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安东·尼尔曼】

2023年3月28日，我的堂弟，加夫里柳克·尼尔曼（化名），正式被宣布在巴赫穆特战场上阵亡了。据为我们家庭进行死亡通报的当局官员的说法，他被俄方狙击手狙击，脑部右侧中弹深入脑皮层，当场死亡。

尽管事情已经发生了一个多月，但当天的情形还是让我记忆犹新。作为旁系亲属，我收到死亡消息的时间比他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叔叔婶婶要稍晚一些。我还记得当天是下午三点半，我收到了消息，此时距离下班还有2个小时。尽管内心煎熬，但我还是坚持完成了当天的工作后才匆匆赶往叔叔家中。

而眼前发生的一幕正是活生生的人间悲剧。也许中国朋友们无法想象这种因战争而造成的丧亲之痛。没关系，接下来我将尽我最大的笔墨之力来为大家描述这幅场景。

乌克兰伊尔平镇，一名在抗战中阵亡的军人星期五出殡，亲友们抚着棺材哭泣。（美联社）

“我的儿子永远留在了巴赫穆特”

“我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儿子，他就是我的一切！”刚一进门，婶婶娜塔莉亚·沙姆里茨卡娅（化名）就对我泣不成声地说道。

“对政府来说，他只是一个阵亡数字。对俄国人来说，他只是军功的一部分。而对我来说，我失去了一切！”婶婶此时已经快说不出话来了。

堂弟阵亡时才24岁，他一直将成为一名军人当成自己的梦想。

但其实我的叔叔婶婶一直对他的梦想并不是很赞成。他早在成年那一年就可以入伍了，但由于父母的阻挠，直到2021年才与乌克兰武装部队签订了一份为期三年的合同，开始服役生涯。

入伍后，堂弟成为了一名海军，曾在第1独立海军陆战队服役，该营于2014年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加入第36海军陆战旅，实际上也是陆军编制中的一员。但他们的部队编制常驻于敖德萨，按理来说，坐守大后方的他们并不需要开赴东乌克兰的陆军“绞肉场”去战斗。因此在2022年战争爆发后，叔叔婶婶一直庆幸他们的儿子并不需要上前线与训练有素的俄军搏命。

但2023年开年过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随着东乌克兰战场的局势逐渐恶化（对基辅当局而言），当局开始不择手段地开展大征兵行动。而原本驻守于各地的海、空军也逐渐被调驻到东乌战场上填充战壕，以弥补兵力的不足。这一点相信中国朋友也已经非常熟悉了。

本来常驻于敖德萨的第1独立海军陆战队，也于2023年2月4日调赴了巴赫穆特前线，知道了消息的叔叔婶婶异常焦虑不安。

“海军怎么能去陆战战场搏命？当局是在开玩笑吗？”这是那段时间叔叔说的最多的话。

婶婶也对当局的决定颇有微词，认为这是在拿所有人的生命开玩笑。面对这种情况，我也只能表达表达空洞的安慰和无力的劝导。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用这句斯拉夫人最常用的口头禅来安慰他们，而只有天知道我自己的焦虑程度一点也不比他们低。

作为一个“有国际视野”且懂一些外语的乌克兰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获取信息的广度和深度要比叔叔婶婶强得多。也正是因为此，我才更加感到焦虑不安。

因为我知道巴赫穆特战场有多么残酷。

巴赫穆特战场

在堂弟正式加入时，巴赫穆特已经成为了不亚于一战、二战“绞肉机”级战役的阵地战地狱。俄罗斯军队于2023年1月16日占领了附近的索莱达尔镇，而我的堂弟正是因为该镇的陷落，被欲挽救局势的当局调往那里的。

巴赫穆特战场有多“地狱”？由于战争迷雾和双方故意不公布伤亡数字，这场战斗造成的军民伤亡真实人数不得而知。有媒体估计，在可比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烈度下，每天都有数百名来自双方的平民和军事人员伤亡。退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安德鲁·米尔伯恩是乌克兰外国志愿者组织莫扎特组织的领导人，也是这场战斗的目击者，他将巴赫穆特乡村的条件比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三次伊普尔战役，将城市本身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累斯顿。

在这种战场中，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过于渺小。我对堂弟的生还希望感到忧心忡忡，但我能做的也只是向上帝祈祷他能够平安归来。

事实证明，天不遂人愿。

3月28日，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传来。“很遗憾，你们的儿子被罪恶的俄罗斯入侵者在巴赫穆特杀害，他是光荣的战死者，为荣耀的乌克兰而死去。”通报死亡的当局官员看上去很有礼貌地说道。

但这有礼貌的说辞并没有让叔叔婶婶的悲痛得到丝毫宽慰。据他们现在唯一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堂妹说，身体较弱的婶婶当场就几近晕厥，而叔叔也是面色苍白难以支撑。

中国在过去往往有重视儿子的文化，乌克兰其实也大同小异。儿子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失去爱子的叔叔婶婶宛如失去了顶梁柱的房屋，摇摇欲坠接近垮塌。

噩梦

我为堂弟感到痛惜，并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亲人。在某种意义上，他的逝去更是整个乌克兰社会目前的缩影：苦痛四处弥漫，社会糜烂而没有活力。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些好小伙陆续牺牲在了战场上。

我的堂弟并没有做错什么。他勇敢、真诚、坚毅而有活力，但他和其他青年人一样，死在了遥远的巴赫穆特，永远不能再与亲人见面。

而他曾经是我们家族期待已久的孩子。叔叔婶婶因为婚后久久未孕，一直期待着他的到来。据婶婶说，生他时的分娩整整持续了一天一夜，这在顺产中算是相当痛苦的情况。但我的婶婶并没有因为困难而不高兴，相反，她在堂弟降生后将所有的爱都给予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我的堂弟出生于1999年9月29日，叔叔婶婶给他取了与祖父十分相像的名字。

他从小就很乖，不任性，父母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粗鲁的话。

“我问他，在房子周围做什么，他总是回答我，看看房子有没有蜘蛛网或其他的脏东西。”婶婶回忆道。他在很早就学会了做饭，我经常能看到他和婶婶一起下厨，说真的，做出的饭味道还不错。

他是个热心肠的人。我过去常常问他：“你看上去很忙？也许你要到哪里去？”而他总是回答说：“是的，但首先我会帮助你。”我不止一次对他说：“你应该变得自私一些，不要总是先考虑别人的感受。”他却总回答我道：“我们是亲人，你不需要如此计较，随性一些，安东。”

同学们也记得他总是笑眯眯的，脾气很好。

“善良，谦虚，甚至有点害羞。你可以依靠他：他信守诺言，总是会做必要的事情。”他的班主任奥尔加·亚历山德罗夫娜·苏默斯卡娅在他的高中毕业寄语中写道。这张写着对他真诚评价的明信片，我到现在还保留着。

他当年的班主任目前也已经知道了他逝去的消息。自己曾经亲爱的学生因为战争而逝去，我能够想象奥尔加女士如今内心的悲痛。

高中毕业后，尽管喜爱军旅生涯，但他还是决定先从事铁路工人的职业再另行计议。

这是因为他从小就喜欢制服。在学生时代，他很喜欢那些旧时代的工人与军人制服，认为只有配得上这些制服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因此他一直在为有一天能够穿上它们而努力。请注意，与那些没有荣耀、对平民下手的“军人”不同，我的堂弟并不是那种残暴的家伙，还请大家不要把他与这些人相提并论。

加夫里柳克工作努力，他的上级对他赞不绝口，认为他应该继续待在铁路系统。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始终想要成为一名军人。在2021年，他终于圆梦了。

在军事登记和征兵办公室，因为他的铁路工人出身，他获得了乌克兰海军的青睐（在乌克兰，从事过工业技术行业的人在进入军队时容易被分入海空军，这是惯例）。他的条件哪怕在军队中也是十分优秀的：他常年在为服兵役做准备，时刻不断认真地进行体育运动，体格健壮，身高181厘米，长相正直而端庄，可以说是完美符合军队形象要求的一名新兵。

他于2021年7月11日离开家去参加兵役测试。我的婶婶在他离开家时不停地祈祷：“希望他没有通过……”

但老天还是没有随婶婶的愿，一个月后他打来电话：“妈妈，我通过了。”

像几乎所有的中国家庭一样：母亲面对孩子时往往是既柔软又刚硬的。尽管内心还是不支持他的选择，但婶婶还是选择了直面儿子的决定，不再阻拦他前往军队。

叔叔则是和许多父亲一样，以男子特有的沉默支持了儿子的选择。

2021年9月10日，加夫里柳克·尼尔曼签下一份为期三年的合同，位于敖德萨的第1独立海军陆战队正式接纳他成为了新成员。

他喜欢军队的生活。他告诉他的父母，一切都很好，他说，每个人待他都像兄弟一样，这就是他最好的归宿。

令人稍显宽慰的是，他在进入军队后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驻在一地久不归家。由于他出色的形象，单位总是派他出差，而每次出差后他都会回家度假一周，这让叔叔婶婶对他的军队生活总算有了些肯定的态度。

2022年3月19日，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乌克兰士兵和救援人员在军营废墟中寻找尸体。(BULENT KILIC/AFP via Getty Images)

然而战争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2022年2月10日，他和叔叔婶婶进行了战前最后一次电话交谈。然后加夫里柳克给他妈妈发了一首歌“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妈妈，我不是最好的儿子。”作为回应，婶婶也给他发了“没有人像妈妈在等你一样等你！”

14天后，战争正式爆发。从那天起，一名海军一等兵和一名士兵的母亲，都失去了安宁和睡眠。

战争开始后，他就因为军队新的规章制度，不能再频繁地给妈妈打电话，即使在少得可怜的电话里，他也从来不说他目前在哪里，总是问起留在家里的父母和妹妹。

但尽管如此，因为海军的重要性，当局暂时没有将他们调至最残酷的前线。因此，叔叔婶婶在战争爆发的一年内还算安心。

然而，战争局势在2023年的急转直下让所有人为之错愕。随着巴赫穆特局势的恶化，当局开始调动全国各地的部队前往“增援”。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噩梦开始降临了。

“他最后一次联系我们是在今年（2023年）的2月6日。那天我收到他的信，信中说他很好，这意味着他还活着。我一直坚持到3月15日，然后我终于意识到了有什么不对。”婶婶说。

大约两周后的3月28日午后，可怕的消息传来了。我的叔叔接到了加夫里柳克小组指挥官的电话。

婶婶这时刚刚购物回到家，正准备向她的丈夫询问儿子是否有信寄来时，就听到了叔叔悲痛的呜咽：“你和我不再有儿子了……我们的加夫里柳克永远不见了……”

“直到最后，我们才相信儿子的死。”直到现在，婶婶提起那一天还是会感到头晕目眩。

乌克兰征兵办在街头征兵

善后

然而，失去了儿子的叔叔婶婶至今都没能见到他们儿子的遗体。

婶婶被告知，她的儿子既不在被俘名单上，也不在死者名单上。

“但他们明明告诉我，我的儿子被俄国狙击手干掉了。”婶婶说。

随后，一向不怎么喜欢用互联网的她开始疯狂添加所有与战争有关的“失踪士兵”电报群组。她在所有群里都发布了一条关于儿子的消息，期待在社交网络上寻找到她“失踪”的儿子。

“4月8日晚上，儿子的一位战友给我打电话。我和他聊的很高兴，他就像我的亲儿子一样。他说他见过加夫里柳克被击毙后的遗体，但他无法将遗体收回。我问他是否可以告诉我关于儿子的事，他陷入了沉默。随后我就明白了，他不能说也不敢说。”婶婶回忆道。

在哭声和眼泪流出之前，婶婶仍然在设法问加夫里柳克的战友她的儿子是怎么死的。尽管她每一次问都会忍不住哭出声来。

4月11日，婶婶再次接到了电话，这次是堂弟的另一位战友偷偷打来的。“我看到他了，但只能看到他的手和脸。四块混凝土地板落在他的身上，第五块压在一根肋骨上。没有起重机，我们无法把他弄出来，我想冒险去拿回加夫柳里克的遗体，但他们阻止了我。”婶婶强忍着泪水将堂弟战友的话向我复述了一遍。“所以我的儿子永远呆在那里了。”

她仍然无法接受儿子的死，常常在睡梦中惊醒。邻居询问尸体什么时候送来以及葬礼什么时候举行，都会给她带来额外的痛苦。

4月17日，终于接受事实的叔婶一家同意了我举办加夫柳里克葬礼的请求。我告诉他们，他的遗体已经无法取回，现在要做的是让他在主的光辉中安详地前往天国。

4月18日，小教堂内已经人满为患，但捧着鲜花行走的人流却从未停止。

钟声刺耳。当圣旗在棺材上方升起时，所有聚集的人都高唱哀歌。然后每个人都跪下，为我的堂弟，一位杰出青年的死去，悲哀默痛。

在这个乌克兰刚刚入春不久的日子里，加夫里柳克·尼尔曼被我们永远地葬入了大地。他本该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纵情游荡或高歌，但此刻他却已然永眠。

婶婶曾经对我说，她真的很喜欢儿子的一位战友平时弹吉他的样子，梦想着自己的儿子能跟着学会。现在他的父母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儿子是否已经开始学习吉他了。

加夫里柳克的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从此刻开始，还会有更多人的儿子、丈夫、父亲死在战场上，无论是俄方还是乌方。

也许中国朋友们无法体会到战争丧亲带来的痛苦。没关系，希望大家永远也不用品尝这种噬魂的恐惧。

谨以我献给堂弟的一首诗作为本文的结尾：

家里，苹果树开花了，

我对着星星唱思乡曲。

五月温暖的雨季来临，

人间仍有生气。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习惯没有他的生活。只要我还能呼吸，我就会爱他，无论生死。”——来自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娜塔莉亚·沙姆里茨卡娅（婶婶）和萨沙·尼尔曼（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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