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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祺:郝柏村受洗,台湾政治人物与宗教的牵连有多深

2018-01-03 09:08:00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姚祺】

2017年的最后一天,国民党“大佬”,曾先后任国民党当局“国防部长”和“行政院长”的郝柏村以99岁高龄,正式接受台湾第三大(有称第二大)基督教系统灵粮堂体系重要创始人周神助牧师主礼的洗礼仪式,正式加入基督教。

无独有偶,新年伊始,台湾当局的“元首”蔡英文与“首脑”赖清德分别前往玄天上帝庙和龙山寺参拜,被台湾媒体认为是祈福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财源广进”。

2018年1月,蔡英文在玄天上帝庙参拜

事实上,在台湾,自蒋介石以来,政治人物与宗教始终保持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究竟仅仅反应了政治人物的个人宗教信仰,还是另有深意呢?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国民党当局与宗教的“爱恨情仇”

众所周知,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是一名基督徒。事实上,国民党自创党伊始,党员中就有不少基督徒。陈少白、郑士良、陆皓东、宋耀如、徐谦等,都是基督徒。惠州起义参与者中更有30%属于基督徒。而蒋介石为获得宋家的政治支持与宋美龄成婚之前,也按照宋家的要求领洗成为一名基督徒。至定都南京后形成南京国民政府后,逐渐支配中国政治经济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蒋宋孔三家均为基督教家庭。

1947年“行宪”宣言中,蒋介石公开称“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就是耶稣降生1947年的圣诞节....我们新宪法特点,就是它保证要把基督教理的基本要素,即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普遍的给予我们全国的同胞”,在当时的国大代表中,基督徒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蒋介石在教堂参加礼拜

蒋介石读圣经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国民党当局中基督徒的高比例现象依然保持了下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当局就因此而特别优厚基督教而压制其他宗教。对于国民党当局而言,其宗教政策归根到底还是为维持其统治而服务的。

在基督教方面,国民党当局祭出“护教反共”大旗,要求在基督教内建立“亚洲基督教护教反共大会”,由身兼国民党要员的成文祥、张静愚等教内人士组织各教会团体积极加入,事实上接受国民党的旨意行事。而对于“不听话”或者“不积极配合”的基督教团体或人物,国民党当局照样会毫不留情的打击。

现在被认为支持“台独”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事实上在50年代因为能够有效配合国民党的“护教反共”策略,而受到了当局支持鼓励。至60年,因为退出普世教协、成立台湾基督教联谊会和坚持闽南语布道等问题与国民党当局发生矛盾后,随即遭到打压。即使如有“总统御用牧师”之称的周联华牧师,仅仅因为在60年代表达了对长老教会举行百年庆典的支持,就受到国民党情治机关的严厉警告,以致其毕生不敢再言政治。

到了李登辉掌权时代的早期,这种情况亦未能改变。李登辉因为具有长老教会教友身份,一度被彼时因提出“建立新而独立国家”而与国民党当局公开对立的长老教会高度期待。然而就在其执政的1986年,却被曝出了国民党情治机关拟定一份“长老教会黑名单”,详列该教会内部对其执政形成挑战的“问题人物”,一时令社会哗然。

李登辉、赖清德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南东门巴克礼纪念教会。(中评社 赵家麟摄)

在佛道教方面,国民党政府早在大陆时期即制定《监督寺庙条例》和《寺庙登记规则》。这两部法条对佛道教寺庙的设立和运行制定了非常严密的规定,常使寺庙感觉“寸步难行”。特别是在同为宗教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因为有外国势力撑腰下,国民政府迟迟不敢颁布相应的教堂监督条例,使佛道教界颇有异议。

1949年到台湾后,国民党当局对佛道教的控制有增无减。不少僧人初到台湾后不久,即因莫须有的“通共”罪名遭到刑讯关押,这其中就包括极负盛誉的星云法师。人间佛教在台湾最为重要的继往开来者印顺法师被迫承认自己毕生心血《佛法概论》“隐含共匪宣传毒素”。而证光法师更被诬陷遭到枪决。其后,国民党当局又通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道教协会”,派遣身兼僧道与党工身份的人物掌权,实际上控制了佛道教体系,迫使各庙宇道馆与宫庙对其效忠。

星云法师

但在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对于政治以外的宗教事务又确实给予了开放与包容。特别是佛道教与民间信仰,在整个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发展迅速。佛教四大法山慈济、佛光山、法鼓山和中台禅寺都是在这一时期从台湾当地原生的小小寺庙茁壮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精舍遍布全球的宗教团体。

台湾政治人物与宗教的互依关系

宗教信仰属于个人精神生活的范畴,原本纯粹属于个人事务。但政治人物的宗教信仰往往需要向公众宣示,因而具有了所谓“公共性”,其信仰本身和与宗教团体的关系,都有了超出原本范畴的意涵。

如前文所述,蒋介石的信教过程与获得宋家的认可有很大关系。宋美龄提出在两人成婚之前,其岳母即要求他“精研《圣经》”。而与宋美龄的联姻对蒋介石获得巨大的财力和政治影响力支持,进而在国民党内迅速站稳第一把交椅有着莫大关系。

无独有偶,李登辉的信教也于其在30岁时受妻子的影响有关。35岁正式受洗入教后不久,李登辉即进入台湾长老教会做礼拜,并仿效两蒋聘请“家庭牧师”到家中为其讲道。而这位牧师,即起草含有台独意涵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人权宣言》的起草人翁修恭牧师。以此为契机,李登辉得以结识众多同为长老会信徒的“党外运动”人士,其中不少后来成为“台独”急先锋。

难怪乎曾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议长的黄彰辉称“李登辉是一个台湾人、一个基督徒,我对他的评价很高、期待也很大。”虽然在李登辉掌权早期如上文提到的有所矛盾,但最终却都不约而同走向了“台独之路”。这在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时已经昭然若揭。

在地方选举上,获得宗教团体的支持成为候选人动员选票的重要方式。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即为台湾一贯道。一贯道在台湾自50年代起就被国民党当局定性为邪教而遭受严厉打击。可在80年代后,不少国民党地方派系人物眼见一贯道势力日渐壮大,对地方选民影响力极强,转而开始鼓吹一贯道持有“忠君爱国”和“维护法统”之传统,因当给予其合法地位,并最终使国民党中央转变态度。作为回报,一贯道至今都是国民党的“忠实拥簇”。

高雄一贯道神威天台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贯道道场

进入新世纪后,台湾的政治人物鲜少再如上一世代的政客那般,特意公开标榜自己的宗教信仰。陈水扁、马英九和蔡英文三任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均没有明确公开的宗教信仰。相反,政治人物们往往更加倾向于采用“逢庙就拜”的“拜拜神学”,将寺庙和教堂当做自己宣传政治理念和动员政治支持的舞台,这一点每逢台湾选举季节表现的尤为明显。2016年“大选”时,蔡英文寻求长老教会多为牧师“覆手祈祷”、民国党“副总统”候选人徐欣莹通过妙天法团进行宗教动员,甚至连民进党资深“立法委员”柯建铭都通过关系获准进入新竹教堂“讲座”。

数十位牧师为蔡英文祈祷

另一方面,不少宗教团体也乐意营造自己与当局或者特定政治人物的良好关系,以获取更高的社会能见度与公共资源,帮助扩大自己的教团。如星云法师在2016年大选中先称蔡英文为“妈祖”,后称洪秀柱为“观音”,其中意涵耐人寻味。比较另类的是民进党所提名的“副总统”陈建仁不仅具有天主教徒身份,更拥有罗马天主教“圣墓骑士”荣誉头衔。在民进党上台后,陈建仁这一身份被台当局作为其稳固与梵蒂冈这个台湾在欧洲唯一“邦交国”关系的重要砝码。

宗教团体与政治关系的新发展

台湾社会经历“解严”之后,尽管彼此之间仍然存在千丝万缕联系,但从制度层面而言,政治和宗教的关系从政治控制宗教逐渐走向政治与宗教的分离与分立。作为国民党威权当局控制基督教和佛道教的“护教反共联盟”、“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道教协会”均已经失去往昔的影响力。

目前政教之间的冲突矛盾主要聚焦在“宗教法”的立法问题和具体的事务性问题上。前者主要系法学问题,即公权力是否有权干预作为人民精神事务的宗教、如何在立法中兼顾门类繁多的各种不同宗教的具体情况、如何统合现有民法和人民团体法中对宗教事务的相关规定等,这类问题已经讨论多年。具体事务方面,则即包括在威权时期与特定政治势力结盟的宗教团体自我重新定位的需求,也包括新近发生的政教纠葛。

在威权时期,由于各种因素的促动,使得不同宗教团体与特定政治势力绑定。如基督教中众多来自大陆的国语教会,以及天主教会与国民党的密切合作;依赖国民党当局支持而迅速壮大的慈济和佛光山对国民党的支持,以及长期“党外运动”合作形成紧密连接的民进党与长老教会等。

在“解严之后”,特别是2000年国民党失去政权后,与国民党密切联结的宗教团体或多或少都开始撇清自己与其关系,以防自己的声誉受日渐为台湾社会所不接受的国民党所累。但有学者和观察家发现,这些团体虽然在公开场合声明“不涉及政治”,但其神职人员私底下却仍然或多或少为蓝营政治人物动员。甚至有传出“佛光山选举期间包车送信徒票投国民党”的“趣闻”。

陈水扁与“台湾基督教主爱之家辅导中心

而在长老教会方面,陈水扁时期教会公开力挺支持“台湾人自己的总统”,最终却因为陈水扁贪腐弊案爆发而深受牵连,乃至海外改革宗基督教圈子都公开指责长老教会“搞政治搞过头”。痛定思痛,2012年大选开始,长老教会已经不再表达自己对特定政治人物的支持。但私下里,与绿营人士经年累月结成的紧密连接不可能一朝之间断裂。长老教会虽然不在公开为特定政治人物在教堂里催票,但仍然会邀请政治人物在宗教活动以外的场合举行各类“讲座”扩大其影响力。

近几年来,“婚姻平权”议题日益在台湾成为一门“显学”。由于同性恋婚姻问题与不少宗教教义有关,各宗教团体不得已再次积极介入政治事务。其中长老教会内部自由派与保守派公开发出不同声音,台南神学院自由派神学教授郑仰恩等人公开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台南高雄保守派的长老会牧师们则带领信众上街示威表达反对。民间信仰团体也不时有人发声反对婚姻平权。基督教国语教会方面更由几位资深信仰组成政党“信心希望联盟”,以“维护家庭价值”为政纲参与了2016年“立法委员”选举。种种迹象表明,宗教团体正在以“公民参与”这一过去没有使用过的形式参与到政治活动中。

高雄长老教会青年阵线上街游行支持同性婚姻

本文并无意评价台湾政治人物的宗教信仰是出自真心还是“虚伪”或者“别有用心”。事实上,在台湾“立法院”和各行政机关内也有着众多不同宗教信仰信徒,这些信徒的宗教信仰与其履职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相反,本文旨在指出作为公众人物的政客们的宗教信仰,往往会产生超出个人精神世界范畴的作用。更进一步说,宗教信仰固然是个人事务,但宗教团体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公共事务理所应当会有所回应,也不应该轻易忽视。台湾的政治与宗教今后究竟会擦出何种火花,非常值得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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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祺

姚祺

台湾政治大学博士生,从事宗教、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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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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