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亚历山大·戴金，译/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 夏青】

·单极世界已被打破

《俄罗斯报》：在讨论当代世界体系时，人们经常使用“多极化”一词，把它作为一个理想的目标。但是，极点没有这么多，通常只有两个，因此我们只能说“两极化”。那么，当今的两极化指的是美国和中国吗？

亚历山大·戴金：显然，单极世界已经被打破了。两极化的世界正在形成。我认为，现在还很难说，新世界会是什么样的。我将当代的世界体系定义为走向世界两极的运动。此后会发生什么，很难说。像印度这样充满活力的角色已经出现，它暂时还不想与任何一极结盟。

《俄罗斯报》：是否可以认为新的两极模式是这样的：俄罗斯和中国为一极，美国为另一极？

亚历山大·戴金：我认为是这样的。但不仅仅是美国，而是美国和所有的北约国家，加上日本和奥库斯（AUKUS）。拜登对北约盟友排兵布阵的严密程度，是近代美国总统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俄罗斯报》：也就是说，两极化的一极包括俄罗斯和中国，而另一极几乎包括整个西方？

亚历山大·戴金：是的，几乎整个西方。也许土耳其除外。

“现在的外交政策不再是东—西空间，而是北—南空间”，截图来自俄罗斯报

《俄罗斯报》：我们观察到，土耳其现在的表现也很有意思。它正试图以当时法国的方式在两极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土耳其在创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亚历山大·戴金：土耳其正在寻找自己的国家利益，这也接近于埃尔多安总统的个人利益。如果回到冷战时期，那么土耳其如今的角色的确是和法国在第一次冷战期间为寻求某种平衡而扮演的角色一样，尤其是戴高乐时期的法兰西。

今天，土耳其恰好扮演了这一角色，并试图从这样的立场中获得某种利益：在某些问题上与一极合作，在某些问题上与另一极合作。

《俄罗斯报》：只要埃尔多安在位，这种情况就会持续下去吗？

亚历山大·戴金：如果他在2023年6月的选举中败选，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因为他的对手（也就是伊斯坦布尔、安卡等各大城市的市长）的政策更亲西方。

《俄罗斯报》：土耳其目前的角色是否主要取决于国家元首个人的想法？

亚历山大·戴金：是的，但埃尔多安在土耳其的支持率相当高。首先是土耳其企业对国内市场感到担忧，他们想要拓展市场，而土耳其目前正在积极地向非洲、巴尔干地区和中亚的突厥语国家扩张。所以，我们不能说这是他的独角戏，这符合土耳其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另外，土耳其的农业从事者非常支持国家进行伊斯兰化。

《俄罗斯报》：在中俄的组合中，两国都背负着自己的重担。如果俄罗斯和中国是其中一极，如何分配他们的作用？显然，中国是这一极中的经济领导者，那么俄罗斯承担的是什么？

亚历山大·戴金：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俄罗斯现在所拥有的战略武器潜力，中国在十年后也会拥有。中国明白也赞同这一点。我想起三年前，普京总统说，我们将向中国提供现代导弹袭击预警系统。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计算机——卫星系统，中国人没有。美国拥有，他们只向两个国家提供这些信息：加拿大和英国。而中国也承认俄罗斯在这一领域具有领导地位。

此外，中国在油气、某些矿产类、耕地面积等方面的资源匮乏。我们对中国的主要出口领域之一是食品。但是，中国在各类大众消费品领域的经济和技术领先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中东——21世纪的特殊现象

《俄罗斯报》：中东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它现在正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中心。

亚历山大·戴金：中东是21世纪的特殊现象。典型的中东国家，如埃及、伊拉克，曾经发挥过主导作用，现在已经失去了作为阿拉伯世界领导者的地位。

阿联酋、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已经取代了中东领导者的位置，它们正在成为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投资中心和金融中心，尤其是阿联酋。瑞士在美国领导的那一极中的地位十分明显，阿联酋从中受到启发，正在试图取代瑞士成为全球投资中心、全球银行中心、创意产业中心、高科技中心。

《俄罗斯报》：对于这一新的角色，俄罗斯应该对阿联酋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亚历山大·戴金：在我看来，我们对阿联酋的政策是相当成功的。这是由于我们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一样，是一个产油国。在维持市场的价格平衡方面，我们拥有相同的利益。

此外，今天这些国家的执政者基本上已经对美国强硬、蛮横的政策失望了。所有人都记得美国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它引发了许多复杂的事件和悲剧。他们都记得，基于意识形态，美国人几乎在两周内就抛弃了他们40年的盟友——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先生，海湾地区对此记忆犹新。

此外，我们在中东进行的疫苗试验非常成功，尤其是在阿联酋。我们的疫苗使中东在抗疫药物方面拥有多样性的选择。

2022年10月11日，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图自阿联酋通讯社

《俄罗斯报》：今天，世界应该如何对待像伊拉克、叙利亚这样的国家？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认为，如果把几个可恶的独裁者推翻，很快中东就会变成一个和平、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繁荣的区域。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

亚历山大·戴金：康多莉扎·赖斯的想法主要源于美国在中欧和东欧实行的政策取得了成功。她认为，类似的经验也可以运用于中东地区。

然而，中东地区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那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传统和身份认同。所以这种政策没有在中东发挥作用。

《俄罗斯报》：我们观察到在某种程度上伊斯兰化的欧洲。如何看待在默克尔时代，德国对难民的开放政策的合理性？多元文化主义是否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亚历山大·戴金：我认为，从道德的层面而言，默克尔的政策是绝对合理的。这些难民是不幸的人，是阿拉伯之春、美国占领阿富汗的受害者。德国向他们敞开了怀抱，这与中欧和东欧的许多国家，或者说与荷兰和西班牙不同。从这一层面而言，我赞同这样的政策。

不过，难民政策自然在德国也引发了许多过激行为。仇视伊斯兰教的现象在法国尤其普遍，在英国也能看到部分现象，瑞典的右翼政党还在推波助澜“伊斯兰恐惧症”的过程中上台了，而德国几乎没有仇视伊斯兰教的现象。相反，在德国，出现了左倾现象，中左派已经上台了，我指的是社民党和绿党。总而言之，德国已经有能力以某种代价吸收这波移民。

《俄罗斯报》：人们应该如何严肃地看待欧洲正在被伊斯兰化的事实？

亚历山大·戴金：到目前为止，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在选举中出现大量的右翼政党，按照传统，这些政党主张加强国家主权，以实现土著民族的优先权。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只在意大利发生过，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中国不会切断与美国的经济合作

《俄罗斯报》：最近，您在参加国际专家讨论会时提到，“目前的冷战不会是一场正面战争，而是一场多方位的不对称战争，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作准备？

亚历山大·戴金：第一次冷战是一场军事——战略、意识形态的战争。当时，我们与美国几乎不存在经济层面的关系，那时候中国和美国之间也根本不存在经济关系，中国志愿军还在朝鲜战争前线作战。

而如今，中国与美国、欧盟的贸易额接近1.5万亿美元。美国正在减少财政部的债券储备，但持有中国债券的规模仍有近1万亿美元。因此，中国人不会与美国切断经济关系，美国人也不会这么做，因为这威胁到两国的经济福祉。

意识形态战争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体现地最为明显。在第一次冷战中，我们坚持无神论立场。今天，我们不再坚持这种立场了，我们各国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应该以平常心看待中国的国家利益，它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

·分裂世界中的分裂社会

《俄罗斯报》：您还提到，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但这种不平等在国家内部也在加剧，经济、环境、数字、疫苗等方面都存在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说，一个分裂的世界中的分裂社会是现代世界秩序的主要特征？

亚历山大·戴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尽管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不断减少，但印度国内的不平等性在增长，中国自1980年起也开始增长。虽然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一直在减少，但发达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

如果我们谈论西方社会，自1960年代初以来存在的社会契约正面临着崩溃。这种社会契约的含义非常简单：每一代人都会比上一代生活得更好，孩子们比他们的父母更成功。而今天，它已经不起作用了。

有这样一个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个指数一直在下降。这表明，建立在经济持续增长、日益繁荣基础上的社会契约的命数已尽，而数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一进程。在农业方面，个人生产力之间的差距达两到三倍。在工业领域，则达五到十倍。而在数字经济、创意经济中，这种差距可以达到数百倍，相应地，人们的补偿金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这样的差距和不平等引发了许多事件，也包括国家内部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制定。

今年9月，数万人聚集在布拉格街头抗议能源价格飙升。图自美联社

《俄罗斯报》：在一次采访中，您说，鉴于目前的新局势，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资产进行重新评估，将其分为核心资产和非核心资产，这么做对俄罗斯是有利的。您说的“核心”和“非核心”是什么意思？

亚历山大·戴金：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外交政策的焦点放在横向维度上：东方与西方的对抗。形象地讲，就是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1990年的《巴黎宪章》，关于欧洲没有矛盾的优美措辞，这一切都像是乌托邦，就像“欧洲共同家园”。因此，今天波罗的海国家与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一起，重新唤起了百年前的比尔苏斯基构想，即在俄罗斯周围建立一条防线。这些国家影响着欧洲老牌国家的政策，如德国和法国。

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对俄罗斯而言，没有比波罗的海三国更具有侵略性的国家了。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在这些国家的每个首都设立大使馆，还是在里加设立大使馆，在塔林和维尔纽斯设立领事馆就足够了？另一个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在里斯本设立大使馆，还是在马德里设立大使馆和在里斯本设立领事馆就足够了？

外交政策资产不是无限的，我主要指的是人力资源——高素质的外交人员。在我看来，现在应该把这样的外交资产投入“后苏联空间”。让我们把核心资产和非核心资产分开。

《俄罗斯报》：“后苏联空间”国家对俄罗斯仍然十分警惕。我们可以从那些宁愿与俄罗斯保持距离的某些邻国身上看到这一点。其中一些国家已经接受了俄罗斯的帮助，但不能说他们对俄罗斯充满了感激之情。

亚历山大·戴金：您所说的感激之情在与共有花园的邻居关系中是可能存在的。在政治上，感激之情是一种罕见的东西。但你的话恰恰证实了我所说的话，我们是后知后觉的，我来给你举个例子。

1968年底，在著名的八月事件之后，苏联科学院内建立了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研究所。直到2014年底，我才在这个研究所创建了一个后苏联空间研究中心。但对我们来说，提早与前苏联各共和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是重要的，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而不是事后再去敲他们已经紧闭的大门。

因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后苏联空间研究中心，中心工作人员的首批任务之一就是分析乌克兰高中学生的文学和历史教科书。通过简单的频率分析法得出，乌克兰的反俄趋势在1997-1998年开始迅速增长，但我们直到2014年才发现这一点。我们先前没有研究过乌克兰社会，也没有研究乌克兰青年。我们本可以邀请乌克兰教师来这里，与他们举行一些研讨会，寻找可以相互协作的领域，但我们并没有做到。我们曾尝试过与乌克兰在商业层面、高层互动层面达成协议。

11月28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连任后访问俄罗斯，与俄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图自澎湃影像

我不希望这种情况在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关系中重演。如今，我们的研究所正在十分仔细地研究这些国家。您看，中国和美国在这些国家的首都所设立的大使馆建筑是多么宏伟，再看看在那里工作的外交官数量有多少。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缔结了“永久战略伙伴关系”，白俄罗斯与中国缔结了“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人把语言学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工具，他们不说空话。

《俄罗斯报》：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谈话中得出什么结论？

亚历山大·戴金：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定位从横向认识转向纵向认识。在未来20年内，这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早些时候，我们考虑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空间，现在我们应该考虑从摩尔曼斯克到上海的空间，把我们外交政策的力量集中到这条南北垂直线上。

北极圈不冻港：摩尔曼斯克 图自俄罗斯卫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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