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德烈·弗尔切克  赵朗圻/译】

新一代的“亲西方英雄”和“圣徒们”显然没能给当今世界留下深刻印象。胡安·瓜伊多与黄之锋的右翼倾向可以比肩特蕾莎修女，却无法如后者般使人“信服”。

很久之前，我曾造访过加尔各答，这也是特蕾莎修女曾工作过的地方。天主教会和西方的宣传机器称她为穷人服务。然而我采访了一些私下里认识她的人，他们将特蕾莎修女描述为一个恶毒、记仇、易怒的人。当然这些说法从未被记录下来，毕竟批评特蕾莎修女就等同于和全世界作对。

英裔美国作者Christopher Eric Hitchens是对特蕾莎修女批评最狠的作者之一。他如此直白地评论特蕾莎修女：

“这让我们想起中世纪的腐败教会：他们出售赎罪券给富人纵情声色，同时向穷人传教地狱之火与禁欲节制。特蕾莎修女从来不是穷人的朋友，她是贫穷本身的朋友。她说痛苦是上帝的礼物，她一辈子都在反对贫穷真正且唯一的解药——女性赋权，并将她们从赖以为生的义务繁殖中解放出来。”

作为一名坚定的反共产主义和反塞族人士，特蕾莎修女据说曾游说比尔克·林顿轰炸贝尔格莱德，尽管这个说法奇迹般地在卷宗记录中消失了。

特蕾莎修女

西方国家机器善于源源不断地生产“反派角色”：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拉美的反帝国主义者，非洲和中东的爱国主义者，以及亚洲有独立倾向的领导者们。

同时，他们也善于制造“英雄”：近乎圣徒的宗教人士，“热爱自由的反对派领袖”，“受人民爱戴的仁慈君主”，以及亲西方（并因此亲“民主”）的总统。

近乎奇迹般地，这些荣光加身的英雄个体们的所作所为完美契合了来自伦敦、巴黎和华盛顿的期待。他们从来不会让西方的媒体和大众们失望，也极少失误，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早已提前为他们写好剧本。

如此的个体数以百计，但只有最成功的为全世界所知，例如特蕾莎修女，瓦茨拉夫·哈维尔，若望·保祿二世，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

事实上，西方成功制造出的这些“圣徒们”都发迹于冷战时期，他们都与西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联系密切。曝光或是质疑他们轻而易举，但是，再次奇迹般的，几乎从来没有人有勇气这样做，因为这意味着与西方的政治宣传头目们和他们在地方上的走狗们直接做对。

如今，新的偶像们登上了舞台。

他们的做工不如他们的前任。过去的“圣徒们”堪称政治宣传下的杰作，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几乎刀枪不入。

如今的新人们却常常是些廉价劣质的复制品。

最近的两个作品包括香港的黄之锋和委内瑞拉的胡安·瓜伊多。他们年轻，利己，激进，脸皮够厚。他们在帝国体系下训练有素，能够熟练运用“政权更迭”这一最近才被命名的政治手腕。

他们两人，一个在西方被描述为“民主领袖”，另一个自己上台成为总统。

这两人都需要公众的认同为他们提供合理性，否则很容易找到他们在“逻辑”和政治安排上的漏洞，或是嘲笑他们的政治计划和实施手段。

黄之锋，香港的“民主领袖”，很明显是西方安插在“Z世代”中的一枚棋子。他对于全球政治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深入的哲学见解。他是福音派的狂热追随者，在九龙的私立基督教学校接受教育，“参与教会团体培养了他的组织能力和演说能力”。他第一次参与“游行活动”是2014年（雨伞运动），他当时只有17岁。然而这个年轻迷茫的小朋友迅速被美国的反华斗士们挑中了，并在2018年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因其“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引入政治改革内容并保护香港应有的自治和自由权利中所作出的和平努力”。

2019年8月30日，香港，“乱港”分子黄之锋被捕。（@视觉中国）

自那时起，黄之锋就频繁往返于西方世界的各大城市。

黄之锋，这位“颜色革命”的排头兵（尽管他之前是用雨伞为自己代言），于2019年九月在德国首都柏林被拍到和“白头盔”组织的人员会面。“白头盔”组织是西方安插在叙利亚的另一伙雇佣兵，被认为与受西方资助的中东圣战人士关系密切。值得一提的是，“白头盔”组织也曾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除此之外，黄之锋也被拍到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工作人员会面。这次会面的几周之后，“示威者们”游行至美国领馆前，要求美国将香港从中国“解放”出去；随后游行转向暴力和极端行为。

不管西方媒体如何支持甚至美化黄之锋和他的蒙面暴徒追随者们的所作所为，大多数香港人民支持的显然是北京政府。他们被这些暴徒随意破坏公共财产、不加区别地袭击任何对大陆和国旗表示认同的人士的行为吓坏了。

被洗脑并在西方尝到甜头的黄之锋，出于自以为是或是近乎宗教般的狂热，在柏林宣布：

“如果我们正处于新的冷战中，那么香港就是新的柏林。”

他接下来要求“西方‘自由世界’跟我们站在同一战线上，反对专制政权”。然而事实是，中国政府应对这一极具破坏性和叛国性质的游行示威已经极度克制，比法国政府或是西方的附庸印度尼西亚政府都要克制得多。

黄之锋领导的香港示威者们，破坏公共财产，痛打爱国人士，然后偶尔淋一淋香港纯净的直饮水，再被西方媒体如圣雄般对待！

委内瑞拉的胡安·瓜伊多是在自己宣布自己成为总统之后才被他的民众所知。他非任何选举产生，也没有任何实质上的组织或是团体支持，除了极少数身份不明的右翼政客们。

但他在西方成为了新的“圣徒”，至少在美国和欧洲的高层政客们中——他们的目标是把社会主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赶下台，再扶植一个倒退的、亲资本的、叛国的独裁者上台。

这听起来荒谬甚至愚蠢，但瓜伊多俨然成为了委内瑞拉的大多数的代表。不管这一事实何其诡异或是违背了所有的国际法规，西方（以及拉美国家的亲西方政客们）硬是把瓜伊多推上了台。他幼稚又俯首帖耳的笑声响彻加拉加斯和委内瑞拉的广大国土。

没人在乎他与哥伦比亚贩毒集团首脑们拍的那些亲切友好的照片。拉美地区的贩毒黑帮团伙一直以来都被西方所利用来反对左翼政府，尼加拉瓜的反对派就是例子。

没人在乎瓜伊多刚刚收到的那笔将用于“政权更迭”的五千二百万美元，以及数以亿计的已批准资金。最近的一笔汇款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资助名目是“发展援助”。

当地时间2019年9月14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出席集会活动（@东方IC）

只要他仇恨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他就是西方的圣雄！

互联网时代真假难辨，但彻底追查并非不可能。

与过去相比，想要对这些西方生产的“圣徒们”彻查到底，如今的成功率要高得多，除非西方（和西方附庸国）的公众们不想这样做。

柏林、巴黎以及纽约的那些黄之锋和胡安·瓜伊多的支持者们并非无知——有些人可能如此，但绝非大多数人。他们这样做是出于针对中国的种族主义，以及对拉美爱国社会主义的仇恨，仅此而已。他们对相反意见充耳不闻，批评和讨论改变不了他们的想法。他们故步自封，只想维持现状。

他们不在乎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们不在乎“民主”的真正含义是人民当家作主，而非西方虚伪的多党派政治安排。他们对于不同的文化不屑一顾。

风靡拉美的委内瑞拉式社会主义，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由中国来拯救腐朽落败的香港，更是他们最恐惧的的意识形态噩梦。

因此，虽然自相矛盾，但某种程度上黄之锋是对的——香港正在成为新冷战时期的柏林，这与北京或莫斯科无关，而是由于像他自己这样的叛国领袖。

西方出产的“圣徒们”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严重损害了他们各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直至今天仍是如此。

但不管他们身在何处，我们都会曝光他们。

（安德烈·弗尔切克：哲学家，小说家，导演，调查记者，报道了十余国的战争和动乱。他最近的出版物包括《Revolutionary Optimism, Western Nihilism》，革命小说《Aurora》，以及畅销全球的非虚构政治小说《Exposing Lies Of The Empire》弗尔切克如今生活在东亚和中东，并在世界范围内继续他的工作，个人网页：Patre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