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假新闻”一词于2017年获选为柯林斯词典年度词汇，被解释为“假借新闻报道形式传播的错误虚假、耸人听闻的信息”。

从17世纪到21世纪，假新闻贯穿了美国新闻业的发展历程，从早期未经核实的不实消息，到后来蓄意捏造的虚假报道，假新闻变得越来越像真相，事实与虚假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美国历史学家、记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安迪·图赫尔（Andie Tucher）曾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及前副总统戈尔的演讲撰稿人。她在著作《谎言与真相：美国历史上的假新闻与假新闻业》一书中回顾了美国假新闻的发展历程，深入发掘其成因，历数其造成的影响；书中还谈及美国政府机构如何介入新闻报道，以及美国媒体如何服务于其所有者的政治立场和倾向。

本文节选自《谎言与真相：美国历史上的假新闻与假新闻业》尾声《“一个堕落且变态的怪物”》，讲述对美国现代假新闻的观察和反思。

【文/安迪·图赫尔】

特朗普总统的任职与垮台，让任何一个有理智的新闻历史学家都免不了要回答这样一个急迫的提问：现在是不是史上假新闻最猖獗的时候？假新闻是不是对民主和公共生活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是的。

特朗普没有发明“假新闻”这个词，把自身错误归咎于新闻媒体的策略不是他想出来。他不是第一个为了自身利益而操纵记者和新闻惯例的公众人物，不是第一个用意识形态标准来衡量真实性的人，也不是第一个以发明者从未想过的方式利用新技术的人。其他政治操作者也蓄意破坏公民对公共机构和新闻机构的信任，或与那些志趣相投的新闻机构建立共生关系，这些新闻机构只是假装独立，或者给它们认为负面或尴尬的报道贴上虚假的标签。

只要有美国新闻媒体存在，并显示出令人不安的创新力和适应力以掩盖其意图，令公民生活变得复杂和混乱，假新闻和假报道就一直会是美国新闻格局的一部分。民主信息系统是对公民生活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但它也面临着不安全因素。多年来，民主信息系统一直被骗子、宣传家、吹牛者、党派拥护者、虚张声势者、丑闻制造者和出于个人动机的欺诈者入侵和利用，如果不对民主信息系统遭受入侵和利用的多种方式进行说明，那美国新闻史就是不完整的。

新闻业与真相之间的关系，总是比我们许多人意识到的更脆弱。

但是，这位总统在其4年任期内公开发表了3万多条“虚假或有误导性声明”——通常是为了取悦其忠实的右翼支持者——此举聚焦并加速了历史趋势，这一点是前所未有的。

此外，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几十年来形成的政党关系腐朽之风达到顶峰；公民被严重分化，各派别几乎没有共同语言；人们往往将专家、专业知识和真相妖魔化，而不是将其视为别人的意见。

再加上不断排斥科学和专业知识，即使是在致命的大流行病中，也认为科学和专业知识是精英主义，不可信任；人们广泛支持疯狂的、世界末日般的阴谋论；社交媒体是庞大、神秘和不负责任的机构，似乎有无限的黑客行为、伪造和虚假信息；互利契约将右翼政治世界和右翼媒体帝国结合起来。

结果是，公共生活中充斥着规模空前的有毒谎言，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被当作基本工具使用，而“真相”则被视为一种应得的东西。任何应该是真的东西都可以是真的。任何支持自己政治对手的东西都是假的。

新闻史学家也被这一请求所困扰：难道不能从假新闻的历史中学到什么东西，帮助我们应对当前的危机吗？历史学家们将过去视为一种塔罗牌是有道理的，因为塔罗牌可以为未来的道路提供预示性的见解，但即便如此，这也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当然，特朗普政府过度使用假新闻这个词，导致任何可能的答案都变得模糊不清。也许更有用的是这个问题：我们能从假新闻的历史以及它与政治党派之间日益恶性的关系中学到什么？

美国第一份报纸在波士顿闪亮登场并随即消亡后的两个世纪里，报纸几乎都是在玩弄真相，而不是调查真相，虚假新闻和它对应的真实新闻之间没有明显的形态区别。负责任的新闻机构一直愿意承诺有义务向公众提供值得信赖的信息，负责任的读者和观众也一直期望新闻业能认真关注严肃的事情。但在早期报纸自由竞争的世界里，负责任的报纸需要不断与恶意、狂热、贪婪和愚蠢的报纸竞争。自19世纪起，人们普遍知晓报纸、相册、19世纪末的电影院和以太领域包含大量严格意义上非信息的内容，读者并不期望他们在公共场所听到或读到的所有内容都是真实的。他们可以自己选择接受什么是真实的。

读者看到信息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他们可以相信这些信息是可靠的、相关的；而记者则看到了有用性、声望和商业优势，声称自己是告诉公众真相的人。正是这两种利益攸关方的双重压力，最终让新闻实践得以形成一定的秩序。记者在塑造自己真相讲述者的地位时，虚假这个标签的衬托必不可少。19世纪80年代，当记者第一次开始谈论“造假”时，许多人都将其视为一种恭维，代表着轻松、便于读者阅读。然而，很快，职业化的记者阶层就把这个词作为行话，在这个过程中，读者不再有责任（或机会）决定他们应该相信什么公共信息。

因此，当主流记者开始宣称最终被视为客观性的调查方法作为职业准则，将事实作为他们的信条，将“真相”作为他们的特殊财产时，报纸上的造假才有了拉尔夫·普利策在1912年所说的“一个堕落且变态的怪物”的味道。尽管职业化的记者们有时也达不到自己设定的标准，但他们对自认为可接受的工作类型、希望行业中出现的记者类型，还有他们负责为公众提供的服务类型做出了明确声明。他们的原则很明确：

真相就是看起来像新闻的东西，而新闻看起来就是真相。

美国报纸出版商拉尔夫·普利策

然而，将造假污名化非但没有制止造假，反而将其变成了一种可以用来对付污名化者的武器。“造假”这个词逐渐淡出有关新闻业的讨论，对于新闻报道这项严肃的事业来说，造假太过轻率。但是，当记者逐渐将其权威性和特殊地位的主张更深地植根于公正性和准确性之中时，针对偏袒和不准确性的指责就成了更有力的武器。对于自己不愿接受的真实信息，公民和公众人物都利用这些武器来破坏信息的可信度。

有时，这些指责有效批评了真正糟糕的报道：尸体工厂耸人听闻的故事、沃尔特·杜兰蒂对苏联饥荒的倾向性报道、珍妮特·库克和其他新闻工作者捏造的谎言。有时，正如麦卡锡参议员对“红色”新闻媒体的攻击，或大烟草公司挑战有关吸烟危害的科学报道，指控者发出事实层面或意识形态方面不准确的言论，将这些言论伪装成对报道的有效批评，而这些报道本身在当下看是准确的。

有时，其他伪装也会发挥作用。在“真正的”、职业化的新闻业出现之前，假新闻基本上不可能存在，假新闻将自己伪装成真新闻的样子，假装接受真新闻的标准，并且常常因为有了假新闻而破坏了真新闻的可信度。假新闻越来越像真相，伪造的真相越来越像新闻。

主流记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尝试捍卫其职业界限，要向广大公众（有时也向他们自己）解释为什么这些假新闻事实上不是真的，而要这么做很困难，往往使得捍卫职业界限变得更加复杂。

新的传播技术和实践不断重塑媒体格局，但它们算不算是新闻业？新闻工作者需要纠正什么？一些内容碰巧具有新闻特质，但从未声称自己忠于事实，假新闻与这些内容的界限又在哪里？毕竟，在1898年，先锋电影制片人阿尔伯特·史密斯和J.斯图尔特·布莱克顿用帆布桌布和浴缸拍摄出了圣地亚哥湾，只要大多数人都知道他们看到的并不是真的古巴，这真的那么糟糕吗？当新闻业与娱乐业纠缠在一起，哪种价值观占据上风，读者和观众又有多在意呢？

随着媒体规模越来越大，与政治体系的纠缠越来越深，假新闻也越来越多，政治家、改革家、教育家和其他人不可能通过努力将假新闻根除。

在一战中，媒体进行了令人不齿的过度宣传，在此之后，国际联盟试图通过条约禁止假新闻。让每个人都同意不再以广播散布谎言，这种做法很高尚，但国际联盟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宣传者，他轻率地忽视了事情的全局。

从长远看，美国在教育领域的理想化尝试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美国成立了宣传分析研究所，教导儿童和成年人如何检视自己的偏见，然而研究所不到半年时间就关闭了，以便为官方认可的战时宣传腾出空间。

在麦卡锡时代，参议院中的民主党人开始努力取缔故意歪曲的竞选材料，该努力之后付诸东流，在宪法层面也存在疑问，在民主党失去多数席位后，这一做法就消失了，因为新掌权的共和党人不会放弃这些已成为他们有效武器的东西。

到20世纪70年代，新闻机构自我监督或对其他新闻机构策略作出可靠批评的传统权威已破灭。具有反叛精神的“新新闻主义”记者强烈否定客观性（即几十年来专业新闻的基础），认为它不足以满足需求，传递的信息不足。但同时他们也提出了新质疑，即主观性是否会鼓励不准确的报道。年轻记者在一些最负盛名的新闻机构中工作，他们一次又一次让老板蒙羞，老板似乎无力控制他们。在战争和外交事务的重要报道中，出现了一些令人尴尬的错误，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新闻界的信任，公众们不再相信新闻界能将一切事情处理好。

通过公开承认和谴责来做一件光荣的事情，似乎只是招致更多尖锐的批评。随着网络上知名的“小声喧嚣”变得越来越嘈杂，任何理性对话的尝试都被过滤泡沫所淹没，消失在回音室中，埋没在煽动性言论、黑客和欺诈行为、傀儡表演、算法操纵和其他在线不当行为之中。数字新闻世界日益细分，传统的新闻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资金挑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因为不满而离开。

在驱动公共生活的政治极化方面，假新闻现在已巩固了其重要地位。假新闻植根于一个新兴的生态系统，该系统由右翼媒体活动者和组织构成，他们利用网络世界快速、轻便的优势，采用福克斯新闻的策略，将其超党派的内容呈现为经过专业验证、准确和无偏见的信息。这些组织经常炫耀民主和新闻自由的言论，明确声称按照专业化的新闻标准运作，并且经常诋毁国家媒体和“自由派媒体”，理由是它们没有做到这一点。

例如，在2018年，数十名在保守派电视广播公司辛克莱广播集团工作的新闻主播被要求朗读一份文稿，文稿谴责“新闻报道不负责任和片面化，这一趋势一直困扰着我们国家”。文稿接着写道，全国性的新闻机构“没有先核查事实”，就发布从社交媒体上扒出来的“假新闻”，“新闻媒体正在利用他们的平台推动发布个人偏见和议程，以‘控制人们的想法’，这对我们的民主极其危险”。

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报纸倒闭，一家神秘的网络组织在美国50个州建立了大约1300个在线网站，这些网站的名字听起来还不错，包括“安阿伯时报”（AnnArbor Times）和“得梅因太阳报”（Des Moines Sun）等，并经常说他们“提供客观的、以数据为导向的信息，没有政治偏见。”这些网站很少承认，他们的许多文章实际上是由共和党政治活动家、企业公关公司和保守派宣传团体订购和资助的。他们决定了文章内容、来源和明显的右倾倾向。

布赖特巴特新闻网时任执行主席史蒂夫·班农在2016年共和党全国大会期间向记者吹嘘说，布赖特巴特新闻网是“美国另类右翼的平台”，在其网站上自称“美国领先的新闻机构组织之一”，创立理念是“真实的报道和自由开放的思想交流，对于维持强大的民主制度是必需的”。

詹姆斯·奥基夫的“真相项目”在对主流新闻机构、民主党政客、工会和自由派宣传团体的“调查”（正如该组织网站所称）中，经常使用道德上或法律上可疑的卧底技术和编辑做法，经常被谴责为具有欺骗性。《纽约时报》2020年报道称，一个与特朗普政府关系密切的安全服务承包商参与了一项由前美国和英国间谍提出的倡议，旨在对“真相项目”的特工人员进行间谍战术和情报收集技能培训。当被问及看法时，奥基夫告诉《纽约时报》，他的组织是一个“令人自豪的独立新闻组织”。

在InfoWars.com网站上，亚历克斯·琼斯推动了从“比萨门”到白人种族灭绝的阴谋论，并遭到了起诉。一些一年级的学生在一场学校大屠杀中遇难，琼斯将该屠杀称为骗局，遇难学生的家长以诽谤罪起诉了他，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个“顽强的记者”，他的组织“公开并自豪地将我们的偏见——真相——戴在袖子上”。这位“门户专家”网站的博主炮制有诸多流言蜚语，包括希拉里·克林顿病入膏肓、新冠疫苗导致数千人死亡，还有乔·拜登号召穆斯林圣战。2021年初，他在推特散布了数周关于选民欺诈的虚假信息后，其账号被封禁了。在2019年和2020年的几个月里，琼斯在自己的主页上吹嘘称，他的网站“过去两年来比《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微软全国广播公司都更准确并且还将持续下去！”

《每日电讯》（Daily Caller）网站强烈倡导白人民族主义和反移民，其联合创始人塔克·卡尔森于2020年6月离职，专注于他在黄金时段播出的高评分福克斯新闻节目。该网站特意强调欢迎其读者报告任何错误，并承诺会“迅速”纠正错误，“以便我们的读者能够知道真实的故事”。当然，人们通常认为公开接受和纠正错误是职业操守的主要信号，一个新闻机构愿意这样做的程度，真实反映了其对事实准确性的承诺度。

然而，《每日电讯》的做法并非完全像其所承诺的。2020年1月，我使用该网站的搜索引擎检索“更正”（correction）一词及其近义词的使用情况，在前100条搜索到的信息中，只有3条涉及《每日电讯》本身的错误，其中一条有关演员和泳装模特凯特·厄普顿的“性感”。其余大部分都是分享其他新闻机构或专家不得不做或应该做的更正笑料，这些更正“重要”“尴尬”“惊人”或“巨大”——绝大多数都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

传达的信息很清晰：《每日电讯》对职业操守的兴趣仅限于利用职业惯例，以损害遵守惯例的新闻机构。策略也很清楚：假记者正在以他们开展新闻工作的方式定义新闻实践。假记者正在划定自己的职业界限，以破坏、否定和抛弃真正的职业界限。假记者正试图控制真相的模样。

说新闻业已达到危急时刻，这种说法听起来既熟悉又让人厌烦——什么？又来了？但特朗普及其盟友对记者和真相本身的攻击是空前的，而且考虑到涉及的权力和财富，这些攻击不可能迅速消退。

即使是用心良苦的记者，也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弥补对公共生活的损害，恢复人们对公共机构已经受损的信任，或者弥补本行业的重大错误。记者可以尝试用信息弥合政治极化的鸿沟，可以调查造成这些鸿沟的不满和怨恨，但他们不能强迫那些不满和怨恨的人接受或采取行动，甚至不能强迫他们关注记者要说的话。记者可以试图澄清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但他们不能也不应该满足听众（非常人性化）的愿望，证实这个世界完全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式运作。记者不能阻止公众人物撒谎，也不能强迫人们认识到他们在撒谎。

新闻工作只有在那些接受其权威的人看来才是真实的。对其他人来说，真相并不像新闻的样子。

《谎言与真相：美国历史上的假新闻与假新闻业》，（美）安迪·图赫尔 著，孙成昊、刘婷 译，中译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