。

尽管如此,双方能答应彼此见面,已说明有望达成妥协和交易。譬如,在贸易方面,德国过去过分强调“财政紧缩”的必要性,导致整个欧元区内增长缓慢和失业率上扬。这次她可能会答应川普在安全、基础设施等领域多投入,以此来刺激内需,扩大进口,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川普则会少念“保护主义”这本经,放弃对德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打算,或最起码保证继续按照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行事。

在地缘政治方面,特别在对俄态度上,默克尔将努力说服川普与德国和欧洲站在一条线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外国干涉和干扰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川普不喜欢与伊朗达成的核交易,也并不认同巴黎气候条约,默克尔会让川普明白,如果推翻这些国际协议,欧洲将哗然,届时默克尔和绝大部分欧洲国家政府将不得不与华盛顿保持距离。

川普和默克尔性格和理念上的兼容性似乎不大,因此,指望他们之间会发展某种密切的关系颇不现实。但是,为了两国的利益和西方的未来,双方应该会把握好这次机会,最起码建立某种务实的的工作关系。笔者根据对默克尔行事作风的观察和了解,相信德国总理这次最终能以柔克刚,为德国和欧洲挣回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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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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