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之内，连续出了两段视频，CNN高管被曝私下承认“通俄门”是“胡扯”、“没有肉的肉夹馍”。美国亲特朗普人士一时沸腾。可还记得吗？就在几周前，“通俄门”听证会同样闹得沸沸扬扬。CNN假新闻不少，但被逮到自己承认的可不多，够吸引眼球；然而，受很多中国人热捧的国会听证会，也许更值得人们深思。作为美国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听证会已经成了美国结构性问题的缩影之一。】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尹伊文）

美国国会最近召开了一系列听证会，都是针对特朗普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等“神秘”部门的首脑纷纷登场。这些听证会受到热捧，成为大众关注热点，不少人上班请假去看听证实况，很多酒吧聚集着人群“议论国事”，社交网络更是充斥着五花八门的热议热论……

这种“大众关心国事”的现象并非首次出现，以前也曾有过，譬如克林顿总统和莱文斯基的绯闻事件，当年也是万人空巷地看听证会、热火朝天地“议论国事”。

“关注小事、忽视大事”的历史性现象

从表面来看，最近的事件和当年克林顿的事件有不少相似之处：都涉及总统，都涉及“妨碍司法公正”的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对总统的弹劾。从深层来分析，这两个事件更是有惊人的相同点。

第一个相同点是这两个事件的中心关注问题都不是国家的“紧迫大事”。

克林顿的婚外情可视为是家庭的大事，但不是国家的大事；对婚外情的说谎不同于对国家大事的说谎，对“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的国家大事说谎，可以使美国发动战争、陷入泥潭，造成对国家利益的伤害，而对婚外情的说谎，并不会影响国家利益。

近来的听证会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这个问题可视为国家“大事”，但它不是“紧迫大事”。因为外国干预民主选举是由来已久的普遍现象，并不是俄罗斯搞出的突发紧迫事件。

长久以来，外国干预美国，美国也干预外国，不仅干预民主选举，而且干预民主选举出来的“民选代表”的政策制定，以色列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出色，美国在这方面有长期的经验。要预防外国干预选举，应该由专业机构搞，而且要机密地搞，如果闹哄哄地搞得让外国都知道了，预防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第二个相同点是，在这两个事件被大众热火朝天关注的时期，一些真正紧迫的国家大事却被忽视。

当克林顿婚外情中的女主角莱文斯基公开作证时，基地组织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对美国大使馆发动了恐怖袭击，造成重大伤亡，这是基地组织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911袭击的前奏。克林顿当时下令用导弹轰炸了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和苏丹的几个据点，但立刻有政敌指责他是想用导弹轰炸来淡化绯闻事件。基地组织的活动没有引起大众的关注，大家热切关注的是绯闻事件。

2014年的莱温斯基，图片来源：wiki

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着很多需要处理的紧迫国家大事，譬如如何取代被废除的奥巴马医保、如何重建美国老化失修的基础设施、如何打击伊斯兰国、如何解决叙利亚问题……但这些问题却被“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听证会冲淡。

如此关注小事、忽视大事的做法将会对国家的长远利益造成损害，二十多年来的美国历史已经证实了这点。在克林顿当政的19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衰落，美国处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绝对优势地位，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握有一手空前的好牌。但是20年后却情况大变，“美国衰落”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热词。是谁把美国的一手好牌打烂了呢？“关注小事、忽视大事”是罪魁祸首之一。

下面将要叙述的几个事件勾勒出这罪魁祸首的“犯罪”踪迹，以及使得这些“罪行”得逞的美国体制中的结构性问题。

美国体制的结构性问题

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美国民主体制中的选民“有权利、无责任”弊端，笔者在关于“民主主义与优主主义”[1]的论述中指出过西方民主理论三大逻辑误区，其中之一是“不负责任的权利造成自毁机制”。

大众倾向于关注“抓眼球”的东西，不喜欢费力去了解复杂的深奥事情，如果没有责任机制让他们费力费神去关注复杂、枯燥的“大事”，他们会津津乐道于具有娱乐性的政治新闻。

“婚外情绯闻”“俄罗斯干预大选”都有好莱坞大片式的娱乐性，适其所好，正中下怀。由于大众握有选票，而选票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这种“关注小事、忽视大事”的倾向就会使政府也忽视重要大事，以至于自毁手中的好牌。

第二个结构性问题是由于美国在“言论自由”原则的指导下，允许利益集团游说政府。利益集团关注的是自己集团的利益，不是国家整体的利益，因此他们在进行游说的时候，尽力把政府和大众的关注引向有利于他们集团的事情上，这些事情很可能是国家的小事，同时，他们也会尽力让政府和大众忽视那些会对利益集团不利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很可能是国家的大事。

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中，利益集团若想要游说一项对自己有利的政策，除了需要游说执政者，还需要游说大众，因为执政者是大众选举的，如果大众反对这项政策，执政者考虑到连任选举的问题，也会不敢贸然行事。

所以，在游说执政者的同时，利益集团还在媒体上大作宣传，充分利用大众不愿进行复杂思考的倾向来达到游说目标。当遇到复杂问题的时候，很多人愿意接受简单明确的答案，而不愿意花时间精力去做负责任的研究和思考。于是利益集团便大力宣传一些对自己有利的简明答案，而且在宣传中使用煽情的画面和话语，这样的游说是很容易打动那些不愿进行复杂的理性思考、而愿跟着情绪走的人。

美剧《纸牌屋》里也少不了听证会的戏码

下面四个事件在美国走向衰落的过程中都起了推波助澜的重大作用，而且都是由于美国体制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

事件一：医保困境和克林顿医改

医改事件彰显出利益集团如何利用大众不愿对复杂大事进行认真思考的特点，制造简明答案来为集团牟利，最终使国家衰落。

美国的医保制度可以说是发达国家中最差的，突出表现在成本高、效益低方面。比较美国和英国，从医疗保健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来看成本，2010年美国是17.7%，英国是9.6%[2]；从医保覆盖面来看效益，英国提供了覆盖全民的公费医疗，而美国虽然花钱多，医保却不能覆盖全民，有15%的美国人没有任何医保[3]；再从国民的健康状况来看效益，英国的预期寿命比美国高（2010年英国是80岁，美国是78岁），英国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比美国低（2010年英国是千分之5，美国是千分之8）[4]。

如此糟糕的医保是迫切需要改革的，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就推出过医改方案[5]，但这件极为重要的大事在利益集团的游说攻势下，被打入冷宫，使医保造成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使美国自毁地把自己推向衰落。

医改这件大事有三个特点。（1）医改非常复杂，又与民生密切相关，大众希望能够得到不复杂的简明答案。（2）医改与医药财团、保险财团的利益关系重大，这些财团投入了巨大资源来游说执政者，同时也游说大众。（3）医改与国家、社会、大众的长远利益密切相关，美国有大量人口没有医保，即使有医保的人也受到保费昂贵、服务欠佳等等的困扰，还有美国企业的医保费用加重了劳工成本、减低了国际竞争力，对美国经济发展不利。

从社会的长远利益来看，进行医保改革应该是当务之急。但是，克林顿的医改却流产了，因为财团营造出了一个简明的逻辑，成功地游说了大众。这个简明逻辑是：“克林顿医保改革要搞出一个官僚机构，官僚机构都是浪费的、无能的，其结果必然是医疗费用上涨、税负增加。”

克林顿的医改报告有1000多页，内容非常复杂，涉及许多重要的问题，但极少有人去看全文、去关注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大多数人乐意接受的是有生动画面的、易于理解的电视短广告，这恰恰是财团打出来的。

这些广告掩饰真正重要的问题，把不重要的问题歪曲强调，使“关注小事、忽视大事”朝着有利于财团的方向发展。据一项民调显示，75%的被访者根本不明白医改报告中最重要的机构是什么。[6]但是大多数人却都相信了财团的广告：“克林顿的医改是浪费无能的官僚机构”。

由于大众听信了财团的简明逻辑，克林顿的医改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对，不得不流产。其后续结果是，现行的、问题丛生的医疗体制不仅继续维持着，而且还向着有利于利益集团、有害于大众的方向恶性发展。在1999年至2009年期间，美国的医保费用增长了131%（同期的一般通胀只有28%），保费飞涨给医疗保险公司带来了巨大利润，在2000年至2009年期间，美国十家最大的保险公司的利润增加了250%。[7]

医疗费用的上涨不仅直接影响了普通民众的收入和健康，而且间接影响了美国企业的劳工成本和竞争力，成为了一只导致“美国衰落”的自毁推手。

事件二：金融危机和衍生品辩论

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是一只更为重量级的自毁推手，它的重击对“美国衰落”产生了更为重大的影响。这只自毁推手之所以能够如此猖獗，是“忽视大事”的结果。

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1990年代的金融去管制，尤其是不受管制的金融衍生品恶性膨胀。在1990年代，一些新型金融衍生品开始活跃起来，当时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曾经警觉到这个问题，并且向国会报告要注意监管，要对此事关注重视。[8]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直接影响金融财团的利益，为了能够不受监管地牟取暴利，金融财团作了大量的游说工作，让这个重要问题被忽视。

这件将对国家经济产生深刻影响的大事所涉及的问题具有如下的特点：（1）金融衍生品非常复杂，大众不易理解，衍生品不直接进入大众生活，很容易被忽视；（2）此事与金融财团利益相关，他们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游说，使衍生品的重大危险性被忽视；（3）这个问题与国家社会的长远利益相关，本应极度重视。

在1997年至1999年期间，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力主要对金融衍生品进行监管，国会和政府相关部门对这个问题展开过辩论。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大众不理解，没有兴趣去关心，很自然地就忽视了。为了使执政者也忽视，金融财团花费大量资源去游说国会议员和相关人士。他们的游说很成功，国会明确表态金融衍生品不是需要监管的问题，因此禁止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金融衍生品进行监管，力主监管的主席在1999年不得不辞职。

这件对美国经济产生致命影响的大事就如此地被忽视了，那些妖魔鬼怪的奇异金融衍生品在被忽视的阴影中恶性生长，大肆泛滥。在金融海啸前夕，不透明的衍生品总值竟然膨胀得超过2007年美国GDP的二三十倍，直接酿成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成为美国经济“自毁”的经典事件。

事件三：恐怖袭击和婚外情绯闻

第三件“关注小事、忽视大事”而导致自毁的事件是克林顿的莱文斯基绯闻案[9]。

这个事件和金融衍生品的特点恰恰相反，金融衍生品是事关重大而复杂，绯闻则是无足轻重而简单。其突出的特点是：（1）问题简单，大众易于理解，而且具有娱乐的刺激性；（2）绯闻本身与财团利益无关，但政敌可以利用绯闻获取政治利益；（3）克林顿的婚外情与公共利益几乎没有关系。

虽然这不关乎国家重大利益，但在整个1998年及其前后的一长段时间里，绯闻事件占据了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从调查克林顿的婚外情，到政敌设置圈套让克林顿对婚外情的撒谎转化成“作伪证”“妨碍司法公正”，再到政敌以“作伪证”来弹劾克林顿，旷日持久。

在这段时间里，大众的兴趣都集中在绯闻上，其它真正重大的事情反被抛到脑后，甚至连国际恐怖组织对美国的袭击也没有引起大众足够的注意。1998年8月7日，美国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两个大使馆被炸，二百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这个消息却没有莱文斯基8月6日开始向大陪审团提供证词的新闻更引起人们的亢奋和兴趣，大家兴致勃勃地追踪绯闻，无暇旁骛。

当美国中央情报局确认爆炸案是基地组织所为后，克林顿在8月20日下令用导弹轰炸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和苏丹的几个据点。立刻有政敌指责导弹轰炸是想淡化绯闻事件，企图转移大众的视线。不过，大众的视线并没有被转移，对绯闻的兴趣远大于基地组织，而且旷日持久。1999年3月，莱文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访问，有七千万人收看，打破新闻秀收视纪录。

当大众争相追看绯闻消息的时候，有关基地组织的新闻被打入了冷宫。在绯闻热潮期间，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发现了基地组织活动一些蛛丝马迹，但都没有追踪调查。譬如911劫机案中的一名劫机者在1999年就被情报机构获知参与基地组织活动，可是他的名字却没有被列入监视名单，以至2001年他能够顺利进入美国进行911劫机暴行。[10]

又譬如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官员早在1998年就调查到基地组织在美国的一些活动，但他的相关报告却被轻率地抛掷到一旁。[11]这些蛛丝马迹的活动线索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进行认真的追踪调查。如果追踪调查基地活动能像对克林顿绯闻那样“穷追不舍”，911的悲剧也许就可以避免。

“关注小事、忽视大事”自毁了防止重大灾难的机会，加速了“美国衰落”。

事件四：美国衰落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所造成的自毁性伤害是至今都无法作出全面估量的，军费的庞大负担，伊斯兰国的崛起，难民潮的涌现，伊朗势力的增大……在21世纪“美国衰落”的历史演变中，伊拉克战争无疑是最致命的冲击之一。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指控萨达姆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2]，涉及的问题有多层面的特点。（1）问题表面简单，大众能够理解，但深层却非常复杂，譬如，如何确定伊拉克是否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若伊拉克确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否会对美国造成伤害？对中东、对世界有什么影响？这些不是一般大众易于理解的。（2）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后的伊拉克战争与多个利益集团相关，亲以色列的集团、军火集团、石油集团等等都和战争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3）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本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很小，因为伊拉克即使拥有这些武器也不会用来攻击美国，但对伊拉克开战则对美国利益的影响非常巨大。

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表面简单的特性，利益集团制造了危言耸听的相关新闻来吸引注意力、煽动大众的恐惧心理；又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伊拉克战争问题深层的复杂性，大众一是没有可能自己去调查真相，二是没有兴趣认真研究中东、世界、军事、外交、经济等复杂问题，因此很容易被利益集团的危言耸听所忽悠。在利益集团的引导下，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深深地陷入了军事、外交、经济的困境，自毁地把自己推向衰落。

美国可能进行政治改革吗？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握着一手空前的好牌登上世界顶峰；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美国步入了“衰落”。这由盛而衰的转变并不是因外力所至，既没有外国的挑战干涉，也没有强力的自然灾害。这转变源于美国民主体制内的结构性因素，“民主选举”、闹哄哄的听证与辩论所导致的“关注小事、忽视大事”就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美国登上顶峰的那段时期，美国的民主体制也被推上“历史终结”的宝座。“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将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态”的福山语录风靡世界，让世人相信这最终形态的人类政府必由美式“民主选举”产生。当美国从顶峰衰落下来的时候，这种最终形态已无法使人信服，尤其目睹了民粹主义通过选举胜利来推行偏执政策之后，一些美国学者也发出了批判的声音。

今年5月，美国自由主义的著名智库布鲁金斯的两位学者发表了一篇论文批评“美式民主选举”，大题目中就明确指出“选举使我们愚蠢”[13]。文章批判了对“民主参与”的迷信，这种迷信把民主视为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万灵药，不重视“专业精神”，让对政治问题无知的选民来参与政治决策。他们指出，这种迷信已使美国的政治脱离了正常轨道，他们呼吁美国要进行政治改革，不过他们也无奈地认识到，目前这种声音还无法对抗“民主迷信”造成的根深蒂固观念。

美国如果能够进行政治改革，衰落的趋势还有可能逆转，否则或许将在衰落的道路上继续下滑。尤其当没有感染“民主迷信”的国家能够实行优主政治而快速崛起，美国占据的“世界老大”地位将更快地丧失。

参考资料：

1.《民主故障频发，下一步是“优主”吗？》（观察者网）。

2.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OECD）。

3. 资料来源：美国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奥巴马医改法案（合理医疗费用法案）开始实行之后（2014/2015），这种情况有所改变，覆盖人数增加了。

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5. 克林顿在1993年提出了医疗改革方案，目的是要实现全民医保，其主要内容包括：要求雇主必须为雇员提供医疗保险，没有工作的人由政府协助获得医保，成立新机构“医保联盟”（Health Care Alliances）来监管医疗机构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等等。这个医改方案遭到保险商、医药商、保守主义政见者等等的强烈反对。克林顿和民主党的医改在1994年正式宣告失败。
6. 参阅D·鲍克（ Derek Bok, 哈佛大学校长）：The Great Health Care Debate of 1993-94 (Public Talk, Online Journal of Discourse Leadership)。

7. 资料来源：美国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和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8. 在1997至1999年期间，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布鲁克斯蕾·邦（Brooksley E. Born)认识到新发展起来的金融衍生品存在问题，要求国会批准让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来监管金融衍生品，但遭到国会的拒绝，1999年国会通过法案禁止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监管金融衍生品，随后布鲁克斯蕾·邦辞职。金融衍生品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恶性发展，成为造成2008年金融海啸的一个重要原因。金融海啸发生后的2009年，布鲁克斯蕾·邦因为有勇气指出金融衍生品的问题而获得了“勇者剪影奖”（Profiles in Courage Award）。
9. 克林顿在1995至1997年间曾经与白宫的见习生莱文斯基（1995年时22岁）有过不同程度的性关系。1998年，原本负责调查克林顿在经济等方面问题的独立检察官斯塔尔（Starr），把重心转向调查克林顿的“性骚扰”问题。斯塔尔是克林顿的政敌共和党人，在对经济等问题调查无果的情况下，集中精力瞄准与“性骚扰”可能相关的事情。莱文斯基的一位朋友将她私下讲过的和克林顿亲密关系的情况报告给斯塔尔。虽然这种亲密关系不是性骚扰，但当克林顿在接受调查时宣誓说自己与莱文斯基没有性关系，这个行为构成了“作伪证”。1998年12月，众议院以“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通过了对克林顿的总统弹劾，随后案件转入参议院进行审判。根据美国宪法，参议院需要有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才能定罪。由于克林顿的民主党在参议院中的席位超过三分之一，同时也有一些共和党参议员没有投赞成票，最终，克林顿被开释。
10. 这位劫机者是Salem al-Hazmi，沙特阿拉伯人。

11. 联邦调查局官员Robert Wright在1998年发现了基地组织在美国的筹款渠道，并追踪到一位沙特银行家的相关信息，但这些信息都没有被引起重视。

12. 美国在2003年以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理由入侵伊拉克，这个行动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受到很多国家的批评。美国在伊拉克并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造成一系列恶劣后果，譬如，战争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军费使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大增，萨达姆政权垮台打破中东权力格局，使美国宿敌伊朗的势力扩大等等。

13. 参阅Jonathan Rauch 和 Benjamin Wittes：“More professionalism, less populism: How voting makes us stupid,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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