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德鲁·刘）

对于那些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力的美国和西欧政客来说，为了分散公众对他们的注意力，一个方便的替罪羊就是“中国”概念。怪罪“中国”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的模棱两可。责难者难道仅仅是在指责共产党在一月份那关键几周里是如何隐瞒信息的吗？包括唐纳德•特朗普在内的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都使用了这样的托词。

或者，其明确的潜台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中国人”及其迥异于它国的文化和习惯？就拿笨拙玩弄两面手法的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来说，他声称自己“对中国人民没有恶意”，但问题出自于“中国野生动物市场糟糕的卫生条件”，以及中国人食用蝙蝠和穿山甲的饮食习惯。无论其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现在都看到对“中国”的批评是如何导致在美国、西欧和大洋洲大量出现了针对华人和亚裔移民的种族主义暴力活动。

我赞同自由派谴责这些暴力活动是仇外行为，但我也担心，这种对“中国人民”和“文化”含糊不清的宽容之声正中右翼种族主义分子的下怀，使我们无视动态的历史过程而深陷于辩论同一性和差异性的问题。如果想要真正理解中国在这场疫情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必须考虑到中国近年来在全球市场中地位提升这一特定政治经济状况，中国在全球市场的崛起，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便利了病毒的传播，同时也播下了欧美反华的种子。

就拿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做个例子，有人说这种病毒源自于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吃穿山甲肉的嗜好。尽管穿山甲的鳞片和肉在中国大陆的确被宣传为一种民间药材，但统计数据表明，真正的决定因素是全球化的影响，正是全球化使中国的商业阶层获得了财富。穿山甲肉的价格已经从1994年的每公斤14美元攀升到今天的600美元以上，而每次在边境被没收的走私穿山甲肉通常都会超过10吨。

订购野生动物的顾客常常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或庆祝股市某天的上涨。可这些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中国公民即使不支持野生动物消费禁令，也主张严格限制这种消费。因此，重新流行食用穿山甲不单纯是传统文化造成的，更是中国经济自由化的结果，而这种自由化则是美国所倡导的。

广州海关截获走私穿山甲，图片来自于人民网

同样是这些经济力量加速了病毒向海外传播。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的爆发地武汉，原本是连接广州、上海等沿海大都市与中国内地的枢纽城市。尽管武汉被认为是一个“二线”城市，但随着资本深入内陆去追逐更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它也被卷入到了最新一波全球化中。在2月和3月间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揭示出了长期不为人知的经济联系，比如中国对伊朗库姆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或者武汉汽车零部件行业与塞尔维亚、韩国和德国工厂之间的联系。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最先在中国出现，但随之而来的传播和危机则要归因于强大利益集团在21世纪所建立的全球商业、旅游和供应链网络。

如果将疫情爆发归咎于某些似是而非的中国文化观念，其最大的讽刺之处在于应对疫情最为有力的政府通常是那些华人占主体的政府，如中国台湾（5人死亡，380人患病），新加坡(6人/ 1910人)，和中国香港(4人/974人)。没错，它们相对较早的应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2003年非典(Sars)疫情的前车之鉴，但也与东亚福利制度发达的历史有关。与欧洲和美国不同，东亚地区一直大力投资医疗基础设施建设，以便精准应对此类危机。

抵制反华路线并不是为中国的行为进行道歉或辩护。但是，威权体制和民主体制真的像西方理论家所说的那样泾渭分明吗？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在一月份将武汉疫情隐瞒了三周，而这段错失的时间很可能决定了这场疫情到底是一场地区疫情还是一场全球疫情。尽管如此，发人深省的是即使从一月中旬开始，其他政府花了更长的时间做出回应：英国在漫长的八周时间内拖拖拉拉，美国则无视明显警报长达70天。

这种无所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例外论造成的，该理论认为病毒和传染病只发生在“那边”，即穷国和非白人国家。这是回击反亚裔种族主义的一个关键点。正如“正义是全球的（Justice is Global）”组织理事周鸢多（Tobita Chow）所写的那样，与其纠缠于指责游戏，我们更应指出目光短浅的民族主义视角是如何导致致命的无所作为的。在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几周里，官员们承认，他们最初将武汉危机视为“与我们无关的科幻电影”。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一位政客表示，他的城镇是安全的，因为那里只有几个华裔居民。在费城，有一个更具悲剧性的另类种族主义想法，有传言称该病毒是一种中国人的病，因此无法感染美国黑人，这种错误信息使官员们担心不平等现象会更加严重。

归根结底，新冠病毒疫情和随之而来的反亚裔风潮都不仅仅是文化和排外的问题，而是会带来生死攸关严重后果的动态问题。两者都是中国崛起为全球资本主义主要力量后产生的间接副产品，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打造了传播病毒的供应链和旅行网络，而且威胁到了欧美数百年的经济和政治声望。

在美国，这种担忧已经在民粹主义者的说法中表现出来，他们认为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流失应该归咎于中国，而不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和商业阶层。在一项被视为反全球化的公投结果出来后，一场围绕是否该让华为来建设英国5G网络的风波将英国人的焦虑情绪展露无遗。西方人对中国的恐惧并不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但冠状病毒作为一种无形的全球性毁灭力量，却为这种恐惧提供了一个最贴切的隐喻。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自由派所呼吁的宽容，这些危险的情绪是不会随着疫苗的出现而自动消失的。我们还需要认清和正视这股西方反华风潮背后的政治经济力量，以及在回应此次全球性社会和公共卫生危机时，民族主义的不足。

（观察者网杨瑞赓编译自《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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