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尹伊文】

为什么左翼、右翼政府都搞不好经济？

委内瑞拉要在7月30日举行制宪大会选举，这是总统马杜罗主张召集的，遭到了反对派的全面抵制和激烈反抗。反对派在7月16日组织了一次“非官方”的咨询性全民公投，就反对召集新制宪大会进行表决，结果有七百多万人参与，约98%的人表示反对。

马杜罗之所以要召集新制宪大会，是因为他的党派在2015年的议会选举中失利，反对派掌握了议会多数，他想通过制定新宪法来抑制反对派。马杜罗是查韦斯的接班人，查韦斯的党派自1999年以来在历次议会选举中都是屡战屡胜，从未沦为少数。

1999年的时候，查韦斯召集过制宪大会，制定了一部具有民粹主义直接民主色彩的宪法。为了使召集制宪大会表现得更有直接民主的合法性，查韦斯事先举行了“是否要召集制宪大会”的全民公投，结果获得90%左右的支持票。在公投结果的激昂鼓舞之下，全国展开了竞选制宪大会代表的轰轰烈烈活动，参与竞选的人士非常多，从精英的律师医生到草根的贩夫走卒，从体育明星到占星术士，从土著印第安人到现代化的警察……成千上万的人亢奋地投入了竞选，争夺131个制宪大会代表席位。当时各种各样的候选人拿着五花八门的宪法条款提案，走街串巷拉选票。那是一次有极广泛的民众参与的制宪，尤其是底层的草根民众表现出巨大的参与热情。

经过几个月热火朝天的竞选鏖战，支持查韦斯的候选人大获全胜，他们夺得131个席位中的125个，查韦斯派绝对控制了制宪大会。1999年8月召开了制宪大会起草新宪法，草案在12月份举行的全民公投中获得批准，新宪法正式生效。

查韦斯的支持者在街上设置摊位拉选票，他们都穿着查韦斯的“代表色”——红色。

这次马杜罗要召集新制宪大会，事先没有举行“是否要召集制宪大会”的全民公投。他不举行如此的公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举行的话，他将得到“不”的结果，7月16日的“非官方”公投结果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杜马罗的执政党失去支持是和委内瑞拉目前恶劣的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的。通货膨胀极端严重，低价食物药品大量缺乏，无钱购买高价食品的民众冲入超市抢劫，街头抗议游行持续不断……引发这恶劣形势的导火线是石油价格暴跌，石油是委内瑞拉的主要产品，它需要出口石油来进口食品药品等民生必需物品，石油价格暴跌后委内瑞拉无力购买足够的进口产品，也没有钱来支付低价食品补贴，因而造成匮乏和通胀。

委内瑞拉的贫民窟极多，这是首都加拉加斯的一个贫民窟。委内瑞拉石油储量丰富，但由于石油收入分配极度不均，很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种情况在查韦斯执政之前尤为严重，贫困人口高达70%。正是严重的贫富不均，使查韦斯的左翼民粹政策得到了大量民众的支持，他能够在1999获选成为总统。

这种抢超市的街头暴力现象在委内瑞拉的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发生，二十多年前委内瑞拉也发生过因食品价格爆涨而引发的抢超市风潮，在那次风潮中至少有二三百人死亡。正是那次风潮酝酿了查韦斯的“玻利瓦尔革命”和“21世纪社会主义”。

食品依赖进口是长期以来困扰委内瑞拉的问题，不过委内瑞拉并不缺乏发展农业的资源，它拥有大量适于农耕的土地，可是农业却总是发展不起来。查韦斯曾经声言要解决食品依赖进口的问题，他之前的执政者们也提出过类似的口号，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走出困境。无论是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还是其他人的经济自由主义，都没有能够解决食品依赖进口的问题。

委内瑞拉的肥沃土地很多，即使是图中的这个西北部山区，也可看到大片适于农业的土地，中部大平原的肥沃土地更是广阔无垠。但是，委内瑞拉却不能解决“食品依赖进口”的问题，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的政府、20世纪资本主义还是21世纪社会主义都没有解决。

我在查韦斯执政时代去委内瑞拉作过考察，和查韦斯党派的人以及反对派的人都有接触交流，也看过他们的农业项目，还有其它的社会发展项目。通过考察我渐渐领悟了委内瑞拉问题的症结，为什么它虽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却无法解决食品依赖进口的问题？为什么它的丰富石油资源会不断制造出社会动乱？

石油财富如何造就了70%贫困人口？

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高居世界第一位，比沙特阿拉伯还要多，虽然油质不如沙特，但仍然是一笔令人羡慕的巨大财富，其人口数量和沙特差不多，都是3千1百万左右，不过，人均GDP两国却很有差距，沙特是高收入国家，委内瑞拉只属于中高收入国家[1]。

委内瑞拉最初发现石油的时候是在军人独裁时代，漫画中的这位军人是戈麦斯（Juan Vicente Gomez，1857-1935），他统治了委内瑞拉30年左右，在他任内开发了第一口油井。委内瑞拉的街头有大量政治漫画，很多水平相当高，这就是其中的一幅。

委内瑞拉的第一口油井于1912年开发，那时是军事强人独裁时期；1958年以后，委内瑞拉进入民主政治时代，实行西方式的两党竞选的代议制；1999年查韦斯竞选获胜，开始推行左翼民粹主义的政策。纵观委内瑞拉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到石油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和政治产生的深刻影响，既带来了滚滚的金钱，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石油给委内瑞拉经济带来的第一个大问题是“荷兰病”，这是许多石油生产国的通病。它主要有两大症状：一是非石油行业的萎缩，二是通货膨胀。这两个症状在委内瑞拉都非常严重。非石油行业的萎缩造成了大量的失业，这些失业者很难进入石油产业，因为石油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能吸纳的就业很少。于是，一边是石油暴富者，另一边是非石油的失业者，社会向两极分化。“通货膨胀”更加重了两极分化的程度，面对飞涨的物价，低收入者、失业者的生活愈加穷困，陷入了赤贫。在查韦斯当政之前，委内瑞拉的贫困人口高达70%，他的左翼民粹主义对穷困者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是他能够竞选获胜的重要原因。

除了“荷兰病”，石油还给委内瑞拉经济带来了另一个问题：财政赤字大增。石油本应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但由于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使不善于规划未来的政府适得其反，“因福得祸”。当石油价格高涨时，财政收入大增，政府大手大脚花钱，还推出许多建设周期很长的大工程；国库的丰盈又使得近水楼台者很容易贪污，腐败之风弥漫开来。当石油价格猛然下降之后，政府收不住自己的手脚，那些未完成的大工程需要继续投资，蔚然成风的贪污行为更刹不住车，国库骤然亏空。政府只好借债来填充国库、继续维持开支，因此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赤字。从1970年到1994年，委内瑞拉的外债从GDP的9%增加到53% 。

石油给委内瑞拉的经济带来的是病痛式的问题，给委内瑞拉的政治带来的则是一个更可怕的毒瘤式问题。石油收入造就了一个庞大的相关利益集团，他们成为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精英的核心，主宰石油工业，也主宰政府。他们和贫困的民众两极分化，形成了不能沟通、没有共识的两个阶级。在这样的阶级权力结构之下，他们掌握的政府总是推行优先保护他们自己利益的政策，而以牺牲普通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当经济受到巨大震荡的时候，这种牺牲会把普通民众推入无法承受的境地，引发触目惊心的结果。1989年的撤销价格补贴引发的抢超市暴乱，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80年代石油价格大跌，政府财政收入巨降，委内瑞拉货币贬值，某些精英乘机利用贬值时期的外汇政策来贪污投机，结果造成国库彻底亏空。1989年初，在国库亏空的窘迫情况之下，委内瑞拉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借款，来应付财政问题。IMF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以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著名。它的核心宗旨是，让市场决定一切，政府不要以社会效果、贫富调剂等等为理由来干涉市场。它坚信市场化能最有效地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不要怕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要蛋糕做大了，穷人最终也能分到一杯羹。

向IMF借款，就要实行IMF主张的政策。其主张的一条重要政策是：政府撤销对民众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补贴，因为这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涉，也能减少财政赤字。委内瑞拉政府实行了IMF的政策，撤销了一些民生必需品的价格补贴，譬如汽油、面包、牛奶、通心粉等等。霎时间，汽油的价格上涨了一倍，公共汽车的票价提高了一倍，食品的价格也大大上涨了。这些商品的涨价，对精英们的生活影响不大，因为这些东西在他们日常生活开支中所占比例很小；但对贫困大众来说，则伤害极重，这些商品在他们的日常开销中所占的比例很大，若要涨价一倍，他们根本无法支付。这次撤销补贴的涨价引起了暴乱，贫民窟的群众抢劫食品超市，政府派出军队镇压，结果在首都加拉加斯造成了至少二三百人的死亡。我在委内瑞拉的时候，好几个当时在贫民窟生活的人向我描述过这次事件，他们都有认识的朋友被打死打伤。

这幅漫画描述了委内瑞拉自1959年建立民主体制后的状况，左上角叼烟斗者是贝当古（Romulo Betancourt，1908-1981），被称为“民主之父”，委内瑞拉的民主体制很快发展成为两党腐败分肥的“盟约民主”。图的右中下部表现了1989年在加拉加斯发生的食品涨价引发抢超市而枪杀贫民的事件，大众对这个事件的不满酝酿出查韦斯的玻利瓦尔革命。

石油蛋糕为什么分不好？

石油资源是委内瑞拉的一个大蛋糕，把石油开采出来做成蛋糕并不太难，难的是如何把蛋糕分得有利于经济发展、有益于社会和谐。分蛋糕成为委内瑞拉百年来的社会难题和权斗焦点，同时也是腐败滋生的温床。

委内瑞拉人很爱吃蛋糕，到处可见这样的蛋糕店。委内瑞拉的石油财富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大蛋糕，如何分好这个蛋糕，成为委内瑞拉历史性难题，引发过无数社会问题。

委内瑞拉最初发现石油的时候是在独裁体制时代，军阀总统把开采石油的特许权给了自己的亲信，那些亲信又把特许权卖给外国石油公司，石油开采操纵在外国公司手中，外国公司获得了高额利润，它们支付给委内瑞拉政府的特许权使用费都流入了特权阶层的腰包，广大平民得不到好处，腐败和不公的状况极其严重。这种状况引发了反抗独裁、争取民主的运动。

这幅漫画描述了委内瑞拉独裁统治时期的状况。

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委内瑞拉爆发了民主运动，人们希望民主政治能够解决腐败和不公的问题。经过二三十年的斗争，委内瑞拉终于在1959年跨入了民主政治时代，政坛上形成了两大政党：自由派的民主行动党和保守派的社会基督教党。两党竞争，民主选举，不再有军人独裁。在实行民主政治的最初年代里，贪污腐败状况有所改善，但很快就“故态复萌”，而且发展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当石油价格上涨、国家财富大增之后，丰盈的国库诱惑着无数近水楼台者，贪污腐败之风弥漫得更为深广。委内瑞拉的民主政治成为学者所称的“盟约民主”，在“盟约民主”的框架下，主要政党的精英们签署盟约，保证无论谁当选，政治经济特权都只在他们中间分享。委内瑞拉的两党签有盟约，按照选票的比例来瓜分石油财富的各项肥缺，肥水不流外人田。正是这种盟约民主的腐败和不公，石油资源丰富的委内瑞拉才会有70%的贫困人口。

查韦斯1999年当政后推行左翼的民粹主义路线，石油收入被大量用于改善贫困民众生活的社会福利项目，譬如供应大量价格补贴的低价食品，解决穷人“吃”的问题。查韦斯的民粹政策虽然使得贫困人口有所降低，使不公问题有所缓和，但腐败问题却依然如故，这从被曝光的大量贪腐案件中可见一斑，譬如下面这个与查韦斯宏大经济发展项目相关的腐败案。

查韦斯当政后，石油收入的分配向穷人倾斜，政府设立廉价民生基本物资商店，出售补贴的低价食品。这是查韦斯当政时的一个廉价店，出售的食品都是基本生活必需的。在2014年石油价格暴跌低迷之后，政府没有足够的石油收入来补贴低价食品，马杜罗政府因而面临巨大压力。

查韦斯的经济模式是什么？

在查韦斯的经济发展规划中有一个宏大的项目，是要发展一个以糖厂为中心的经济综合体。委内瑞拉的食糖依赖进口，正是查韦斯极力想解决的“食品依赖进口”中的问题，这个糖厂建在委内瑞拉中部大平原，那里适合种植甘蔗，而且那里不是沿海发达地区，正好还可以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帮助弱势贫困人群。项目的蓝图是，国有的糖厂和周围的农业合作企业要形成一个凝聚的大社区，农业合作企业向糖厂供应甘蔗，糖厂榨用过后的甘蔗废料给农民作有机肥料。在这个大社区内，还要逐渐发展其它工业，农业产品也要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这里要提供15000个就业机会，要发展出各种非石油行业，要使食品不再依赖进口。但是，项目开始没有多久，就发生严重的贪污腐败事件，十几个官员被起诉，严重挫伤了项目的发展。

在查韦斯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发展项目中，不乏颇有创意的另类新思路，这些新思路构成了21世纪社会主义提倡的另类经济发展模式，被称为“内生发展模式”（也称为“民主参与的大众经济”）。这个另类模式对主流模式的挑战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二是抗衡“利润第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反全球化方面，它企图构建由生产者、消费者、社区组成的凝聚性交易体，形成以社区为核心的生产消费本土网络，而不走自由化、全球化的大市场道路。在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面，它大力推动合作企业，倡导合作企业以凝聚为目标，而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个模式希望合作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希望内生发展能够创造社区所需要的多元经济，希望本土网络能够促进本土农业发展以减少食品进口。

查韦斯很想解决“食品依赖进口”问题，他的21世纪社会主义大力提倡合作企业，这是西北山区中的合作企业的农田，这里的农业合作企业有不少办得很成功。

在委内瑞拉我考察过几个成功的内生发展模式案例，譬如一个农业合作企业和一个果酱厂合作企业，都已办了十年左右，都很成功，这个果酱厂还在拉丁美洲妇女合作企业大赛中获得一等奖。那个农业合作企业是种植蔬菜水果的，与附近城市的几个零售合作企业（超市）进行了合作，协商价格，计划产品；由于零售合作企业植根于城市的社区，和社区中的消费者关系密切，因此相当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可以根据需求来要求农业合作企业进行供给。这种供给需求的平衡不是通过市场达成的，而是通过社区中的生产者、消费者之间凝聚性的密切沟通实现的。农业合作企业成员说这样的经营模式有两大优点，一是他们知道了应该种植什么东西，不必承受生产了卖不掉的风险；二是价格合理，以前个体农民把产品卖给中间批发商，那些商人总是压低价钱来剥削农民；在这种模式中，农民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保证产品质量方面，他们生产有机农产品，不用化肥和农药。

山区中有一个妇女办的果酱合作企业很成功，在拉丁美洲妇女合作企业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她们的产品主要通过各个社区进行直销。这是厂里的简易零售柜台，除了卖自己的果酱罐头，还卖附近其它合作企业生产的文具等产品。

虽然有这些成功的案例，但这些案例却没有被成功地推广。委内瑞拉注册的合作企业很多，但有60%的合作企业根本没有运作，即使是运作了的合作企业也多数办得不好，食品依赖进口的问题完全没有解决。为什么成功的经验不能被推广呢？根据我在委内瑞拉的观察，其中一大原因是政府和查韦斯的党派并没有用很多精力来推广这些经验，同时那些想办合作企业的人也没有花精力来学习，他们的精力大多用在竞选等政治活动方面。在委内瑞拉的城市和乡村，到处可以看到政党的各路人马在忙不迭地搞竞选、作演讲，很少看到他们在做政策推广的具体工作。在基层有很多查韦斯支持者组织的玻利瓦尔革命小组，这些基层小组的精力也都用在选举、辩论、游行等政治活动方面。其实这些小组中有不少成员也同时组织了合作企业，但“政治压倒经济”，他们没有时间去学习研究合作企业的经验。这种重政治、轻经济的现象是和查韦斯的体制有直接关系的。

直接民主造成了什么问题？

查韦斯的体制以“人民主权”“直接民主”为特征，主张要让大众直接参与国家政治，而不是依赖议员代表来“代议”。所以，在查韦斯领导下公投通过的1999年宪法强调人民主权，这突出地表现在重用“公民投票”和“大众罢免”方面，譬如，由议员组成的议会不能弹劾总统，但是大众可以直接罢免总统，只要征集了足够的公民签名（20%的登记选民）要求罢免总统，就可以举行罢免公投来决定总统的去留。

查韦斯之所以强调这样的直接民主，是因为他看到以前的两党竞选的代议制民主产生了“盟约民主”的腐败，精英享受特权，平民尽受剥削。

为了抵制精英、依靠平民，查韦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领导方法，他利用每周播出的电视节目“嗨，总统”来直接和大众沟通，在节目中用平民化的语言讲述政策，号召基层大众采取行动。在基层成立了很多玻利瓦尔革命小组，这是他依靠的基础，利用来贯彻他的政策。他不重视政党组织的建设，缺乏有组织能力的中层干部，他认为中层干部容易变成官僚腐败的精英，所以有意将其边缘化，因而采取了总统发布号召、直接指导基层小组的工作方式。这些基层小组在竞选中的确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可以挨门挨户拉选票，使得查韦斯在频繁举行的公投中能够屡屡获胜。但是，这些小组在推广需要专业知识的政策方面就显得无力，譬如他们没有能够很好地推广那些成功的合作企业经验，表现出政策执行力低下，尤其是经济政策的执行力无能。

为了提高大众参与政治的能力，查韦斯也进行了努力，譬如利用石油收入来资助很多教育项目，这些项目以“使命”（mission）来命名，深入到基层草根和贫民窟，期望大众提高教育水平后能够更好地实践人民主权、行使直接民主的使命。1990年委内瑞拉的中学入学率是55%（当时的世界平均值是51%，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是54%），2010年提高到81%，2015年达到90%[2]。文盲也大大减少了，1981年委内瑞拉的15岁以上成人识字率是85%，2001年提高到93%，2007年以后超过了95%[3]。

查韦斯用石油收入资助很多使命教育项目，这是西北山区的一个提供中学课程的使命教育项目，参加者多数是家庭妇女，她们由于早婚和贫穷，年轻时没有上中学，现在她们有了第二次机会，为了照顾她们的特殊情况，还允许她们带着孩子来上学。

我考察过一些这类的教育项目，不仅有中学教育的，还有大学教育的。在一个山区小镇我和大学教育项目的负责人有过较深入的交谈，她告诉我民众热衷学习的大学课程有八类：新闻、法律、教育、社会管理、环境管理、体育教育、医疗保健、农业经济。在我接触的参加她们教育项目的学生中，没有见到学农业经济的，多数是学新闻和法律的。这些学生说之所以选择学新闻和法律，是为了更好地为社区服务。在查韦斯的玻利瓦尔革命中，很多社区都建立了自己的新闻机构，有报社，有电台，我在首都加拉加斯还参观过一个贫民窟的电视台。

成立社区草根新闻机构的目的是要抗衡精英操纵的新闻机构，从而获得大众的话语权。这些新闻机构在委内瑞拉的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譬如2002年右翼军人发动政变，拘捕了查韦斯，草根新闻机构发出巨大的声音，号召民众上街示威，最后迫使政变者投降，释放了查韦斯。在历次选举和公投中，草根新闻机构都表现得功不可没。

查韦斯的玻利瓦尔革命鼓励草根社区建立自己的新闻机构，这是加拉加斯贫民窟自办的电视台，刚刚制作了一部政治讨论节目，背景画中有贫民窟（右上角），有挥舞旗帜的示威活动（右下角），还有社会主义的标语（正面）。

我在委内瑞拉观察到，这些新闻机构热切参与政治讨论，也搞社区活动（音乐会、电影会等）和社区服务（路灯维修、水电供应等），但没有看到他们作经济政策的研讨和推广。他们在协助大众参与政治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在培植提高政策执行力方面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关于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详情，可参阅尹伊文《在世界边缘的沉思》，内有详细阐述。）

在远离首都的小山城中，也有社区自办的新闻机构，这是山城社区新闻机构中的几位工作人员，他们穿着政治信号强烈的衣服，上面有查韦斯和格瓦拉的头像，墙上挂满了政治海报。

结构性的致命因素是什么？

政策执行力低下是委内瑞拉经济失败的致命伤。分析查韦斯的体制可以看到两个结构性的原因导致了这个致命的问题。

第一个原因是“选举”，在民主选举的政治框架中，当政和推行政策都需要靠选票，拉选票是第一要务，如果没有足够的选票，当政者无法当政，其主张的政策，别说推行了，就是出台也不可能，因此必须把主要精力投入拉选票，剩余精力才有可能放到执行政策方面。

第二个原因是“没有构建具有执行能力的组织队伍”。查韦斯看到以前的两党代议制造就了腐败的执政精英队伍，这些精英有专业的执行力，但道德腐败，只执行有利于特权精英的政策，结果导致民众愤懑，社会动荡。因此，查韦斯采取了反精英的民粹路线，使得执行力沦丧，政策无法执行，政绩无法取得，结果也导致了民众愤懑和社会动荡。

笔者提出过“优主政治”的概念[4]，若用优主政治的理论来分析委内瑞拉的问题，可以更进一步地认清其症结。

优主政治的核心关键是要构建一个由优贤者组成的优主集团来主政，优贤的标准有两条，一是具有优秀的执政专业能力，二是具有为社会长远利益服务的道德。当然，建立这样优主集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需要有制度能够把优贤人士挑选出来，其次要有机制使这些人保持优贤，不要蜕化腐败，而且还要和草根大众紧密联系，接地气。正是由于构建优主集团的艰难性，很多政治家会望而却步，认为优主是精英，无法保证他们一定是优贤的，而且历史上有太多精英腐败的例子，因此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与精英对立的大众身上，认为大众不会腐败，让大众直接参政可以解决问题。

查韦斯的“人民主权”“直接民主”理念就是要让大众直接参政，而不是让“优主”来作领导。他相信人民大众本质是优贤的，希望他们都能够成为“优贤人士”，他把大量资源投入了使命教育，期盼培育出优贤的大众参政群体。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即使是在石油价格高昂的黄金时代，在个人政治魅力超强的查韦斯治下，优贤的大众群体并没有涌现出来。在能力方面，虽然拉票、宣传、助选的大众参政能力表现得很好，但执行政策的能力表现十分欠佳。在道德方面，大众中不少人表现得腐败，很多腐败事件在大众及相关的组织中发生，譬如合作企业引发的腐败问题。

合作企业是21世纪社会主义提倡的“民主参与的大众经济”模式中的重要元素，鼓励大众组织合作企业，以抗衡唯利是图的、剥削劳工的资本主义公司，理想的合作企业的组织结构是“任何工种都不受到歧视，任何职务都不享受特权，企业成员之间平等，共同参与计划来决定生产。”查韦斯当政以后制定的宪法明确规定， 国家要推动和保护合作企业。政府设立了“大众经济部”，这个部的职责就是支持合作企业的发展，负责把政府的合同定单优先签给合作企业，向合作企业提供低息或者无息贷款，对合作企业减免税收。但是不少合作企业并没有按照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想原则来经营，而是通过腐败手段来获得政府的合同订单和优惠贷款，更有甚者，一些合作企业甚至充当贪腐行为的洗钱机，大量盗取公共钱财。

查韦斯派把精力集中在拉大众选票方面，不重视建设优贤的执政团队，他的反对派也基本如此。我在委内瑞拉接触的反对派们，也是把精力集中在拉大众选票方面，而且学习了查韦斯“动员草根基层”的方法，查韦斯是在基层搞使命教育，他们发明了到基层去搞法律援助，以此来建立基层组织拉选票。他们激烈批评查韦斯的经济政策，但当我问他们自己的具体经济政策是什么的时候，却竟然说不出来。

反对派的很多批评是非常情绪化的，缺乏客观理性的态度。譬如，查韦斯引进了两万名古巴医生，派他们在委内瑞拉的缺医少药地区服务。反对派对此项政策激烈批评，指责古巴医生和委内瑞拉医生“抢饭碗”，但客观事实是，古巴医生是在缺医少药的贫困地区服务，那些地方是委内瑞拉医生不意愿去工作的，并不存在“抢饭碗”的矛盾。

委内瑞拉的人均医生数量稍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但比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低。[5] 委内瑞拉医生多数集中在环境优裕的地区，都不意愿去贫民窟那样的地方，古巴医生的服务解决了这个问题。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对我说，古巴医生在贫民窟非常受欢迎，贫民窟中有很多帮派流氓，这些人在贫民窟经常进行抢劫等暴力活动，但他们从来不对古巴医生行暴，甚至还主动给古巴医生“保驾”，让医生能够平安行医，因为这些人深深地知道，贫民窟太需要医生了，这里的“行医饭”委内瑞拉医生是不要吃的。

热衷情绪化地批评政敌，不注重基于客观现实的政策构建，如果这样的反对派当选，委内瑞拉的经济也很难搞好。目前反马杜罗的党派们，街头示威规模宏大，不亚于当年查韦斯支持者的街头行动，但在经济政策方面，并没有提出很好的方法来。

这是在2009年关于取消总统任期限制的公投之前，查韦斯的反对派和支持派在街上拉票，反对派举着“不”（no）的牌子，支持派举着“是”（si）的牌子，后面还有一辆支持派的宣传大巴。公投、拉票、游行……这类活动在委内瑞拉多如牛毛。

委内瑞拉的历史启示了什么？

委内瑞拉的历史向人们显示：

资本主义不实行民主选举，导致了军人独裁，石油财富被独裁者和极少数人攫取，社会贫富不公，经济患上“荷兰病”。

资本主义实行了民主选举，导致了“盟约民主”，石油财富在两党精英中分配，政治腐败，贫富悬殊，“荷兰病”猖獗。

社会主义实行了直接民主，导致草根大众热情参与政治，但缺乏政策执行能力；石油财富的分配倾向了穷人，贫富差距减小了，但可持续性脆弱；贪腐仍然存在；“荷兰病”仍然不能治愈。

如果社会主义能够实行优主政治呢？如果有社会主义理想的优贤人士能够主政呢？……在直接民主中，丰满的社会主义理想缺乏具有执行能力的人来推行，结果变成了现实中的骨感骷髅；在优主政治中，丰满的社会主义理想可以由具有执行能力的人来推行，就有可能在现实中保持其丰满。

实行优主政治的关键是构建优主集团，查韦斯由于目睹过“盟约民主”的精英集团的腐败劣迹，因而惧怕建立有专业执政力的精英集团，想摆脱精英，让大众直接参与执政，结果并不理想。

要想建立一个完美的优主集团的确不容易，而且也不现实，挑选出来的优者很可能有缺点，进入优主集团后很可能蜕化腐败，也很可能变得不接地气。优主政治的挑战就是要不断地改进挑选的制度、创新反腐的方法、开通接地气的途径，使优主集团的人即使不是100分的优贤，也要尽可能地是90分、80分、70分的优贤。优主政治是对体制设计的挑战，因为需要不断改进体制中的具体程序，不像民主选举，程序是固定不变的。

民主政治是相对容易的、挑战较少的，但其结果很可能是骨感的；优主政治是相对困难的、挑战繁多的，但其结果很可能是丰满的。

[1] 2013年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委内瑞拉是12237，沙特阿拉伯是24934。（世界银行数据）

[2] 世界银行数据。

[3] 世界银行数据。

[4] 参阅《民主故障频发，下一步是“优主”吗？》（观察者网）。

[5] 每千人的医生数量，在1990年，委内瑞拉是1.564名，中高收入国家平均值是1.36名，高收入国家平均值是2.115名；在2001年，委内瑞拉是1.939名，而在差不多同时的2000年，中高收入国家平均值是1.539名，高收入国家平均值是2.663名。（世界银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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