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德国政治地震,不只是默克尔

来源:观察者网

2018-12-10 08:23

扬之

扬之作者

德国时政专栏作者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基民盟顺利更换党主席,10月政治地震所带来的余震,勉强算是告一段落。

在10月14日的巴伐利亚州和10月28日的黑森州选举中,建党才五年的“选项党”(AfD)不仅首度进入两州议会,而且以增长9-10%的傲人战绩高调登堂,而基民盟(CDU)基社盟(CSU)这样的传统保守政党却遭惨败,并直接导致默克尔放弃在12月7日党代会上竞选连任党主席。

然而,不只是“右营”出现“新人笑,旧人哭”的场面,德国的“左营”也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冲击和力量转换:百年老铺“社民党”(SPD)丢掉差不多11%的选票,真可谓“灭顶之灾”;而被称为“新左派”的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却一路高歌,节节胜利,大有取代社民党成为“左营”老大的趋势。

左右阵营分别出现的这种“逆向”发展,反应了近年来德国政治光谱的变化;而刚刚结束的基民盟党代会完成了默克尔的党内权力交替,新主席柯普兰-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的风格和政策又将对左翼阵营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都值得分析和跟踪。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先把焦点放在“左营”这边,探讨和分析以下问题:同为左翼党,社民党和绿党的选举结果为何呈云泥之别?这种变化反应的是一种稳定趋势还是短暂现象?两党的前景又将如何?

英雄不问出处

政党无疑是时代的产物。它扎根于政治传统、文化思潮和社会运动。

譬如,德国由基民盟和基社盟联合组成的联盟党(Union)诞生于希特勒垮台后的政治混乱和真空中。在被占领的情况下,任何与纳粹有关的思潮和行为均遭到无情的打压和抵制,没有生存的可能。所以,部分在纳粹监狱中幸存下来的精英们,决定在“回归基督精神”和“倡导民主政治”的旗帜下重建政党。

但在目前活跃的德国政党中,真正源自大时代背景下社会运动的恐怕只有社民党和绿党两家。

如果我们把“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这两个工人政治组织的合并日(1875年)视为社民党的建党伊始,那么,我们就不难辨认出它的政治基因和基础:产业革命中的工人阶级。

别看眼下的社民党暮气沉沉,但它建党之时,正值德国产业革命处在“突破期”和“巩固期”。1870年,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上升到13.2%,超越法国,跻身发达工业国之列。

但是,资本的积累却以劳工受盘剥为代价,创造价值的阶层却同时沦为工业化的牺牲品。社会面临着物质文明和人道堕落这对矛盾的考验,必须在“人本”和“资本”之间进行选择。于是,对公平和正义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社民党正是发出这一呼声的政治组织。它代表了当时最先进行业中的弱势群体。

引领这场社会运动的精英们,如马克思(Karl Marx)、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考茨基(Karl Kautsky)、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是一群影响至今的世界工人运动的领袖,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思潮是让“左派”引以为豪的政治资产。


图为德国早期工人运动领袖August Bebel、Wilhelm Liebknecht、Wilhelm Tölcke、Ferdinand Lassalle,中间是马克思,图片来源:wiki


一百年之后,社会在左翼力量的不懈奋斗中进步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对劳工盘剥的现象得到了抑制,劳工的福利不断提高。但是,资本和人本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只不过换了形式。

其实,工业化从开始就伴随着对大自然的破坏,只不过人们在改善生产条件之前还无暇顾及到生态环境。战后的经济飞跃,导致对自然更加严重的破坏。此时,人们渐渐开始意识到,生态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环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零星诞生的民间环保组织,逐步汇成强大的社会运动。到了七八十年代,在“性解放”、“六八”等运动的影响下,以及冷战的大环境下,生态保护共识日趋政治化,“反核”、“反战”、“环保”、“女权”、“民主”成为新左派运动的口号,绿党应运而生。

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造就新的社会运动。红绿两党顺应各自历史时期的潮流,成为德国左翼阵营中的“传统”和“现代”两派。

它们的政治理念中有相同的成分,但侧重点不同;它们既互补合作(如在地方和联邦政府中联合组阁),亦彼此竞争(争夺选民,争夺左营老大地位等)。

此“左”非彼“左”

三年来, “难民”这个常被传统政党用“人道立场”去诠释的话题,貌似“毒性”不小,碰者非“死”即“伤”。不少人一度认为,各党在难民问题上的态度决定了其在民意中“受宠”还是“失宠”。

其实不然。社民党和绿党在难民问题上均为默克尔“打开国门”政策的同盟军,而且,绿党的主张甚至比社民党更激进,但在两州的选举中,红绿两党的结果却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这说明,社民党的失败和绿党的胜利应该另有其因,各有其因。

根据笔者的观察,社民党的失败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1)方向不明,摇摆不定。

为穷人说话是社民党的立身之本。1959年,社民党通过哥德斯堡纲领(Godesberger Programm),告别此前“阶级政党”的性质,变为一个对社会各阶层均开放的所谓中间偏左的“全民党”(Volkspartei)。

为了争取中间选民,社民党不得不放弃部分左派特质和传统,迎合资本和企业。施罗德领导的红绿政府大幅削减社会福利的“2010议程”(Agenda 2010)虽然拯救了当时被称为“欧洲病夫”的德国经济,却最终断送了社民党与“穷人”的传统关系。

与默克尔的三次联合执政,更使社民党的传统特色几乎消失殆尽。它留给民众的印象是政策摇摆,方向不明。

2)用传统的方法来应对新的挑战

前不久的民调表明,百姓对目前自己的经济收入挺满意,只是对未来没有安全感。

可社民党似乎至今尚未号到时代的脉搏,依然在沿用“均富”、“增税”等传统手段,无法给选民提供解决新问题的现代方案。

3)迎合有余,坚持不足。

客观说,社民党在大联合政府中并非毫无建树;相反,它落实了不少自己的竞选目标。可最后的结果是:成绩成了大联合政府共同的,而错误却是社民党自己的。

造成这个局面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是默克尔有“它为我用”的政治手腕,对友党相当亲和,让对方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我。内因是社民党过于患得患失,为了参与执政,往往放弃原则,迁就附和。

4)缺乏具有个人魅力的“光环人物”

战后的社民党曾是个人才济济,群星灿烂的政党,拥有诸如舒马赫(Kurt Schumacher)、勃兰特(Willy Brandt)、施密特(Helmut Schmidt)和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这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

他们开创过新时代,影响过几代人。可惜,如今的社民党领导资质平平,青黄不接。

5)在左营中常被“截和”

社民党在德国东西部遇到来自其他两个左翼政党的挤压:在德国东部地区,作为原东德共产党继任者的“左翼党”(die Linke)挟“主场”之利,让社民党举步维艰;在西部各州,绿党则成为社民党的“克星”。

1949年至2017年德国选举结果,黑色联盟党,红色社民党,黄色自民党,绿色绿党,紫色左翼党,蓝色选项党,灰色其他

6)社会结构已发生重大改变

随着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世代都给社民党投票的所谓“劳工家庭”越来越少。争取中间选民,也意味着社民党与真正底层民众的距离渐渐拉大,传统党群关系的基础逐渐消亡。

社民党长期参与执政,身处“朝内”,对权力多少产生了依赖,对社会问题失去了敏锐的洞察力。相比之下,绿党的成功与它自身不断进取和与时俱进有关,而做到这点离不开其在野多年的磨砺。

保住权力和夺得权力,目标虽然都是“权力”,但心态却不同。前者会患得患失,左右迎合,渐增拥权的傲慢,疏于自身完善和改革;后者由于没有权力的羁绊,反而能专心于自身建设,留意人们关注的问题,提出切合现实的方案。

绿党目前行情大涨,其实并无“秘笈”,而是与以下因素有关:

1)联盟党的内讧强化了绿党的地位

今年六月之前,联盟党的民调结果一直比较稳定,从未低于30%,而绿党一直徘徊在11%和13%之间。不料,基社盟(CSU)主席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为了巴伐利亚州选,与默克尔再次因难民问题互撕,导致联盟党的威信大打折扣。

2)绿党受益于社民党的式微

由于社民党在中间地带与联盟党争夺选民,政治主张摇摆不定暧昧不清,公信力持续下降。绿党利用社民党留下的真空,给选民一个现代的亲民的左翼选项。因而成为左翼选民青睐的对象。

3)绿党是右翼“选项党”的绝对对立面

与其他政党(特别是联盟党)在选举中多少都借用右倾言论的做法不同,绿党一直旗帜鲜明,未曾放弃自己的理念(坚持“民主”,拥护“欧盟”),成为反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一面旗帜,吸引了左翼阵营、市民阶层和文化圈内的不少选民。

4)绿党的主打话题切入现实

环保、反战、民主、公平、人道、女权、拥欧、开放,所有这些绿党的传统诉求在今天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绿党已经摆脱了开始时那种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状态。譬如,它反资本的贪婪,但不再连同资本一起反对;它坚持环保,但也考虑到企业的生存权。

5)党内权力交替顺利

一般情况下,左派政党内斗比较激烈和普遍,这与它们的“ 反权威”政治基因有关。绿党内部同样也分“极端派”(Fundis)和“现实派”(Realos)两大阵营。自从绿党积极参政之后,基本是“现实派”当道。

今年年初绿党领导换届,新上来的两位主席哈贝克(Robert Habeck)和贝伯克(Annalena Baerbock)年富力强,人气旺盛,充分体现了绿党目前所拥有的“活力、现代、亲民、知性”形象。

哈贝克和贝伯克,图片来源:wiki

6)天时呼应,时来运转

德国绿党的两次发展高潮均离不开大自然的影响力:

2011年3月11日发生日本福岛核危机时,正值德国巴符州州选(3月27日)。一场自然灾害引发的核电站危机使历来反核的绿党一举成为巴符州的最大党,克雷奇曼(Winfried Kretschman)成为联邦德国的首位绿党籍州长。

今年10月的巴伐利亚和黑森州选,又碰上德国今夏遭受百年不遇的干旱,加上“柴油门”(Dieselaffäre)不断发酵,历来主张环保的绿党获得越来越多选民的信任,所以捷报连连。

结语

“左营”红绿两党的不同境遇,既反映了社会转型带来的不同后果,也说明一个政党的生命力在于自身“抵抗力”和“自愈力”的强弱。

社民党目前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要么从此沦为“二流”政党,要么自我革新浴火重生。如果它继续依附于权力之上,如果它不将自己置于“死地”(下野),“后生”的希望不大。

至于绿党,笔者认为它不应过度“消费”和“透支”眼下的成功 ,更不能过于自满,因为这份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对手的“疲软”以及诸多外因的作用有关。绿党经住了失败的考验,但成功的考验更艰难。

民主选举中,“游民”(在各党中游走的选民)为数众多。他们这次选绿党,下次或许会跑去选联盟党。因此,作为现代政党,不仅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党员基础和粉丝群,还要善于捕捉到这些“驿动的心”。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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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轩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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