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茅山道士，意指“毛利3到4%”的产业。

我在台湾资讯科技业里混了10年，而那段日子刚好是此产业兴衰的转戾点，科技业的“茅山道士化”，已是至少10年前的事了，离开此产业的主要原因，就是认为利润如此微薄，这行业的人却束手无策，只能被过去的成功模式所制约，故而看衰矣。

这几年，台媒的经济版面不断传出台商撤离大陆的风潮，粗估至少已有逾3000家企业撤出，台商保守估计这两年撤出的资金至少也有500亿新台币。在商言商，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问题，不赚钱就只能离开，但若从整体台商产业来看，问题在于“为啥不赚钱”？

简言之，劳动力成本攀升，环保与金融等法规缩紧，本土商加入竞争，台商过往在大陆的利基，一一消失，无法适应的厂商只好纷纷离陆回台，还造成好几波因资金撤回，而让新台币汇率成为全球独强的怪象。

台湾之所以这两年常常谈到“创新”，其实与大陆台商的困境脱不了干系，毕竟两岸产业链曾经盛况空前，目前的急转直下，问题出在没有“创新”。持平而论，赚不到钱甚至赔钱，是因为你没有积极适应大陆的变化，早年大陆政策的利多，让你过得太舒服而没法改变。这现象也不是台商独有，全世界的生意人都要面对同样的挑战，达尔文的洞见也适用于商业竞争，适者生存。

关于过得太舒服，以致无法改变，有很多不错的讨论，可以长见识。

明朝的高度平衡陷阱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许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是著名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Noel Joseph)所提出的问题，身为科学家，李约瑟特别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有扎实的研究，故而对于科学与工业甚至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抢先发展，感到疑惑。而这个问题也迅速传开，成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之后，史学领域的社会学或经济学研究者纷纷提出不同的看法，特别集中在明朝。这个朝代的中国，生产、消费与人口都出现大规模的增长，而此前的宋朝，科技表现在全球领域都属于前列，元朝又拓宽了经贸通路，所有条件都显示中国应该能先发展出工业与资本主义，却让相对落后的西方文明超前了。

李约瑟难题之解，众说纷纭，有认为官僚体制过于僵化的，有说儒家思想限制的，有主张明朝突然停止了欣欣向荣的海上贸易的，也有认为明朝废纸币，推行白银所衍生的税制问题等等。其中，最令笔者着迷的是“高度平衡的陷阱”一说。

此论述由英国经济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主要的论点是，由于人口大幅增长的压力，使得农业用地严重不足，农产剩余减少，导致劳动力愈来愈廉价，而土地换来的资源与资本愈来愈昂贵。然而，中国当时有先进的农耕与运输技术，故而农民与商人在面对货物短缺时，最快的因应之道，不是研发机械式的生产技术，而是更有效地利用廉价运输与有限资源，以维持经济活动。

简言之，正因有效地运用了自己的优势而存活，反压抑了大规模改良技术的诱因，最后丧失工业革命的契机。另一方面，明代过度发达的⎡高竞争低利润⎦市场经济，也造成了低资本剩余，以致无法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换成最简单的白话就是：过得太舒服，以致无法改变。

明代的经济，取得了高度的平衡，虽不致于称为“均富”，但商人阶级的抬头，却是推动经济平衡的重要关键，这现象使得农业产出得到了最大的效益，而产生了“高就业低收入”的农商社会。

无论是国家或个别企业，能存活总有其成功的生存模式，按行得通的路径走是当然的，但外在环境的变化，常常可能淹毁了前方的道路，而行走者若看得不远，被其他国家或企业超越，甚至惨遭灭顶，也就不奇怪了。

现代日本的高度平衡陷阱

类似的状况，也在现代日本出现，这个大经济体在一度高速发展后，取得了产业，政治与金融的平衡，却也因为这种平衡而趋于保守，在“太舒服而没法改变”的政经结构下，陷入停滞。最近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经济舵手竹中平藏接受中国记者的访问，就提出了这个有意思的日本现况。

日本第一个“失落的十年”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在众多经济学解释中，“资产负债表衰退”是比较为人所熟知的理论。简言之，经济泡沫破裂后，资产价格也骤降，众多企业与家庭处于负债状态，自然将盈利或所得大部分投入还债，而非消费。当企业减少借贷而致力于偿债，金融业就受冲击，当家庭大量减少消费以偿债（如房贷），国内市场经济就受重创，以致经济环境陷入多重恶性循环。

这种恐慌性的荷包紧缩，即便政府祭出零利率措施，民众也不愿将钱从银行提出来消费，就算加码推出负利率措施（钱存银行，还要给银行利息），民众顶多将钱提领出来，藏在家里。前几年日本保险箱产业成为大热门，就是这种现象的效应。货币政策无法刺激景气的现象，在经济学里称为“流动性陷阱”。

日本第二个“失落的十年”发生在本世纪初，主角是通货紧缩。在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泥淖后，消费紧缩所产生的恶果便是物价持续下跌的通缩，市场以降价维持买气，使得民众因为有预期降价的心态，而延迟消费。另外，日本快速地老龄化，景气又持续亮红灯，前景不明使得老年人当然紧缩消费。问题之所以严重，乃因日本家庭高达18兆美元的储蓄，大多掌握在老年人手中。

恶劣经济环境，还得搭配日本的两个问题，才足以解释目前的停滞。其一，日本曾经具有强大的输出产业。其二，许多效率低落的国内企业，没有被市场淘汰。

竹中平藏坦承，日本缺乏竞争，创业率低，企业破产率也低，以致产业的新陈代谢速度迟缓。为何日本政府希望企业破产率提升？因为破产代表企业适应环境的能力低落，过低的破产率加上低创业率，就显示整体竞争环境的弱化。简言之，大家都在过往的成功模式里舒服地运作，当大环境改变，政府不得不提出改革政策，但利益被牺牲的企业就联合运作抵制改革，以避免破产。而其背后，就是政商勾结的贪腐。

这就是一种高度平衡陷阱。

日本只有2%的移民，不足以解决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竞争力难以提升的问题，一般日本民众的一生，就是拼学历，一生都待在同一家企业，直到退休。没有什么移民会来抢工作，逼你居安思危，这种安逸的结构，大多数人民并不想改变，直到整个社会再也撑不住这一滩死水的现状。

台商大撤退是好事

当然，解读李约瑟难题与日本停滞的文章有很多，“高度平衡陷阱”只是其中一种，或许尚有争议，但在笔者看来，用以分析大陆台商是非常贴切的。

大陆台商大约三种：科技业，传统产业，服务业。

所谓“茅山道士”指的是科技业毛利3%-4%，这是一种什么体验，大概只有科技人懂得。这种产业的生存之道只有三项：稳定而大量的订单，持续的技术提升，永不嫌麻烦的降低成本。早期，台湾科技业在大陆设厂，接国外订单，适应不断提升的技术环境，都是生存基础，而台湾特有的代工生态，练就了一身降低成本的管理功夫，其主因就是代工的利润难以提升。

细致的成本管理是为何郭台铭能拯救夏普的主因，但唯有掌握品牌，才有高利润的可能。所有代工厂都做过品牌梦，可纯靠自己建立品牌，风险极高，时间很长，成功率亦低，手机厂HTC的垂死挣扎，就是显例。所以大部分做品牌失败的厂商，还是不得不回到代工生涯，以降低成本为职志，以超低毛利为日常。

低毛利战争，让台商难以安逸，拼命想办法降低成本，或提升自己的设计技术作为附加价值，以扩大利润。但技术是比较容易被超越的，成本管理得再细，也难以填补不断上涨的劳动成本与日趋紧缩的环保法规。故而当投资地区产生了本土竞争，台商所遇到的是多重挑战。一旦全球商业环境不景气，订单减少，技术又无法持续攀顶，“茅山道士”自然死得死逃得逃。

类似状况，也产生在传统产业，虽然这种行当的利润较高，但价格较低，难以形成如科技业般的高营业额与高技术门槛，其生存命脉更依赖低工资与低环保要求。30年前，这些产业在台湾工资提升时，就只能往大陆与东南亚移动，并一度欣欣向荣，当时科技业发达的台湾，也没想到结果是做泡面的买下了101大楼，做米果的买下了大媒体。但此光景没几年，当初在台湾的“黄昏产业”，现在在大陆又再次面临黄昏。

有媒体形容，台湾企业狼性丧失殆尽，在大陆全面崩坏，其所举的例子，却是食品服务业金钱豹国际美食汇。换言之，三种台商全面性地陷入困境。

2008年的金融风暴，让全球需求萎缩，台商订单减少，技术被崛起的本土业者追上，加上不接地气，对大环境的改变反应迟缓，因而面临多重冲击。沉湎在过去的成功经验中，丧失狼性，理所当然要被淘汰。曾经盛况空前的东莞5000家台商，如今萎缩到不足2000家，在“人口红利”必须转型成“人才红利”的压力下被KO，撤离者似乎都没有预测到大陆向前走的必然，要不然就是明知趋势，却束手无策，没有勇气跳出窠臼。

媒体当然有夸张的倾向，这种论断虽然切入要害，直指台商的软肋，但没提的是，同样的状况，或许也会发生在本土企业里。谁能果断地漠视自己的成功模式，猛往高风险的远景里冲呢？本土企业在站稳脚跟后，也要小心避开“高度平衡陷阱”，被新的竞争对手所取代。受人圈养、终日饱食的狼，终究与狗并无差别。

不过看明朝与日本的例子，企业的汰旧换新，也是产业健康的指标，代表竞争活水不断涌入，大家都努力适应新环境。

在台商抱怨连连的背后，我不禁想，你们转进东南亚，迟早也会面临同样的局面，发展中国家也会进步，劳资问题、环保问题、产业转型问题，都是发展中必经的历程，尤其，在一带一路中，中国经验对沿线国家将会是重要的示范。

高度平衡陷阱，确实是个迷人的设想，但即便企业与个人懂得居安思危的道理，在舒适圈里要跳脱自己的成功模式，实属不易，只有经历挫折挫折再挫折，才有大破大立的动能，重拾狼性。

所以，惆怅撤离，对大陆，对台商，都未尝不是件好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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