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这场反乌托邦的总统竞选逐渐展开，我的脑海里不时闪现柏拉图《理想国》里的一段对话。我在研究生院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就感到了不安与惊讶。它摘自苏格拉底和朋友们讨论不同政治制度的性质、它们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以及一种政治制度会慢慢演变成另一种政治制度的对话。苏格拉底似乎很清楚“专制政治必产生于民主政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发现，在他看来，民主政治是自由与平等最大化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允许的，公职是抽签安排的。柏拉图认为，民主政治持续时间越长就会变得越民主。自由会增加，平等会蔓延。对任何一种权威的敬畏都会消失，对任何一种不平等的容忍都会受到强烈威胁，多元文化和性自由将造就犹如“五彩斑斓之衣裳”的城市或国家。

专制产生于民主

柏拉图认为，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彩虹旗般的组织体制是最公平的。但它本质上是不稳定的。随着精英阶层的权威渐弱，随着当权派的价值观让位于民众价值观，观点和个性会变得五花八门且互不理解。一旦阻碍平等的种种壁垒不复存在，一旦人人平等，一旦经验阶层遭到鄙视而为所欲为得到正式认可，那么，民主政治就到了晚期。

富人受到攻击，不平等越来越让人无法容忍。父权制也被打破：“男女皆享同等之自由，而男女间又皆平等。”家庭里长幼尊卑颠倒：“（父亲）习于与为子者平等，而有时竟对之有畏惧之心。为子者俨然与父并立，而逐渐疏忽其敬上之念。”在课堂上，“教师必畏惧学子，而有谄媚之行为。学子则藐视教师，不听其教训”。动物被视为与人平等，富人与穷人打成一片，“人民之自他国迁入者，与本国之人民亦得平等”。

柏拉图认为，当民主政治全面成熟到这个程度时，意欲专制者往往就会抓住机会。

晚期民主令人忧

去年12月我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看到唐纳德·特朗普那张义愤填膺的脸时，我不由得感到有点恶心。今年春天在政府卫星有线电视台看到狂热的特朗普集会并眼见着他在变乱中肆意攻击远比他更有资格的政治同行时，我的恶心转为恐惧。当他似乎纵容以暴力手段解决政治分歧时，我的脑海里开始敲响警钟。几十年前柏拉图就在我心中埋下了隐忧，让我担忧晚期民主生活的固有危险。不难看出，柏拉图的看法恍惚折射了我们这个高度民主的时代，蛊惑人心、专横残暴的特朗普活脱脱就是早期政治专著《理想国》里的人物形象。

在最近的几场初选胜利之后，特朗普已经非常接近于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我想，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弄明白这场选举揭示了我们生活方式中的哪些脆弱因素以及晚期民主政治开始暴露出的危险征兆。

美国民主制度得以维持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制宪元勋们读过柏拉图的书。为防止我国民主政治受制于大多数人的专横和暴民的情感，他们在民众意愿与权力的施展之间设置了重重障碍。投票权受到严格限制。总统和副总统不是由民众选举产生而是由选举团推举。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的政党尝试实行初选；在196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出现混乱之后，如今远远更为民主的体制成为规范。

直接民主不再只是选举国会和总统，它拓展了谁可以有资格担任公职的理念。过去，候选人要通过担任竞选得来的职务、内阁职务或军事指挥官积累经验，他们实际上是由同行评审推选出来的。这种优胜劣汰机制渐渐分崩离析。1940年，毫无从政经验的商人温德尔·威尔基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承诺让美国远离战争，夸耀其个人财富使他绝对不会贪污腐败：“我将对人民以外的任何人都不负有义务。”他惨败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尽管如此，从那时起，非政界候选人激增，有罗斯·佩罗和杰西·科尔逊，有史蒂夫·福布斯和·赫尔曼·凯恩，今年择优本·卡森、卡莉·菲奥里纳以及唐纳德·特朗普。我国民主政治的政治的进一步拓宽——我们愈发乐于接收随便什么人的领导，事实上是越来越偏好外部人士——现已基本完成。

对民众意愿、尤其是在选择总统时对民众意愿设置的障碍几近于无。2000年，乔治·W·布什在普选中落败，凭借选举人票并最终异乎寻常地由最高法院做出裁决才胜选。阿尔·戈尔最终让步使国家免于一场宪法危机，但这件事引起了广泛的忧虑，而且不局限于民主党人中间。今年，我果真单间里的代表制度也遭到抨击。特朗普声称，不管规则是什么，得票最多的竞选人应当获得共和党的提名。现在看起来她好像根本无须说服人们相信他会积累足够多的代表来确保获得无可争议的提名，反正他已经赢了。足足一半美国人如今认为传统的提名制度受到操纵。

网络民主泛滥成灾

21世纪带给美国大选的新生事物是媒体民主。如果说晚期政治民主花了两百年时间日臻成熟，那么，相应的媒体花了大约二十年，它迅速抹除了精英阶层对我国民主论述的几乎任何约束和控制。这个过程起源于上世纪末富有党派色彩的电台访谈节目。互联网的兴起进一步使所有信息源民主化，急剧扩大了各路媒体的读者群，让每个人都有了个公开发表意见的平台。原有的一切入场障碍——印刷、纸张和销售成本——都土崩瓦解。如今只需一个网页就能发起一场虚拟群众运动。几秒钟足矣。

网络还具有非凡的能力吸纳其他形式的媒体，使各个门类空前融合。政治和娱乐之分变得模糊，大选报道越来越像播送体育节目。特朗普的反复无常、难以预料和情绪激昂就像每天源源不断的推文。而我们竟然在考虑让他掌握核武器发射密码。

在我看来，认为特朗普强盗般的民粹主义绝无可能入主白宫的那些人忽略了这个动向。新纳粹主义运动不是靠说服循序渐进的：他们先改变辩论的条件，以无拘无束的情感为基础建立一个团体，接管现有机构，然后无情地利用各种大事。因此，此前民调数字让人安心的前提是无视突发外部事件——11月大选前经济下滑或某个大城市遭遇恐怖袭击——有可能产生的影响。例如，我毫不怀疑特朗普说他要将“伊斯兰国”组织“斩首”是真心实意的，不管那是什么意思。但“伊斯兰国”的利益和特朗普竞选的利益如今完全一致是始终不变的事实。恐惧向来是意欲专制者的最大盟友。

特朗普现象的重大教训是，假如精英阶层用妥协无法治国，最终就会有外部人尝试以民众情绪和残忍武力治国。

精英阶层需超越党派

但精英阶层在民主政治中依然很重要。他们重要并非因为他们是民主的敌人，是因为他们提供了挽救民主于自取灭亡的关键要素。这个国家经受过远比当前更险峻的日子，现在还不是放弃民主政治和精英阶层之责任的时候。预言希拉里·克林顿会在11月大获全胜的民主党人既要检讨自己的沾沾自喜，也要明白特朗普问题其实不再是党派幸灾乐祸的由头。实际情况要危险得多。仍然支持伯尼·桑德斯的人或许该认识到，他们批评希拉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并轻率地将其与腐败混为一谈——只会让特朗普渔利。眼睁睁看着由希拉里来下调其政党的雄心壮志会让人感到难受，因为她乐于妥协和推诿的做法正是让很多美国人不信任之处。然而，很快我们恐怕就会只剩下她来抵御威胁了。她应当抓住敌人的致命弱点，打击在不经意间给予了他力量的那种身份认同政治，以不认错的态度论证有经验和态度中庸并非恶习，更为直接着手解决白领工薪阶层的焦虑——民主党人必须听着。

更重要的是，竭力运用其自身提名程序长期以来的规则驱除这个怪物的共和党人值得我们给予同情的声援，而不是鄙视。这不是指摘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咎由自取的时候。共和党人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抗击特朗普，与民主党人和独立人士联合起来抵制他，并做好准备牺牲一场选举来挽救他们的政党和国家。

就我国自由民主政治和宪法秩序而言，特朗普是一个灭绝级事件。我们早该开始照此对待他了。

（本文原文载于《纽约》双周刊，《参考消息》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