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键     来源：胡键

中国GDP总量已是“世界老二”，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可以承担“世界老二”的国际责任，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远远没有达到“世界老二”的水平。

2010年8月19日，《日本新华侨报》载文《中国何以低调回应“世界老二”》，关于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话题明朗化了。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日本，在这种情形下，世界各国媒体和经济观察家们普遍聚焦中国，他们的看法既有对中国褒扬有加的，也有对中国进行贬斥的；既有渲染“世界大国的里程碑”的舆论，更有“超日赶美”的陶醉与兴奋感。

摩根大通(J. P. Morgan Chase & Co.)驻纽约首席经济学家卡斯曼(Bruce Kasman)说，中国超越日本将是“全球经济的一座里程碑”。他说，中国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如何度过了对多数国家来说都非常艰难的一段时期，并以强劲的步伐保持了增长。英国《观察家》发表的特稿说，中国炫目崛起，正凭借其越来越多的贸易优势、庞大的外汇储备、美国国债及其对自然资源的旺盛需求，来重塑全球经济运行的方式。美国《福布斯》杂志载文认为，中国式超越将因水资源短缺、内部资源有限、粮食问题和人口快速老龄化而难以持续。

然而，不管国际社会怎样看待中国的“世界老二”地位，面对所有这一切，中国显得十分淡定。为什么呢？国力、创新力、能力三个关键词是最好的答案，也是中国用自己的现实对国际社会作出的最佳解答。

GDP是“世界老二”，但综合国力相对弱小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并不等于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目前中国GDP“世界老二”，虽说不是“虚胖”但并不强壮。

GDP总量仅仅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已，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国家综合国力的实际情况。如果单从GDP的总量来看，近现代史上中国GDP始终没有落后西方。

英国经济史学者麦迪森2007年出版《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对中国经济过去千年的发展轨迹作了详实、定量、可比较的分析。他的研究表明，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中国GDP总量不但排名世界第一，而且占世界比重也从22.3%增长到32.9%，直到甲午海战失败后，中国经济全球“老大”位次才被美国取代。“七七事变”之时，中国GDP总量仍然是日本的1.9-2.8倍。日本战败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时，中国GDP总量仍位列美、苏、英、德之后，居全球第五。然而，自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的历史中，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了大大小小100多次战争，除了抗日战争中国最后取得胜利之外，此前没有一次战争是中国真正胜利的，因而也就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把中国视为大国，更不用说把中国视作强国。所以说，纵然中国GDP再度攀升至第二，甚至如麦迪森预测的那样在2030年重新坐上全球第一把交椅，但中国可能仍然不能对此大吹大擂。

中国看淡“世界老二”的经济地位，是因为GDP总量第二，但综合国力仍然相对弱小。

综合国力的整体提升客观上要求综合国力的各要素保持均衡发展，但实际上中国硬实力的提升主要表现为经济实力的提升，而经济实力的提升也主要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加，而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还十分弱小。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国长期以来徘徊在印度之后，最近几年虽然为此有所上升超过了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但在竞争力排名中也处于30名上下，处于中等略微偏上一点。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与自身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是极不相称的。

中国硬实力弱小还表现为，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大，是一个贸易大国，但不是贸易强国。

贸易强国至少要具备以下特点：一是要具备一定的贸易规模；二是无论对本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来说，其贸易发展都是一个重要的增长点；三是从商品结构来看，出口商品应是产业链条中的高端产品，附加值比较高，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

中国目前尽管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却是大进大出的方式，真正在国内增值的部分比较少，特别是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率低，加工链条短，往往只是承担了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价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还处于较低层次。而且，最能够创造价值的那部分不在自己手里，设计、研发、品牌等都由外方掌握，大量的出口产品采用贴牌生产，或是委托加工的方式生产，真正能够拥有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所占的比例甚至低于20%。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也存在着结构性失衡现象。

自加入WTO以来，中国文化产业取得长足发展，但仍然存在着巨额文化贸易逆差，即所谓“文化入超”或“文化赤字”现象非常严重。文化贸易逆差所反映的是中国与西方大国文化力失衡的现实，也表明中国文化竞争力的弱势地位。尽管中国拥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和文化资源，以及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文化工作者，但中国文化竞争力处于较弱较低的态势仍将是一个长期现象。

中国作为“文化资源大国”不等于是“文化产业强国”，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却是严重的“文化贸易入超国”，这种悖论集中体现了中国国力结构的畸形发展。文化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已经成为有形商品竞争力的桎梏。

新产品创意不足、品牌效应微弱、人文内涵肤浅等问题成为中国商品相当普遍的通病，甚至依赖盗版和复制来维持商品市场竞争力，足以证明软力量发展滞后已经殃及硬力量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教育贸易逆差巨大也反映着同样的结构性缺陷。中国每年的教育贸易逆差高达20亿美元以上，而且还在逐年扩大。一方面是教育投入资源不足，一方面是教育投入资源大量外流；一方面国内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失调，一方面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

由此可见，“教育资源大国”同样不等于“教育强国”，“人口大国”不等于“人力资源强国”，这些不等式表明中国国力结构的严重缺陷。

GDP是“世界老二”，但创新力不足

中国GDP总量虽然已经居世界第二，但实现这一GDP总量的方式是粗放型的，也就是说，中国GDP的品质不高。

从三大产业对中国GDP总量的贡献率来看，改革开放之前，第一产业是中国GDP的主要贡献者；改革开放以后，第二产业逐渐取代了第一产业成为中国GDP的重要贡献者。即便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状况也没有根本改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公布的报告，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340507亿元，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分别占10.3%和46.3%，第三产业占43.4%。这就是说，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仍然是最高的。而第二产业中的技术水平相当落后，迄今为止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所以，“中国制造”里存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隐忧。相比之下，美国的第三产业所占的比例高达近80%，日本这一比例也达到63%。这就是中国上位“世界老二”却不能得意的直接原因。

从获得GDP的手段和方式来看，中国GDP主要是粗放型的手段和方式。

我们不得不承认，过去的发展是建立在对环境、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的透支性消耗基础上的。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伴随而来的是能源消耗总量的持续上升。中国能源消费量从1978年的5.7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08年28.5亿吨标准煤。2009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是31亿吨标准煤，年平均增幅为4%左右。能量消耗总量的增幅虽然远远低于中国经济的增幅，但中国的能耗总量已经接近美国。一些国际机构甚至认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能源消耗最多的国家。

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量也在上升，1953年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为0.09吨标准煤，1978年上升到0.59吨标准煤，到2005年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已经达到1.7吨标准煤，2009年这一数据再次上升到2.33吨标准煤。

能源消耗总量和人均能源消费量的上升也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即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从行业上看，中国电力、钢铁、石化、轻纺织、化工、有色金属等8个行业主要产品平均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钢、水泥、纸和纸板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分别高21%、45%和120%；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从总体上来看，目前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为30%左右，比发达国家低近10个百分点。

不仅是能源消耗大，其他资源的消耗也令世界不安。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水泥总产量的50%,能源总产量的18%,但是中国的GDP只有世界总量的8%多,国际贸易只占全球9.6%,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居世界之首。

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本就是农业大国，仅有的工业也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落后工业，过去30多年的发展虽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我们自己没有理由怀疑中国的发展，世界更没有理由指责中国的发展模式。我们列举上述问题，不是为了作为指责的对象，而是承认我们跟世界的差距，更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创新力不足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所以，中国GDP总量世界第二，这绝不能成为中国自豪的理由。

GDP是“世界老二”，但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不强

中国GDP总量已是“世界老二”，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可以承担“世界老二”的国际责任，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远远没有达到“世界老二”的水平。当中国GDP总量上位到“世界老二”之时，国际舆论出现了几种怪调：

一是怕，惧怕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强国。在一些国家看来，中国的强大受其直接威胁的就是周边邻国，韩国的《首尔经济》就曾载文公然鼓吹中国的强大让亚洲邻国担忧。中国经济超过日本使中国更加自信地处理周边安全问题，包括有争议的南海岛屿问题。文章还认为，中国已经改变了“韬光养晦”战略而转为“有所作为”战略，而这恰恰是中国最具有攻击性的表现。

二是嘲，嘲笑中国“是第一个带有国际影响力的相对较穷的国家”。一些西方的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但日本经济已经成熟，其人口正迅速老化，而中国正经历城市化的阵痛，远未达到发达程度。中国近段时间以来试图凭借其经济实力来建立自己的外交自信和强硬，那是“阿Q式”的自我满足，而实际上中国就像谢淑丽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脆弱的超级大国”。

三是捧，吹捧中国经济强大并可以“领导世界”。英国布朗政府商务大臣彼得?曼德尔森就曾经在《纽约时报》撰文说：“我们希望中国来领导。”因为“没有中国的参与，不可能实现有效的多边主义。没有中国，就不会有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就不会有亚洲或全球安全体系。没有中国，就不会有全球贸易或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这似乎对中国推崇备至。实际上，从“世界工厂”、“气候领袖”、“文化霸主”到“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世界第二经济体”等，西方频频热捧中国，给中国戴上了一顶顶冠冕堂皇的“高帽”。

四是压，对中国的经济施加压力，以掌控中国。尤其是近年来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使中国商品在全球市场拥有了不公平的价格优势，也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上获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因此，西方普遍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中国要承担更大的国际经济责任，而要促使中国承担好国际经济责任就是对人民币施加压力，促使人民币升值。

无论褒贬，也无论嘲斥，西方人对中国的任何一种话语背后都掩藏着一种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与以往相比，中国经济实力确实是今非昔比，但一个国家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不是由GDP总量来决定的。正如前面所说，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的GDP是英国的6倍，占世界经济的33%，但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把当时的清政府放在眼里。英国的GDP当时只占世界经济的5%，但当时的世界列强却有大英帝国非常重要的一席。更令人诧异的是，一个GDP占世界经济33%的大清帝国面对一个GDP只占世界经济5%的大英帝国却溃不成军。这就表明，GDP总量其实什么都不算。至于说，一国经济规模增大了以后，就应该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这实际上是把国际责任简单化了。

一个国家要承担大国的国际责任，除了经济强大之外，至少还需要有以下几个条件：能够为世界发展提供获得普遍共识的价值理念；能够拥有压倒优势的国际话语能力；拥有较强的国际制度的塑造能力；对国际事务具有较强的干预能力。此外，国家内部问题不会向国际社会外溢。

但是，中国在上述各个方面都是弱项。中国虽然提出了在多元文化前提下的“和谐世界”理念，但中国倡导的尊重多元文化一直被西方视为反对“普世价值观”的旗帜；中国不仅国际话语能力弱，而且连有关中国的话语都是被迫在应对西方构塑的有关中国的话语。中国在国际制度的塑造方面能力在提升，但成效非常有限。在国际事务方面，中国一直坚持内敛型的外交政策，中国只是对与自己国家利益相关的国际事务具有一定的干预能力，而与自身国家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国际事务很少具有干预能力。

此外，中国内部的发展很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的发达并不能掩盖广大中西部地区的落后现实，中国仍是一个有大量贫困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发展进程中的诸多内部问题都很容易外溢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从而成为西方大国构塑中国话语的重要依据。

一句话，中国虽然GDP总量成为世界第二，但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受到内部诸多问题的掣肘而相对弱小。因此，在全球各大媒体一片“中国大超越”的论调中，中国需要保持低调：不管世界老几，只看中国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