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风云中的留日士官生-观察者网

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硕，恐怕任何其它专题史研究都难以与之相媲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奠基者章开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如何创新与深入的问题。马敏、严昌洪、张海鹏等学者也撰文参与讨论，他们一致认为应将重点放在研究视野的拓宽和研究领域的拓展。关于社会集团或群体研究的开展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这样的研究更符合人们认识历史客观实在的多层次性。①具体到留日学生群体与辛亥革命，学术界多是笼统地讲留日学生是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先锋和桥梁”；②关于留日士官生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在相关专著和论文中提到一些，至今没有专门研究；③鉴于此，很有必要对留日士官生何以能成为辛亥革命的军事骨干进行全面梳理，同时，希冀在资料上为同仁的相关研究提供帮助。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归国后推动了清末军事改革，但也使新军受到革命党影响。此为1898年，日本士官学校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

一、留日士官生群体概况

群体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一般是指以一定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结合起来共同活动的一群人的合成体。其构成要素主要有：明确的成员关系、共同的群体意识、持续的互动意识和一致行动的能力。清末留日士官生从留学起就具备了形成社会群体的基本条件，面对灾难深重的国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选择了同盟会，且革命意识逐渐明朗化，固能在辛亥风云中一举而为，成为辛亥风云中必不可少的一支政治军事队伍。据统计，在革命风暴到来之时，已完成学业的将近600人[1]87。他们能够成为辛亥革命的军事骨干不是一日之功，考察他们的革命意识的形成过程有助于弄清这一问题。

士官生在日本留学期间组织或参加了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这些社会实践活动是他们革命意识形成的媒价与土壤。以革命意识之发展为线索，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1898年7月--1903年4月为第一阶段，主要进行了救亡图存的启蒙宣传。他们与留日学生一起组织同乡会、创建学生社团和创办报刊，表达他们的拳拳爱国情。1902年“东京留学生青年会”、“中华留学生会”相继成立，表明留日学生对于自身所应担负的重任有了初步的认识，政治觉悟萌发，并蓬勃向上，士官生们表现得尤为活跃。早在1898年底，蔡锷与林锡圭创办了“东京九段体育学会”，这是留日学生中比较早的组织，此时，蔡锷还未有习武的志向，经历了1900年唐才常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后，他立志弃文从武，在梁启超帮助下进入成城学校；[2]521902年吴禄祯与士官预备生刘成禹、李书诚等鄂籍学生成立同乡会，并创办《湖北学生界》刊物。士官生中不少人是秀才出身，文字功底深厚，固而，《湖南编译社》、《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刊物成为他们的宣传阵地，他们或者是刊物创办者或者是撰稿者，向国人介绍西方现代军事学说、呼吁国人要重视军人、重视军国民的教育。这些理论同政治经济理论、科技成果一样，震撼着国内外同胞，其中，吴禄祯、蔡锷、蒋方震、张孝淮、蓝天蔚、李书城尤其突出。

1903年4月—1905年7月为第二阶段，表现为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初步的民主意识，以士官生为主体的“拒俄义勇队”的成立为开端。1903年4月下旬当留日学生得知俄国不仅不履约撤兵反而增加兵力的侵略行径时，奋而发起拒俄运动，并于29日这天成立“拒俄义勇队”，蓝天蔚被选为义勇队队长，蔡锷、方声涛等为教练，每日操练准备奔赴战场与俄军决战。清政府表面上保持中立，背后却污蔑学生是“名为拒俄实图革命”；公使杨枢向国内汇报也说义勇队类似唐才常的自立军，清政府于是明令要求义勇队解散，义勇队被迫改名为“学生军”，旋即又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对外宣传的宗旨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留日学生中参加此组织的有190名之多，士官生始终是主力，包括王家驹、王孝缜、张世膺等士官预备生，蓝天蔚因此成为留日学生中有影响的人物[3]137；该组织成立后除了在日本活动外，还派钮永建、汤尔和为代表回国向袁世凯请愿，要求出师抗俄，这是中国留学生派代表回国从事爱国运动的开始。此次事件后，革命团体纷纷成立，1904年年末，程潜和唐继尧等即组织了百余人的“革命同志会”。[4]8

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至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为第三阶段，士官生的革命实践活动变得有组织、有目标。同盟会成立后，不少士官生成为会员。1905年8月“铁血丈夫团”成立，最初的28名成员全部是士官生，这是在同盟会影响下自发成立的一个革命组织，活动基地就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内。1908年5月《武学》杂志创刊，留日士官生有了自己的刊物，其创办者为河南籍的杨曾蔚，有书讲这是一个以动员陆军留学生将来进行北方革命的组织，因此吸收的成员大部分为北方学生，但是来自南方的李烈钧参加了这一组织[5]13；1908年士官生们利用暑假，奉孙中山、黄兴之命，在东京成立“大森林体育会”，为革命党人讲授军事学基础知识，任教者为六期生赵康时、仇式匡(仇亮)等[6]322。

1909前后，立志加入反清队伍的士官生们的爱国情绪与反清革命意识同时递增，在日本的活动通常是以同盟会的革命内容相依托，“盗写日本军事机密书”活动最具代表性，以1909年春夏之际的“胡学绅案件”最为典型。胡学绅，湖南人，同盟会员，六期生，此时正在日本金泽步兵35联队第一中队见习，完成此次短时间的见习，意味着获得了士官生的资格，也意味着结束了留学生涯。正因为如此，学生中普遍觉得应该从日本带回点军事书籍或军事机密以图回国后使用。胡学绅于是三次私自进入联队本部资料室带出认为有用的资料书籍，第三次作业时东窗事发，很快就被日本宪警拘捕，月余，日本裁判所以“因违反军机保护法”判处6年刑役。日本对于此次事件处理的极其迅速和严厉，受此事件牵连，胡学绅所在联队的队长大佐、副官、中尉等4人同时被陆军部开除公职。胡学绅到底偷窃了什么资料而让日本方面如此大动干戈?同学李根源回忆说：“觅得日本动员计划书，该书为日本准备对中国用兵之密本，内中写有预定在一星期内占领东三省、京津、山东之具体方案。结果事发被逮”[7]12。此事件牵出了一系列中国学生偷偷抄写日本机密文件、意见集、计划书的行为。从广岛第五师团宪兵队长的报告中可知此类行为是从4期学生王若俨开始，第6期生最多，据统计，共有38名学生涉及此案。[8]171上述学生除胡学绅被严厉惩处外，其余鉴于情节不甚严重，日方没有追究，但日方在反馈给清政府的意见中表示了强烈不满。[9]对于近代留日留美学生与东道国的关系人们常用留日反日，留美亲美来概括。的确，他们在日本前后五年，败国之兵的伤痛使他们毅然决然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同学们如期归国，胡学绅留在日本受刑，甚是遗憾，但是，这种精神已经得到传递。当辛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时，在一个月内，47名士官在校学生和53名候补士官生，或请假、或不辞而别，先后归国，多数投入革命洪流中[10]320。

前后学成归国的士官生们将革命事业主要放在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他们与其他爱国人士共同谱写了革命的乐章。因为他们掌握专门的军事知识，清政府在编练新军和新式军事学堂不得得不倚重他们，就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许多人掌握了军队和学校的重要职位，于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出现巨大反差，清朝统治者绝对没有想到，委任士官生建设军政却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这是他们成为辛亥风云革命勇士的客观条件。

士官生们在新军编练中所承担的任务根据职能分工有如下三类。一是在中央机关规划全国新军编练。在练兵处、陆军部和军谘府三个时期，士官生们以日本为模板分别规划、制定、颁布包括编译了一系列关于新军编练的计划、制度、章程。这些制度、章程导引全国新军的编练逐步走上正轨，从而使军事改革成为晚清各项改革中比较有成效的一项改革。前后参与的士官生不下40人，进步人物有蒋百里、万廷献、蒋作宾、冯耿光等。二是在地方督导新军建设，全国18省及近畿督练公所的参谋处、兵备处和教练处的士官生不计其数。

可以说三处的总办、帮办、提调尽为士官生囊括。三是直接在新军中担任各级将领及参谋官等军职。清末新军原计划编练三十镇，至辛亥革命前，共编成十四镇十八混成协四标、禁卫军两协。据尚小明的统计，新军各镇95名协统中有29名是士官生，占了30.5%；[11]94笔者统计，宣统元年以来，具有革命意识的镇、协代表人物有(革命胜利后变节另当别论)：第6镇吴禄祯，第20镇张绍曾，第10镇许崇智、王麒，第17镇施承志，第19镇蔡锷、张毅、曲同丰，第21镇萧星垣、刘询，第49混成协张哲培、蒋尊簋，奉天混成协蓝天蔚，山西暂编陆军第43混成协姚鸿法，陕西混成协毛继成等。而标统、管带等中下级军官不太好精确到名字，笔者的粗略统计是云南、湖南、广东、山西、四川及江北的陆军第9镇士官生人数比较集中，云南最多。另外，各镇协的参谋人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士官生。清政府不敢把军队要职放给士官生，但对于参谋一职则是放手支持，各地争相延揽，如军谘府在1909年9月至1910年7月间曾五次集中任命参谋人员，共任命镇协参谋官50人，任正参谋官的有殷成献、刘一清等9位；任一等参谋官有第23混成协程潜；任二等参谋官的有第5镇丁幕韩、第9镇浦鉴、第25混成协曾继梧、第23混成协姜登选等。此前后零星任命的参谋人员也不少，如第5镇正参谋官张绍曾、第8镇参谋官蓝天蔚等。[12]95还有的是以私人关系聘请的，如陕西混成协参谋官张凤?。他们名为参谋，实则掌握着军队的要职，他们的政治方向就是军队的政治方向，其中许多参谋官后来升任所在镇、协的统制或统领，如蓝天蔚、张绍曾。

同时，士官生是清末军事教育舞台上的主角。晚清政府兴办军事学堂有两次高潮，一次是1901年，清朝廷要求各省设立武备学堂；另一次是1906年改武备学堂为陆军小学堂，其间离不开士官生们的经营与建设。而各省根据实际需要还自行设立了一些学堂如干部学堂、随营学堂、将弁学堂、讲武学堂等等，留日士官生包揽了这些学堂的总办、监督或教习，将他们在日本所学的知识、技艺传授给学生，培育训练了一批又一批初步掌握近代军事学知识的人才，这种影响在民国初年仍然独占头魁，如保定军官学校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其校长与教育长乃至教官尽为留日士官生包揽；黄埔军校初创时，任过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教育长的王柏龄还是比较信任校友，并大量延请了自己的学生任教，所以，黄埔军校有“士官系”和“保定系”之说。当革命风起云涌之时，那些属于同盟会员的教官们在教学之余向学员灌输反清革命思想、宣传同盟会纲领，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就极具代表性，朱德在此上学时屡受进步教官和校长李根源的激励，辛亥革命前夕他提前毕业，成为新军一员，先是担任班长，云南起事时被蔡锷火速提升为连长，在进攻云贵总督署中即立战功。

二、留日士官生与同盟会

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在成立之初它就得到留日学生的大力支持。留日士官生参加同盟会的原因有哪些呢?不妨总结如下：其一，是被孙中山的个人魅力所倾倒。1905年7月，孙中山到横滨时约有百名留学生前去迎接；8月13日，在留日学生举办的正式欢迎会出现千人盛况，李烈钧等士官生自告奋勇担任维持秩序保护孙中山安全的工作；其二，是被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所吸引。日俄战争爆发，腐败至极的清政府宣布所谓“局外中立”之举令国人生灵遭受涂炭，这种行为激起了士官生们的义愤与失望；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辩又让士官生们在思想上对于“革命”二字有了清晰的认识。其三，是革命党人在艰难创业中所体现出的“同盟会精神”感动了血气方刚的士官生们。李烈钧在自传讲道：“余常见张、王诸友披雨衣、着木屐，毋问寒暑，不分昼夜，呼号奔走，联络同志，其不辞劳苦，实令人感愤不置。余方弱冠，思想纯洁，到日本后，复多感触，革命思想，乃益深刻，嗣读《民报》，而民族思想更进一步矣。”[13]75其四，同盟会成立之初所体现的民主政治原则吸引了他们。同盟会的民主政治原则与清政府的黑暗专制形成鲜明对比，如同盟会吸收会员的程序严密，对会员素质有较高要求，一定要有介绍人的引荐与考察，不是谁想加入就能加入，一般以地域为单位，一定是思想积极上进的青年才够条件，即使是拜见过孙中山也要按程序来进行，因为孙中山选择会员“手续极为慎重”，李烈钧、程潜的亲身经历反映了这一事实；[14]12其五，是被同盟会有目的地吸收为会员。当时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与美国西点军校齐名的军校，是日本所有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中以管理严格闻名的学校，包括士官预备学校(前期是成城学校，后期是振武学校)，当然其所吸纳的学生多是从中国各省选来的优秀武备人才。同盟会成立以前，兴中会、华兴会也组织过几次起义，但都失败了。1905年孙中山在欧洲与留学生的辩论中确立了与学生联盟的大方针；[15]303-304而同盟会另一个核心领导人黄兴更懂得军事力量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他很注意发展士官生并成为他们的直接领袖。

留日士官生从第4期起因为日俄战争拖迟入校，留在东京的许多人当时即加入同盟会，后来的第5、6期学生也纷纷加入，据李书诚回忆，仅这三期就有九十来人，辛亥革命起义者的姓名都能从此名单中找到，那些为革命献身的姓名也能从此名单中找到，如张世膺、王家驹。[16]183第7、8、9期生、在联队的候补生和振武学校的预备生中也有不少人成为同盟会员。

同盟会成立后，不仅注重在日本发展会员，也注重回国发展革命力量，清政府控制封锁固然严密，但是同盟会的骨干们冒着风险潜回国内隐密地建立支部、发展党员，扩大革命基础。早期毕业回国的士官生或者新被发展，或者是由华兴会、光复会、兴中会的会员直接转为同盟会员，如第3期的许崇智与蒋尊簋就分别属于这两种情况。1907年宋教仁在北方发展了具有较大影响的辽东支部，吴禄祯、张绍曾、蓝天蔚成为负责人。以吴禄祯为例，他不仅受宋教仁的影响，也受黄兴的影响。他是1902年与黄兴相识，曾经接受黄兴邀请“商议筹划革命准备事项”，对于华兴会的组建、宗旨进行过讨论；清朝廷练兵处成立后，清朝廷电调吴禄祯到北京任职，吴尚在犹豫中，黄兴得知后力劝吴禄祯：“北京地位重要，势在必行，机不可失”；我们在北京掌握部分权力后，可以与南方革命党人“南北呼应，共成大业”。[17]89此外，一些非同盟会员的士官生也是强烈赞成共和、倾向革命，如蔡锷和蒋百里。

有时，为了发展革命组织、积蓄军事力量，革命党人不惜用钱捐官以掌握军权，据当事人李书诚等回忆：富商出身的黄元恺曾资助吴禄祯二万俩白银获得第6镇的统制职位，给自己则花一万元购买了江苏道台的官位；而地方重臣陈夔龙之子、冯国璋之乘龙快婿陈之骥，也用六千两白银买了一个郎中的职衔以备急用。掌握了要职的士官生，一旦有机会则对革命同志加以提携，如吴禄祯曾向陆军部举荐蓝天蔚北上任职，1910年当他的湖北老乡陈宦被任命为第20镇的第一任统制后，吴借用老乡关系(陈宦并非是日本士官毕业生，许多资料都这样讲)向陈宦推荐了几名士官生担任要职，他们都是同盟会员。[18]66这种以人际关系网络开展开革命事业的例子比比皆是。

总之，无论是在日本在读的士官生，还是回国后在清政府中任职的士官生，一旦成为会员就非常投入，积极参加同盟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如，1906夏，刚成为同盟会员的阎锡山利用假期回家乡发展党员，还携带两颗炸弹准备搞暗杀活动；再如，士官生曾昭文被推为湖南同盟会分会长，誓不婚娶，以排满为职志，会务因之蒸蒸日上[19]281；还比如，王孝缜、李根源分别为广西、云南两省同盟会支部的负责人，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动员新军中的官兵、学生加入同盟会；更值得赞颂的是，有些士官生因为宣传革命被官方开除公职，或者是家人为革命献身，但革命志气却有增无减，方声涛就是两者兼具的一位，他的弟弟方声洞在黄花岗起义中牺牲，愈发激励他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由此也可以说，具有革命热情的士官生在同盟会的影响下逐渐成熟，而同盟会的组织领导是一部分士官生走上革命道路的政治保证。

三、留日士官生与辛亥革命起义

在辛亥革命发生之际，无论是武昌起义还是各地起事，士官生们发挥着军事骨干的作用，而革命胜利后的短暂时期，数名士官生担任地方都督有利于全国政治局势的迅速稳定。先来看辛亥武昌首义中的士官生。依据美国学者加斯特所言，共和国革命运动的队伍是会党、秘密会社、商人、新绅士、新军的大联合。具体到武昌首义，主力必然是受遥戴同盟会会旨的共进会和文学社动员的新军官兵和新式学生，从分工上来讲，士官生确实是发挥了军事骨干的作用。革命起义首先发生在湖北、士官生卷入湖北革命活动是有基础的，“湖北至少在1905年前五年已是革命活动的温床，而士官生很早就已卷入”；[20]586吴禄祯参加1900年唐才常起义就是鲜明例证。1911年10月10凌晨，革命三烈士刘复基、彭楚望与杨洪胜被斩首的消息传出，驻守武昌的新军各营中的革命党人悲愤填膺，起义遂提前进行。10日晚8时城内工程第8营打响了第一枪，城外辎重队首先纵火，第21混成协直属各营队起义；右旗第29标、30标响应；其中，工程第8营、第29标和第30标所处位置距离楚望台最近，同为先期到达会师的部队。炮8标是全标起义，入城参战并及时列阵蛇山，炮击督署、藩署，对光复武昌发挥了大作用；陆军测绘学堂响应，“大约有百人参加，占全校的三分之二”[21]188；此外还有陆军第三中学及其它军事学堂起义，第三中学的监督范上品为士官生。10月10日夜至11日晨，两军对垒，湖广总督瑞?见势不妙逃走，第8镇统制张彪也逃走，革命军很快攻克督署、藩署，十八星旗飘扬在黄鹤楼顶。一江之隔的汉阳、汉口也相继光复。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大地。

由上所知，在武昌首义时，工程第8营和炮8标的军事贡献最大。那么，士官生主要有哪几位，他们的影响与作用又何在?工程第8营和炮8标是湖北新军中最有实力的两支部队，两营的装备不仅较优，而且有着良好的革命氛围。工程营是革命党人渗入较早的部队，党人在全营的人数约占到四成左右；而炮8标从统带至队官则多同情革命，统带是二期生龚光明，全标起义时尚在北方观操，卓占标、杨起凤管带逃走，士官生姜明经管带与另一队官随军起义。这是其一。其二，守卫楚望台的军官成炳荣等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听到革命党人要起义的消息，总督瑞?等便格外重视楚望台军械库的防卫，特派纪堪熙、李克果、成炳荣等军官驻军监守，其中纪堪熙、成炳荣是士官六期生，均为同盟会员。据成炳荣的弟弟回忆：“呼号至右旗南营门外向楚望台鸣枪，该台守兵亦答以机枪，但均系向空发者。于是攻者冲锋上台搜捕巡守官。巡守官多散，先兄炳荣未走被执，以系老同盟会员，释之。三十标第三营营长杜锡钧带队踵至、与先兄炳荣约分守攻。先兄任楚望台、中和门、保安门、通湘门一带总指挥，杜则带队首攻督署，遂占领主阵地”。[22]95这一史料说明了成炳荣在楚望台参加起义的经过，他与校友杜锡钧里应外合，完成了占领楚望台的任务。其后，二人继续担任战斗指挥，以过硬的技术著称。其三，是刚才提到的杜锡钧。他们在革命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后来炮队扩充，姜明经初任统领，汉口战斗中在刘家庙与清军对垒，黎元洪起用清朝旧将张景良为总司令官，姜明经为总司令部之炮兵顾问，姜明经未能直接指挥前期战斗，而这个司令官除不听顾问的意见，反而临阵叛变，致使革命军损失惨重，姜明经被公推为后期战斗的总指挥官，虽然已经不能挽回败局，但是在随后的汉阳战斗、武昌之防守，炮8标一直冲在前面，姜明经的指挥才能是公认的出色；就在起义的第5天，姜明经拿出《上都督意见书》，对于下一步的行动及各项政策安排提出意见[23]63。南京光复，各省代表聚于武汉，姜明经、杜锡钧与其他代表提议民军应继续北伐。这说明士官生确实是有胆有识，具备担当勇士的条件。

武昌起义后，民军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需要扩充军事力量，募兵不成问题，发出告示不日即组成步兵八协，马队两标，炮队三标，辎重两营，急需的是将帅之才。黄兴到汉口，黎元洪登台拜将，一批士官生先后来到汉口，成为抵挡清军的主将，如黄恺元为总司令顾问；程潜为汉口--龟山阵地战的指挥员；曾继梧任总预备队的独立炮兵团司令。

全国各地的士官生纷纷起事响应武昌起义。10月21日湖南与陕西响应。在湖南，参加起义的有王隆中(又名李隆中)标统、梅焯敏管带、曾继梧管带等；在陕西，新军与哥老会共同起事，成功后，张凤?被公推为都督；北方张绍曾、蓝天蔚在10月23日发出“滦洲兵谏”的电报，同日，江西九江起义；10月29日山西响应，阎锡山、温寿泉被推选为正、副都督；10月30日云南响应，蔡锷当选为都督、李根源为参议院院长兼军政部长；10月31日南昌响应，几易都督，底定李烈钧为江西都督；11月4日上海响应，刚回国的河南省籍士官生刘基炎、张国威等10人参加了起义；同一天贵州响应，陆军小学堂的教官杨荩诚领导了起义，并被公推为都督；11月5日浙江、寿州响应，在日本野战炮兵第19联队实习的士官候补生蒋介石等听到武昌起义消息不假而归，并参加了浙江的光复[24]838；11月9日广东起事成功，胡汉民到任都督，任命蒋尊簋为军政部长，同日，安徽宣布独立；11月10日福州起义，许崇智被推为福建军政府陆军总司令，自请退居福州第一师长；11月22日重庆宣布独立，27日成都响应，12月8日成都郊外发生兵变，六期生尹昌衡率新军出城平乱，旋任四川都督；12月2日江浙联军光复南京，江北第九镇内应，也有不少士官生。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起义中多有同盟会的领导与组织，所提到的士官生多为同盟会员，充任都督及军旅团的人恰恰属于“铁血丈夫团”最初成立的28人之列。从地理位置上看，江浙上海固然重要，但江西、山西、云南、四川等省也极具代表性，尤其山西与云南，是辛亥革命起义大队伍中的两颗明珠。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两地参加起义的士官生就超过了40人，多半数以上是同盟会员。此两地相隔一天起事有力地推进了革命进程，山西又为北方重地，无疑在清政权的大后方插入一把刀子，加速了清政权的灭亡。

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夺取政权，而革命胜利后政局稳定成为首要问题。也就是说士官生的功绩不仅仅体现在军事上，还体现在稳定政局上。武昌起义第2天，湖北军政府成立，军政府的军令部长是杜锡钧；此后两个月内，全国15个省相继独立，由革命军控制，其中山西、陕西、江西、云南、四川、贵州、浙江(蒋尊簋参加广东起事后回到浙江任都督)、江苏(蒋雁行任江北都督，但不是同盟会员)等八省是由士官生执政，福州一处则有许崇智执掌军权。上述几省虽然不能左右全局，但是“革命之大局，因此益振”。[25]208剩余9个省虽然是由清政府控制，但是此起彼伏的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与人民群众的反清斗争汇聚在一起，使清王朝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意味着中国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伟大的转折。而南京临时政府是否能够迅速稳定事关全国政局的稳定，这时地方各省的稳定很关键。客观上讲，数省士官生执政必然益于临时中央政府摆脱困境，益于全国局势的迅速稳定，如江西从九江起事到南昌宣布独立，一度是多个都督分立，互不统属，社会混乱不堪，李烈钧继任都督，改组军政府，整顿军队，镇压会党，江西局势渐趋稳定。但是，南京临时政府与地方各省的政治平衡关系还未来得及巩固就遭遇政权和平让渡。等到袁世凯违反《临时约法》施行独裁统治排斥革命志士时，担任都督的士官生不仅仅纷纷去职，在革命的十字路口群体分道扬镳。前面讲过，同盟会的组织领导是一部分士官生走上革命道路的政治保证，而同盟会的发展状况如何又直接决定了这个群体的政治发展走向，再次说明士官生与同盟会的辩证关系。

总之，清末留日士官生在辛亥革命风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革命”二字原本是孙中山从日本的翻译著作中取出作为推翻反清政府的口号的，但是由提出口号到摘取果实非一日之功，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留日士官生因为在日本留学时参加各种救亡图存的社会实践活动，革命意识渐次觉醒，走上革命道路时又有同盟会组织领导这一政治保证，在清末新军编练与军事教育中的就业优势又为他们成为革命勇士创造了客观条件，无论武昌首义还是全国各地起事他们都冲在前头，所以说，他们是辛亥革命的军事骨干，为革命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注释：

①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A].《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章开沅：扩展学术视野，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A].《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海鹏：2001年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研究概述[J]《近代史研究》，2003(1)；严昌洪：纪念辛亥革命9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J].《江汉论坛》，2007(1)等.

②王晓秋：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A].《近代中国与世界-互动与比较》[M].紫禁城出版，2003年；何扬鸣：浙江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M].杭州大学学报，1993(2)；夏俊峰、苏诚：论晚清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10)等.

③靳明全：《攻玉论—关于20世纪初中国军界》[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李晓东：陆军士官学校和留日学生[J].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日本学论丛》[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年姜新：略论民国初年的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毕业生[J].《民国档案》，2007(3)等.

参考文献：

[1]拙著：近代中国留日陆军士官生人数考究[J].《军事历史研究》，2008(2).

[2]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006.

[3]林能士：辛亥革命时期北方地区的革命活动[J].《近代中国》总13期(台北)，1980(1).

[4]谢本书：《唐继尧评传》[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

[5]李烈钧：《李烈钧将军自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李根源：辛亥前后十年杂忆[A].《辛亥革命回忆录》[Z].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7]李根源：《雪生年录》，曲石精庐重刊本(卷一)[Z].写于1906，刊印1944年.

[8]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史料室藏：《清国留学生机密书类窃取二件》书类[Z].明治四十二年；李晓东：陆军士官学校和留日学生[A].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日本学论丛》[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陆军部练兵处的留学卷，《兵部陆军部档案全宗》[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