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于圣明】

这个11月，与中国-拉丁美洲关系有关的经贸新闻不可谓不密集。先是11月9日到11日在珠海举行的拉美国际博览会，再是11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智利总统一道出席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签字仪式，随后则是11月16-22日的巴拿马总统在访华期间出席中巴企业家论坛。

在看到当今中拉双方贸易合作欣欣向荣的大好态势的同时，我们不妨回顾历史，看看在明清时期担负着中拉之间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双重使命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在怎样的程度上促进了明清时期中国的对外商业与文化交流，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拉贸易本身又能从这段历史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被称为“Galleon”的西班牙大帆船是执行这一贸易的主要工具，图片来源：作者供图，下同

“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是16-19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在其殖民地与本土之间进行的商贸活动中的一环，在整个贸易过程中，西班牙人先用从美洲殖民地掠夺的白银从菲律宾收购中国商船运来的丝绸、瓷器和其他中国产品，再用大帆船横渡太平洋，将这些商品运抵新西班牙殖民地（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

然后一部分商船在此将中国商品就地出售，再装上美洲的白银回到马尼拉，以再次购买中国商品，另一部分商船则将中国商品和美洲盛产的经济作物运回西班牙本土，在那里购得美洲殖民地需要的各种物资后再返回美洲。因为以马尼拉作为中转站，且以西班牙式的大帆船作为运输工具，从事这一贸易的船只遂得名“马尼拉大帆船”。

在此过程中，经马尼拉到阿卡普尔科的往返路线即是“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所运行的路线，由于其实际上的源头来自中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延续，有些学者也将其称为“太平洋丝绸之路”。

“马尼拉大帆船”航线示意图，左侧红点为马尼拉，右侧红点为墨西哥阿卡普尔科

从1573年到1815年的二百余年时间里，大量中国产品经这一贸易输入西属美洲及西班牙本土，这一输入最重要的意义主要有二，一是促进了中国与拉美之间的经济与物种交流，二是在拉美乃至整个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

以今天“一带一路”构想的角度来看，“马尼拉大帆船”的贸易促进的是“五通”构想中的“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也即大大地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商品交换和金融往来。

从16世纪后期到明朝灭亡的1644年，近70年中按照合法途径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有近千艘，如果包括走私等其他并不合法的贸易形式，实际贸易量还要更多。而作为主要贸易品的白银正是在这一时期大量流入中国。白银存量的增加也为万历时期张居正等人实施的财税改革顺利推进提供了可能。

在18世纪白银输入的高峰时期，每年以各种形式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350万两以上。后世使用成块银元的做法也来自这一时期输入的西班牙银圆的式样。白银的流入同样刺激了中国国内商业的发展，社会分工日趋细致，全国性市场初步形成。这一过程贯穿明清两代，是清前期社会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之一。

此外，随这一贸易流入的原产美洲的作物，如玉米、马铃薯等，一方面能够适应更加恶劣的土壤与环境，一方面较为高产，促进了清代中国耕地面积的快速增长和人口的增加。1650年时中国人口仅有1.5亿左右，1800年中国人口就已经超过4亿。中国人口在150年中近一倍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铃薯等美洲高产作物的种植。辣椒、菠萝等原产美洲的植物的传入，也使得中国人的饮食选择更加丰富。

中国商品对拉丁美洲各地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当时西属美洲殖民地的上层社会中，女士以穿着中国丝绸作为时尚，官员和富裕人家也热衷于收集中国式的家具，来自中国的饮茶习惯也颇为风行。看似是几乎同一时期在欧洲流行的中国热的翻版。

但与欧洲不同的是，除了中国商品与书籍、字画等文化载体之外，拉美这一时期的中国热潮中也包括了实实在在的中国人的参与。不少菲律宾等地的华侨华人随着西班牙商船来到西属美洲，并在此定居，从事工匠、医生等职业。

在西班牙统治美洲的中心地带秘鲁、墨西哥等地，16世纪就出现了华人聚居的社区。他们的一些习俗，例如吃中餐，放烟火等也由此随之更深地进入了拉丁美洲人民的生活之中。

贸易本身对人员的交往和文化的交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显然也是当时以“马尼拉大帆船”为中心的中拉贸易的效果之一。由此可见，拉丁美洲和中国的海路商贸往来开始得相当早，也确实对两地人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此，将拉美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乃至今天“一带一路”规划中一部分的观点，是有其道理的。

今天秘鲁的中餐馆被称为“chifa”，与中文“吃饭”谐音。这是中国移民在中南美洲留下的痕迹之一。

不过，“大帆船贸易”中也存在一些在今天需要引以为戒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如何在当代的新情况之下对这些问题进行谨慎应对也是值得探讨的。

在这一贸易开始数年以后，由于对货物的运输方式，目的港口和数量完全没有任何规定，从而激起了此前对外拥有贸易垄断权的加的斯港和塞维利亚港商人的不满。大量贵金属从西班牙流入中国的情况也不符合当时在欧洲流行的重商主义学说。

在商人集团政府中部分人士的推动下，西班牙王室陆续发布了多项法令对“大帆船贸易”加以限制。对部分环节的免税特权加以废除，贸易本身也被限定在特定的港口。最终甚至强行规定了马尼拉港的贸易限额。1593年规定每年出口金额不得超过25万比索。由于马尼拉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是西属美洲，因此这一规定导致从中国输入美洲的产品大幅减少，从而能够使得西班牙本国产品重新在美洲市场取得优势，并阻止白银外流的趋势。

同时，西班牙政府还宣布殖民地不得与其他欧洲国家自由贸易，只能以较低的价格向西班牙商船队卖出产品，并购买后者带来的商品。这也是旨在垄断美洲殖民地市场的行政措施。

显然，当时的西班牙政府采取的这种措施具有浓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严重影响了“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正常发展。不仅如此，由于西班牙本国商品生产能力的低下，西班牙商品并不能完全满足西属美洲地区的需要，为了补足缺额，只能由西班牙商人收购英国、荷兰等国的商品，转而向美洲出售。因此这一措施并没有真正达到使西班牙产品占领西属美洲市场的目的。只是强化了垄断商人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地位。

此外，由于同一时期西班牙政府为了防止美洲殖民地通过发展制造业自给自足，从而减少对西班牙产品的需求，而对西属美洲工业部门的发展大加限制，使其沦为完全的原料出口地，几乎所有制成品都需要进口。这进一步加剧了美洲殖民地商品不足的情况。

在数百年之后的今天，尽管拉丁美洲地区早已摆脱殖民者的奴役，但其贸易依然受到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这一“新”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的始作俑者——美国努力用新媒体和“恢复贸易平衡”的新口号包装自己，然而，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参与者之一，其重建贸易壁垒的举动必然让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拉美各国深受其害。

当今的国际秩序与18世纪早已大不一样，美国并不能像当年的西班牙一样直接干涉拉美各国国内工业的发展，却不断声称要向墨西哥等原本和美国签订有自贸协定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尤其是某些工业品课以重税，所谓的美洲自由贸易区更是遥遥无期。虽然西班牙国王强硬的限制命令变成了美国人的关税壁垒，但对于拉美各国来说，二者实际上都是凭借大国强权进行相对不公平的贸易的体现。

如上所述，拉美国家在贸易问题上面临着相当不利的局面。一方面，“美国优先”战略指导下的美国会进一步以其商品冲击拉美国家有限的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并出于为本国保留工作岗位的需要而阻止本国企业在拉美国家投资设厂。

另一方面，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赖以为生的新自由主义出口导向型贸易策略，也将在美国的高关税政策之下蒙受更多的损失。在这种局面之下，寻找一个同样市场规模庞大，贸易品类齐全，且愿意以自由贸易的原则和较为公平的条款来进行双边贸易的伙伴国便成为当务之急。

从各种方面衡量。无论是对于某一个具体的拉美国家，还是对于拉美整体而言，中国都是最合适的选择之一：与美国的本国优先战略不同，中国对面向拉美各国的进出口贸易持积极态度，并热衷于开展自由贸易，并已经和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等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在美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连年下降的同时，最近几年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则呈现出增长态势。

此外，中国还正在积极探索通过产业合作、提供贷款、减免债务等多种方式助力拉美，尤其是加勒比友好国家的经济发展。曾经通过“马尼拉大帆船”为中南美洲带来大批商品的中国，在今天依然能够以相对开放的姿态和相对公平的条件与拉美各国开展贸易。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无论是双方经贸合作的前景还是中国在拉丁美洲影响力的进一步增长，都是相当值得期待的。

总体而言，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应当在何种程度上包括拉美地区，现在在学界还有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太平洋丝绸之路的另一端得到越来越多的响应，当代的中拉贸易将产生超越性的进步，并为中国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民心相通”，做出比当年的“马尼拉大帆船”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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