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世界上，发生在非西方国家中的民主化进程与西方所展示的民主化产生了鲜明对比。在西方渐进出现的普选权到了发展中国家，几乎是一夜间大规模实施，这带来的后果是，发展中世界的民主常常有名无实。本文选自《起火的世界》，蔡美儿著，刘怀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发展中世界的民主常常有名无实。在很多国家中，绝大多数贫穷的选民并没有实际的政治意见，可能是因为缺乏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可能是金钱通过游说或腐败的方式控制了政治进程。即使“成功的故事”也是如此，例如菲律宾，尽管在过去二十年中大步走向民主化，但仍然有这样的事情存在，即少数地主和权贵家族与强大的华人商业利益集团一道，继续把持政治进程。

换句话说，西方对民主在发展中国家的必胜信念有一部分是建立在某种伪善之上。如果普选是真实不虚的，有人可能就会怀疑是否今天大部分推动市场化的人士、外国投资者和国际组织还会支持它。实际上，即使到了今天，国际社会中也有很多人，他们一旦可能需要在市场与民主间作出选择就绝对会选择前者。就像委内瑞拉民选总统乌戈·查韦斯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后（在其复职之前）一个喜气洋洋的经济学家对我说的，“民主不一定是最有效的政府形式”。

最好是公开提倡民主的优越性而不要成为假民主自我陶醉的鼓吹者。但真正追求民主的困难在于，由于本书所讨论的种种原因，多数人的统治在西方之外的很多国家中却是可能导致反市场的种族暴力的后果。

那么该做什么？

答案是，民主不光意味着多数人统治。正如美国不应该在整个非西方世界推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一种西方已经摒弃的市场形式）一样，美国也不应该推动毫无限制的、一夜之间的多数人政治（一种西方已经摒弃的民主形式）。在西方，对无节制的多数人统治的最首要的限制形式是以宪法的保障：保护少数族群，保证免于独裁政府的财产充公。但无论是西方式的国家福利还是西方式的宪法保障，对于西方之外的国家而言可能也并不现实或并不充分。

宪法对少数族群和私人财产的保障要求有诸如独立的（并且没有种族偏见的）司法体系以及机制，这样通过该机制可确保司法判决得到执行。但是众所周知，这种制度在非西方国家中是非常脆弱的。在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公然无视认定其违宪的判决，继续推进其深得民心的对白人土地的充公政策。在委内瑞拉，平民总统乌戈·查韦斯尽管有很高的民意支持率，却授意突然间制定了一部激进的宪法用以支持其反市场、反精英的议程。

简而言之，尽管宪法的保障和人权的保护在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理所当然应得到鼓励，但把它们作为解决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问题的答案则是不可靠的。相反，在西方之外，宪法对多数族群诉求的抑止作用常常在他们试图预防的种族民族主义的崛起面前不堪一击。

与其想方设法抑制或阻止已经唤起了的满怀仇恨的多数族群，不如把重点放在防止上。这意味着首先也是首要的是对民主化进程必须重新思考。在整个非西方世界中，如果民主化和市场可以和平地实行，则民主化不能被简化为只是为全民选举运送投票箱，在严重分裂的社会中，这样一个过程几乎可以肯定会最大化种族政治。选票箱在德国将希特勒送上权力宝座，在津巴布韦将穆加贝送上权力宝座，在塞尔维亚将米洛舍维奇送上权力宝座，也可能会将奥萨马·本·拉登一类的人物送上沙特阿拉伯的权力宝座。美国人常常忘记，即使在西方国家内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民主模式。民主可以沿着很多种轴心变化，例如美国式的总统制与英国式的议会制、“得票最多者当选”选举系统与比例代表制、自下而上的民主化（从当地乡村选举开始）与自上而下的民主化（从全国性的总统选举开始）。这些民主的不同版本对种族政治能够产生明显不同的影响。

最后，必须记住的是，发生在非西方国家中的民主化进程与西方所展示的民主化迥然不同。特别是如第九章所讨论的，今天发展中国家与转型国家中的急民主化与欧洲和美国选举权的渐进式扩展形成鲜明对比。普选权在西方是渐进出现的，经过了很多代人。与之相比，在非西方世界的国家中，普选权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大规模地实施了。在投票权上进行限制在今天是一种不可接受的选择。但还是有其他办法可以是民主化进程慢一点，更稳步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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