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

我们生活在一个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时代。从匈牙利到印度，从菲律宾到美国，从英国到巴西，从印度尼西亚到意大利，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公开交流已经越来越多地演变成高分贝的互相谩骂，双方无所顾忌地互放狠话，根本不留任何回旋余地。

在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美国，分裂投票处于历史最低。在明确表明支持某一党派的人当中，81%的人对另一方持否定态度。61%的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人都是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或是偏执狂。54%的共和党人声称民主党人居心不良。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会因为一位亲密的家庭成员与来自对立党派的人结婚而感到失望。

我们在法国和印度待了很长时间，政治权利的兴起在我们所在的自由“开明”的精英世界被广泛讨论着，但讨论的内容越来越多地出现千禧年主义措辞。一种清晰的感觉逐渐浮现：我们所熟知的、建立在民主和对话基础上的文明正受到威胁。

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的任务是向世人提供事实并予以说明，希望凭此能够调解分歧，帮助分歧双方理解彼此的话语，即使无法达成共识，也能够理性地看待分歧。民主可以与异议共存，只要双方彼此尊重，但尊重需要一些理解。

当前这种状况尤其令人担忧，因为这种对话的空间似乎在缩小。社会观点似乎开始“部落化”，不只关于政治，还涉及主要社会问题及相应的处理方式。

一项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发现，美国人对一系列广泛问题所持的观点，集合起来就像几串葡萄串联在一起。那些秉持相同核心信念的人，似乎对一系列问题都持相同的看法。比如说，同样相信男女有别，或努力工作就能取得成功的人，不论是对移民、贸易、税收还是社会不平等，抑或是对政府的角色，他们的看法都趋于一致。相比收入、人口群体或居住地，这些核心信念更能准确地预测他们的政治观点。

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话语的前沿和中心，而且不仅局限于美国。移民、贸易、税收或政府角色这些问题在欧洲、印度、南非甚至越南同样充满争议。但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往往完全取决于对特定个人价值观的认同（“我支持移民，因为我是一个慷慨的人”“我反对移民，因为移民威胁到我们的民族认同”）。如果要问什么支撑自己的观点，他们给出的答案却是编造的数字和对事实过分简单的解读。没有人是自己认真思考过而得出结论的。

这种现象的确是灾难性的，因为我们似乎陷入了艰难时期。全球经济在贸易扩张和中国惊人的经济成功推动下，迅猛增长，这样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而贸易摩擦则在全球各地爆发。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新兴国家在这段上升的发展潮流中获益匪浅，如今则开始担心接下来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当然，绝大多数富裕的西方国家对缓慢的经济增长并不陌生。但让人非常担忧的是，我们看到在这些国家社会契约正以惊人的速度分崩离析。

我们似乎又回到了狄更斯笔下的艰难时世，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矛盾日趋尖锐，日益不满的穷人之间互相对峙，而目之所及，看不到任何解决方案。

当下危机的核心在于经济和经济政策出现了问题。

是否可以采取措施推动经济增长？难道这也是富裕的西方世界的当务之急？还有别的需要优先考虑的吗？世界各地急速加剧的社会不平等怎么办？国际贸易是引发危机的原因，还是解决危机的方案？它对不平等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国际贸易的未来趋势是怎样的呢，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能否吸引全球制造业离开中国？那么人口迁移呢，真的有太多的低技术移民吗？新技术怎么样？比如，我们应该担心人工智能（AI）的兴起还是应该赞美它？而或许最迫切的问题是，社会如何帮助所有那些被市场抛下的人？

这些问题绝不是只靠一条推特就能解决的，因此人们有强烈的冲动要逃避这些问题。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各国对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挑战无所作为；这种不作为不断地助长愤怒和不信任，使社会严重地撕裂并对立，我们越发难以共同对话和思考，采取行动改变现状。这通常像是一个恶性循环。

经济学家对这些重大问题有很多话要说。他们研究移民对薪资的影响，研究税收是否影响了企业的发展，研究再分配是否鼓励了懒惰。他们思索各国间的贸易情况，并对哪一方可能从中获利或是遭受损失做出有效的预测。他们努力研究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实现经济增长，而其他国家不行，以及政府在经济无法增长的情况下要采取何种措施改善局面。他们收集数据，研究是什么让人们变得慷慨、谨慎，是什么让人们离开家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社交媒体是如何助长人们的偏见的。

事实证明，最新的研究成果往往让人惊奇不已，那些习惯于电视“经济学家”和高中教科书给出的标准答案的人尤其会如此。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将为那些争论指明新的方向。

不幸的是，很少有人给予经济学家足够的信任，愿意认真倾听经济学家给出的忠告。就在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前夕，我们的英国同行拼了命想要提醒公众，英国脱欧将造成巨大的损失。但他们感到自己的警告没有起到作用。结果证明他们是对的。没有人对他们的警告给予太多关注。

2017年初，舆观调查网（YouGov）在英国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问题如下：“当下列几种人就自己的专业领域发表言论时，你最相信哪种人的意见？”护士排在第一位，84%的人投票信任护士。政客排在最后，得票率只有5%（尽管地区议会成员被信赖的程度高一点，得票率有20%）。经济学家的排名仅仅比政客高一位，得票率在25%。天气预报员的信任度是经济学家的两倍。

2018年秋天，我们在美国做了同样的调查（加上了其他几个关于经济议题的问题，其结果被我们用来支持本书中的各种观点），访问了1万名美国人。结果再次显示，只有25%的人相信经济学家在其专业领域的见解，而政客的排名则比英国更低。

这种信任赤字和另一种现象互为镜像，那就是经济学家的专业共识（当它存在时）往往和普通民众的意见截然不同。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会定期向大约40名学院派经济学家（被公认为各自专业带头人）询问有关经济的核心问题，在本书中我们将之称为IGM布斯咨询小组答案。我们挑选了10个IGM布斯咨询小组接受的问题摆到我们的普通受访者面前。

在大部分问题上，经济学家和受访者的回答完全不同。例如，所有IGM布斯商学院咨询小组的成员都不同意“美国对钢铁和铝新增关税将改善美国人民的福祉”；而调查受访者当中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的人持同样的观点。

总的来说，我们的调查受访者比经济学家更悲观：40%的经济学家赞同“自2015年夏天开始涌入德国的难民将在未来10年为德国带来经济利益”这一主张，其余人对此持不确定态度，或没有发表意见（只有一人不同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25%的调查受访者对这一主张表示赞同，而35%的受访者持反对意见。相比经济学家，我们的调查受访者更倾向相信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兴起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基本不认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会创造足够多的新财富来弥补那些被淘汰的人。

造成这种观念差异的原因，不是因为经济学家总是比世界上的其他人更加支持自由放任政策。

早前曾有一项研究,邀请经济学家和1000名普通美国人回答相同的20个问题，然后比较两者的差异。研究发现，经济学家（很大程度上）更加支持提高联邦税（97.4%的经济学家赞成，相比之下66%的普通美国人赞成）。相比公众，经济学家对美国政府在2008年危机之后所采取的政策（银行救助、刺激措施等）也更有信心。另一方面，67%的普通美国人认为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薪资过高，而经济学家中仅有39%的人持同样观点。

这项研究的重要发现是，总体而言，典型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和普通美国人的思考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在所有20个问题中，针对某一特定说法，持肯定态度的经济学家的人数和持同样态度的普通美国人的人数相差35个百分点，反映出两个群体之间存在巨大分歧。

此外，即使将著名经济学家对所提问题的看法告知普通受访者，也不能改变他们的观点。对专家和公众明显存在分歧的三个问题，研究人员采用了不同的提问方式。对一部分受访者，研究人员会在正式提问之前以“几乎所有专家都同意这一点……”为开场白，对另外一些人则直接提出问题。最终研究人员得到的答案没有任何区别。

例如，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否增加了普通人的福利（95%的经济学家回答“是”），51%的受访者在被告知经济学家观点的情况下回答“是”，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下则有46%的受访者回答“是”。这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很小的差异。由此可以看出，似乎很大一部分公众已经彻底拒绝听取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的观点。

我们从来都不认为，当经济学家和公众的看法不同时，经济学家就一定是正确的。我们经济学家经常太过沉湎于自己的模型和方法，有时会忘记科学有其局限，思想体系有其伊始。我们回答政策问题时始终以假设为基础，这种方式对我们来说已成为第二天性，因为这些假设是我们建立经济模型的基本要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总是正确的。

然而，我们同样掌握其他人所没有的专业知识。《好的经济学》的目标（保守而言）是向公众传授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并就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和最具分歧性的话题重新开启对话。

为此，我们需要了解是什么破坏了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信任。部分原因是普通民众周遭充斥着大量糟糕的经济学。那些代表“经济学家”出现在公共场合发表公开言论的人，通常和IGM布斯咨询小组的成员不是同一批人。

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那些在电视或媒体上自封的经济学家——通常顶着X银行或Y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头衔，本质上都是其所在机构经济利益的代言人，经常随意忽略证据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们更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对市场做出乐观主义预测，而这正是普通公众大致上能与经济学家取得一致的地方。

不幸的是，从外表（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或说话的方式（夹杂着许多专业术语），以及电视上谈话时的面部特写看，你很难将他们和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区别开来。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可能在于这些电视经济学家更加愿意发表意见和预测，而不幸的是这让他们在公众眼里更具权威性。但事实上他们的预测工作做得很糟糕，一部分原因是预测未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大多数学院派经济学家对未来学都敬而远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项工作是预测近期世界经济的增长率。《经济学人》杂志曾经计算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0—2014年的预测误差的平均值。从预测时间开始的两年（比如2012年预测的2014年增长率），平均预测误差为2.8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做出的预测，比每年随便从–2%到10%之间挑出一个数字要稍微准确一点。如果只是将连续增长假设为4%，那么两者误差程度则不相上下。我们怀疑这事极大地助长了公众对经济学的普遍怀疑。

另一个造成信任差距的重要因素是，学院派经济学家从未花时间来解释他们那些更加微妙的结论背后通常极为复杂的推理过程。

他们是怎样分析这些存在多种解读可能的证据的？他们如何将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证据关联起来，从而得出最合理的答案？得出合理答案的程度有多高？是值得我们据此采取行动，还是应该拭目以待？当今的媒体文化天然地排斥这类微妙或长篇大论的解释。我们两个人都曾不得不与电视主持人反复争辩，才能完整地讲述我们的观点（但通常在实际播出时会被剪辑掉）。

班纳吉夫妇（资料图/BBC新闻）

因此我们认识到学院派经济学家通常不愿承担责任向公众发声的原因。向普通民众准确地传达观点，需要花费巨大努力，并且伴随各种风险，比如普通民众会认为你的观点听来非常愚蠢，或者你小心谨慎选择的措辞被媒体操弄，让公众误解成截然不同的意思。

当然有些人会站出来发声，但除了重大例外，这些人往往观点极端，且对现代经济学最优秀成果全无耐心加以研读。其中有一部分人过于崇拜某些正统观点，对任何与之不相符的事实视而不见，像念咒语般地反复宣扬旧的思想，即使这些思想早已被证伪。另外一部分人则对主流经济学不屑一顾，当然有些时候这是主流经济学应得的；但这通常意味着鄙视主流经济学的人不太可能代表当今经济学最杰出的研究。

我们的感觉是，最好的经济学往往是最不刺耳的。世界充满着复杂和不确定，经济学家必须与民众分享的最宝贵的东西往往不是他们的结论，而是他们为了得出结论而选择的道路——他们所知道的事实，他们解释这些事实的方式，他们采取的推理步骤，他们仍然不确定的其他信息。这是因为经济学家不是物理学家那种意义上的科学家，他们往往无法给出绝对意义上的确定性。

看过喜剧《生活大爆炸》的人都知道物理学家瞧不起工程师。物理学家思考深奥的理论，而工程师则摆弄各种材料，试图在现实中证明这些理论（至少在这部剧里是这样呈现的）。假如有一部调侃经济学家的电视剧，我们怀疑经济学家的地位会比工程师还要低上好几等，或者顶多也就和制造火箭的工程师相当。

与工程师（或者至少是《生活大爆炸》里的那些人）不同，我们没法依靠物理学家来准确地告诉我们火箭脱离地球引力需要的条件。经济学家更像是水管工，我们将基于科学的直觉、基于经验的猜测，以及一连串纯粹的反复试错结合起来以解决问题。

这意味着经济学家经常会犯错。毫无疑问，我们在这本书中也会犯很多错误。不仅是预测增长率这种本身就毫无希望的动作，还有一些更有限的问题，比如征收碳税对气候变化有多大帮助，如果大幅提高税收对首席执行官的薪水有何影响，或者全民基本收入（UBI）会对就业结构产生什么影响。

但经济学家并不是唯一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犯错误并不危险，危险的是过于迷信某个人的观点而置基本的事实于不顾。为了取得进步，我们必须不断回归事实，承认我们的错误，并继续前进。

除此之外，我们周围有很多好的经济学。好的经济学从一些令人不安的现实入手，根据我们已经了解的人类行为和其他理论进行推测，利用数据来测试这些推测，根据新掌握的一系列现实来改进（或彻底地改变）自己的“进攻线路”，并最终在好运的加持下得到一个解决方案。

从这方面来看，我们的工作也很像医学研究。经济学家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和这本书中讲述的情形非常相像。就像在医学领域一样，我们永远不能确定我们已经掌握了真理。我们只是对一个答案有足够的信心并将之付诸实践，同时心里清楚实践之后可能不得不改变主意。和医学一样，基础科学的完成和核心思想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结束，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这个想法也是我们工作的开端。

在某个层面上，大家可以将《好的经济学》看作一份经济学研究的“战场报告”：当今最优秀的经济学向我们指出现今社会正在努力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我们在书中描述了当今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除了他们的结论，还有他们得出结论的思考过程，他们一直以来，都在试图将现实和白日梦、勇敢的假设和可靠的结果、我们所希望的和我们所知道的区分开来。

重要的是，我们是在一个宏大的信念指引下投身这个项目之中，这个信念就是人类的愿望以及美好生活的根源。也许经济学家眼中的美好生活离不开金钱和物质，而我们所有人想要拥有的充实的生活，远远不止这些，它还包括：社会的尊重，家人和朋友的慰藉，尊严、轻松和愉悦。

只将重点放在收入上，不仅是一条便利的捷径，还提供了一幅扭曲现实的镜像，它会让最聪明的经济学家误入歧途，让政策制定者决策失误，让我们之中相当多的人都陷入不应有的困扰。

正因为对金钱或物质的执迷，让我们如此之多的人相信整个世界正等着夺走我们的高薪工作；导致我们一门心思将重心放在让西方国家重拾过去那段经济快速增长的光辉岁月；使我们在同一时间对那些穷人的生存状态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并且害怕看到自己也沦落到和他们相同的境地。这个同样的原因，也使得经济增长与地球生态之间的平衡看起来更加严峻。

更有效的对话必须首先承认人类对尊严和人际交往的深切渴望，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干扰，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方式，把我们从看似棘手的对立中解放出来。我们在本书中将证明，将人的尊严重新放在中心位置，会引发对经济发展的优先事项与该怎样关怀社会成员的深刻反思，尤其是在他们急需帮助的时候。

我们将在本书中讨论的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也可能是所有的问题，你都可能会得出与我们不同的结论。我们并不希望说服你条件反射性地认同我们，而是希望你采用我们的部分方法，对我们的一部分希望和恐惧感同身受。也许到最后，我们会真正地与彼此交谈。

（本文整理自：2019诺奖得主、《贫穷的本质》作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最新力作《好的经济学》作者自序。原标题：“让经济学再次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