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多国政府首脑对此表示失望或谴责。

特朗普去欧洲转了一圈，利用北约问题、双边贸易等议题，不断敲打各国的神经，彰显存在感。而极度依赖全球多边谈判合作的环境气候议题，当然会成为他的目标。

特朗普：捏死你们哦

事实上，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舞台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一直以来就是利用环境保护问题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战略意图的绝世高手，通过环境议题，可以谋求国家安全、产业经济和国际霸权等多种利益。

上世纪70年代，《寂静的春天》等一系列环保著作的问世，逐渐唤醒了人们对于环保问题的重视，政治思想家敏锐地察觉到到环境问题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杰西卡·马修斯在《重新定义安全》中认为环境与国家安全利益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即自然资源、人口和其他环境变量将可能对经济表现产生巨大影响，继而成为政治稳定的潜在杀手。托马斯·霍莫－迪克逊也提出了一个将环境与冲突直接联系起来的模式。于是，重视世界环境保护，就成了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

瑞秋·卡森：寂静的春天

1972年6月5日，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世界上133个国家的130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探讨当代环境问题，探讨保护全球环境战略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与人类环境会议相对应，当年同样是美国的环境外交友好年。

这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不仅响应联合国倡议设立国际环境基金并贡献最初40%的活动经费（400万美元）；美国还抛开冷战的因素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签订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协定，确定两国将在空气和水源污染、城市环境、北极生态系统等11个领域进行友好合作；同年，美国与墨西哥还就边境河流水质污染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980年，在经过了数十轮的双边会谈后，美国和加拿大就酸雨越境污染问题成功签订了合作条约，成为美“环境外交”的一个成功案例。

1972年6月5日至16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第一届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

同时，随着国际社会环保意识的兴起，国际市场对“绿色产品”和“绿色科技”的热衷程度也越来越高。环境问题开始与国家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

美国一方面鼓励跨国公司积极争夺国际环保贸易和技术市场，另一方面则不断努力增加环境领域内投资，提高环保科技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值得指出的是，美国经常利用与欠发达国家进行环境外交的机会，兜售本国的产品，抬高他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准入门槛，或要挟他国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甚至与他国签订“国际援助条约”，控制经济命脉。

当然，最重要的是，“环境外交”是美国谋求巩固自身霸权地位的政治工具。美国通过推动环境外交，极力谋取世界环境发展事务的领导权，力图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环境机制，以服务于其总体国家战略。

冷战结束后，影响世界未来走向的“机制之争”日趋激烈。在国际环境领域，美国力图通过谋取国际环境合作方面的领导权来显示其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关注，表明其对国际社会的“负责态度”；同时，也通过谋取建立诸如环境问题方面的机制霸权来配合其总体霸权战略——巩固世界霸主地位。

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力图通过建立防止全球环境恶化的国际机制，把他国的环境政策纳入有利于美国的轨道，最终通过影响国际环境机制，实现自己本国的“环境安全”。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巴厘路线图》或《巴黎气候协定》都无一不是美国强权意志的体现。因此，一旦这些国际协定妨碍了美国利益，就立刻就会被抛弃掉。

比如，在需要扩大美国在国际影响力，拉拢其他大国进行合作的时候，美国就会加强气候环境合作在外交中分量，并指责不合作的国家为“不负责任”（我国曾多次受到这种指责）。

比如卡特政府时期，由美国政府主导的一个“公元2000年全球研究”小组，提交了分析报告指出：“世界环境质量的下降，对农业、森林、全球大气和气候及物种等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世界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合作和承担义务的时代……美国必须在减轻贫穷与饥饿，稳定人口，以及提高经济和环境生产力等工作中，在保护和利用‘全球共有的’海洋和大气层的国际机构里，加强与各国的进一步合作。”

吉米·卡特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的1997年4月，美国国务院发布首份《环境外交》年度报告，宣称美国政府已公开宣布要使其外交政策有一个新的“绿色”重点，并将在多个方面采取行动，以对付世界生态环境遇到的挑战。在环境援助方面，克林顿政府也非常慷慨，主动向众多不发达国家提供广泛的资金、技术援助，以改善这类国家地区的环境状况。克林顿总统还承诺遵守《蒙特利尔公约》，在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上承担相应的义务等等。

比尔·克林顿

而到了多边合作和让步损害了美国利益的时候，美国则会悍然以退出协定相要挟。比如在1992年老布什执政时期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上，美国的表现简直“令人惊愕”。在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上，以退出会议相威胁。同时，老布什还宣布，不会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上签字。

老布什

美国政府在国际外交中熟练操弄“两面”手法，在小布什任内尤为典型。2001年，小布什上台不久就宣布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他说：“我们不打算接受有损我们的经济，并给美国劳动者带来伤害的计划。”小布什主导的一系列单边主义的行动，导致国际社会哗然，各国纷纷谴责这一不负责任的行为。

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同时鉴于2005年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卡特里娜飓风给美国造成的巨大伤害，小布什不得不重新提升环境外交的重要性。比如，2007年5月31日，在八国峰会举行前期，小布什宣布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他将力邀全球15个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减排问题上设立长期目标。

小布什

这次特朗普宣布退出的《巴黎气候协定》无非是小布什玩弄环境外交的又一个翻版，只不过更加蛮横无理。《巴黎气候协定》是2015年12月由美、中、欧等大国主导的多边主义全球合作的成果，曾被寄予厚望。然而，这一协定只是一个“倡议性的”而非“强制要求性的”法律文本，对没有完成目标也没有进一步规定惩罚措施。即便是这样，美国政府依然以不满足其需要为由，一脚就踢开了它。

美国环境外交的演变表明，美国热衷于环境外交，决不是出于所谓的全球利益，其出发点是它的自身利益，目标是巩固世界霸主的优势地位。在国际环境外交中，无论美国奉行“单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只不过是手段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差别。毕竟，国家外交活动还没有脱离追求国家利益的本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不顾自身利益，追求所谓的“国际利益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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