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一晗】

每年过年回家，都少不了推杯换盏间叙叙家常增进情感，也少不了饭前饭后聊聊时政各抒己见。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扶贫”、“精准扶贫”等词汇的提及率高了很多，言谈中发觉大家对政策及推进过程都很是关心。大年初一去老祖宗家拜年时，恰碰到一位杨姓远房表叔，杨叔今年就任我们县y乡s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主抓精准扶贫，事迹还被媒体多次报道，对这件事自然最有发言权。与报道中的进展顺利、成绩斐然不同，在家人面前，杨叔更无保留了讲了很多“不能上报的东西”。不过对扶贫、乡村的情况大倒苦水的同时，他也帮我们还原了一个更为真实的乡村图景。

我的家乡为豫南的一个县城，地处淮北平原，四季分明，土壤肥沃，适合农作物生长，史称“膏粱丰腴之地”，本地人也常用“一半米，一半面，神仙也来正阳县”的俗语自夸。杨叔所帮扶的s村，全村2630人，17个村民组，人均耕地近3亩，产业上以种植小麦，花生的农业为主，大部分农户也养少量的猪为副业。s村有165户贫困户，贫困人口达352人，这些人是杨叔工作的重点，也是让他心力交瘁的“大难题”。对他们“精准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难以实现的原因不仅是个体的，更是整体的，大体可以归结到以下几点：

第一点是，贫困思想转变难。什么是“贫困思想”呢？具体来说就是农村“等靠要”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政策的利好下进一步深化，很多贫困户甚至产生了依赖。杨叔举了个例子，今年他们年前（农历28、29）去s村的一个五保户孙奶奶家里询问情况，发现老太太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一点过年的生气都没有，同行的干部很是纳闷问老太太：“您怎么没有准备年货呀这马上就过年了”。老太太立刻接口说：“这不是就在等你们给我送吗？”

农村扶贫“等靠要”的思想依然十分严重（资料图）

不仅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如此，青壮年人也是如此。资金拨下来后，工作组商议决定与县城种子公司签合同，帮贫困户解决来年的花生种子。过年时给贫困户一人一张单据，可凭单据在播种春花生时去种子公司领种子。贫困户很多都表示了不满，去找杨叔，说“光给种子怎么能行呢，不得施肥不得浇水吗”“你们扶贫就只发个白条吗？平时的生活用品是不是也应该解决一下”。

这种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几百年来小农思想的积累，只关心眼前的事物，容易满足，而对长远的发展没有过多考虑。另一方面，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发展有关，村人对“毛主席好”“习主席好”的夸赞中，对国家政策从相信转为依赖，从而不可避免的产生“就该如此”的理所应当思想——各式各样的红头文件让他们觉得他们的贫困一定可以得到解决，也责无旁贷地由政府解决，更具体的说是上面派下来的扶贫干部来解决。

第二点是产业发展难。如果说就业是民生之本，那么产业是就业的载体。产业结构决定了一个区域的经济状况，正阳县是一个农业大县，s村的经济作物也以花生为主，早些年，顶着“第一花生大县”的名号，正阳县花生一直走势不错，销路畅通。但是前几年，y村有一王姓的农民在售卖花生时作假，大量掺入石子沙等充数，结果对y村的花生收购造成很大的影响。再加上s村没有自己的加工点，农民普遍反映种花生收入不高。

在当下基础农业不赚钱的情况下，想要发展经济唯有转变发展结构。但作为一个村，想发展第二、三产业谈何容易，村里人缺少技术知识，年轻劳动力的缺失，项目难拿、资金难筹的问题不谈，早些年靠政府支持创办的村办企业早已经入不敷出的事实已经让村人和扶贫小组都不敢轻易的谈起再办企业的事情。所以，如何让s村从落后的产业体系中解放出来，确实是个不小的难题。

第三点是基础设施建设难。无论是生产性基础设施、还是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环境建设、社会发展基础设施，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水利、修路、乡村教育……这些项目的投入巨大，虽然后期收效显著，但是常常会因财政拨款的问题被“扼杀在摇篮里”。在这样的情况下，扶贫已是如此不易，要做到“精准扶贫”更是难上加难。“精准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都显得如履薄冰。

农村公路

精确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前提。但是困难群众如何识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其实说实话，如果不是大病或者其他的特殊情况，大家都差不多，而且，这个标准也很难确定”杨叔如是说。他举了个例子，就像上文说到的孙奶奶，一共有四个儿子，都在县城或外地打工在县城有房子，但是对孙奶奶不管不顾。“这样的算不算是贫困户呢？”杨叔反问我。

另外复杂的乡、村关系和村里的人情网络也使“申请、比选、公示、再比选、再公示”这个看起来的完全公开透明流程显得没有这么公开透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时候村里的项目要靠县里或者省里的人帮忙，人家一说，‘对了我亲戚xxx你记得帮他申请个贫困啊’，人家一句话的事情，你为了大局不也得想办法”说起来这个杨叔直摇头。

而“精确帮扶”更为不易，现在农村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大多还要归结于劳动力的丧失及疾病、多个孩子上学等特殊情况。有个典型的例子，p因为儿时患小儿麻痹留下后遗症（对智力造成影响，只能帮衬干些普通农活）迟迟不能完婚，因为是独子。家里人对p的婚事十分在意，终于05年的时候找人介绍花了几乎全部积蓄从隔壁乡娶来一个神经有点问题的女人，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这个家庭靠p父母的劳动和村里的帮助勉强支撑，直到去年p的父亲突然中风，瘫痪在床。现在两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父亲和妻子的医药费，家里的生活费，明显是靠p简单的农村劳动供养不起的。而p的情况让他即使靠着村里人帮衬出去打工尽量免受欺负，其妻子的病也让她难以照看好家庭。这种家庭很容易走向“恶性循环”，而基于其基础较差，帮助的难度极大，最有可能争取到的资助和补助不仅是杯水车薪，而且无论如何衡量都不是长久之计。

总之，现实的局限性则让其实现彻底脱贫就像是天方夜谭。“精确管理”的实现也很困难。首先是村里的扶贫信息系统难以建立，为了申请成功，村民缩小收入放大支出的上报信息本身就存在不实的可能，而后续的跟踪加之落地的困难、技术的缺失更增加了难度。从事权管理上来看，第一书记和本村支书的复杂关系也使事权推进到工作的要求浮于表面，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总的来说，扶贫工作的开展，扶贫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彻底脱贫也不是单靠第一书记就可以完成的。需要时间做保证的扶贫工作的开展，在一轮一轮的检查和视察中，使干部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先应付过去：为了让困难群众在领导视察的时候回答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各种物资发放已经到位，干部们可谓是“软硬兼施”了。

“就对他们说，你看，咱们乡里乡亲其实大家情况都差不了多少，就是为了照顾你才把你报上去的，一会儿视察的来了你可要好好说呀，不然就把你弄下来不报你了”。有时候也会跟他们讲，“你看，咱们村有好几个项目都在批，你们好好的说，人家领导对咱们更加放心，觉得咱们更有能力完成，这不是对全村的好处吗”。杨叔讲的是上次检查时候的事情，“你不提前交代他们，‘对生活满意吗’‘有什么满意不满意的’‘生活上物资什么的发到位了吗’‘什么物资啊，什么都没发’，这样不就麻烦了吗？”

最后杨叔还担忧地说，“其实我驻的村还是整个乡情况最好的村，其他村的扶贫情况不知道怎么样了。”看来基层的扶贫状况并非想象中这么乐观，真脱贫，脱真贫也不是只靠党政部门和党员干部“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强意志就可以达成的，乡村建设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