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就在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宣布推迟引发了大规模街头抗议的司法改革相关立法程序的几个小时前，以色列权力最大的工会之一——以色列总工会的会长巴大维（Arnon Bar-David），一边宣布周一发动全国大罢工，一边发表了一席看似无关紧要、甚至偏离主题的发言：

“我们是捍卫以色列民主体制的战士，这是我们的国家，不是其他人的，不是Kohelet掌控的国家，这个国家属于全体公民。”

Kohelet政策论坛是一家偏自由主义的以色列智库，据称其金主当中至少有一位美国亿万富翁，被认为是这次司法改革提案背后的意识形态总设计师。以色列国内支持改革的知识分子反复提及美国的司法制度，比如由民选领导人或民意代表提名与认证最高法院大法官，并视其为榜样。巴大维先生此时提到这家智库，实则触及以色列当下社会与司法危机中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因素：来自美国的影响。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Kohelet政策论坛主办活动上发言 图自：外媒

不少观察家早已指出，以色列国内正上演的风波可以被视作美国社会即将发生的先兆。把这句话颠倒过来，同样构成一个有说服力的观点。

从许多层面来看，围绕以色列司法体系的未来所开展的斗争，也是对以色列社会正在经历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最恰如其分的诠释。以色列社会中有一部分人长期仰慕美国，并试图按照美国的样子来塑造以色列。然而过去几十年来，这个犹太国家中的许多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的美国影响，并非是其伟大的民主传统，反倒是一些不那么值得羡慕的特质。

正如美国的情况一样，许多以色列右翼人士不再基于政策主张，而是本土主义与对民主规范的抵触来定义自我。以色列国内政治中最具分裂性的议题，已经不是巴勒斯坦的建国问题，而是有关法庭独立性，政府良好治理的能力乃至政治家的体面等基本问题。因此，以色列老一辈保守派的年轻继承人们无法在执政党利库德集团中找到属于他们的位置，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他们已经成为以色列版本的所谓“RINOs”，即“有名无实的共和党人”（Republicans in name only）。

过去因意识形态对立而划分的战线消失后，如今以色列的政治版图大体上基于身份政治来划线：犹太教极端正统派、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西岸定居者、工薪阶层的米兹拉希选民（米兹拉希犹太人指中东和东亚犹太人的后裔，占以色列总人口的约45%——观察者网译注）属于一派（“红以色列”）；另一派是相对更富裕，绝大部分属于阿什肯纳兹（指中世纪以来在德国莱茵兰、中东欧定居的犹太人后裔，在总人口的占比少于米兹拉希群体），居住在特拉维夫与海法沿海地区，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蓝以色列”）。尽管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种种经济社会层面的隔阂，但双方最主要的争议点，依然是围绕礼教、传统以及过去的恩怨等相关事务。

要举例证明以色列对美国的迎合，只需关注带社会主义性质的基布兹运动（“集体农场”）所经历的变革。这项运动曾帮助以色列人建立国民身份认同，并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如今却几乎被私有化、疯狂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所攻陷。后者给以色列带来了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最严重的贫富差距水平。以色列历史上的集体主义意识与敢为人先的精神，早已被消费主义与商业主义文化所腐蚀。

以色列的基布兹农场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期，是对平等主义理想的艰难探索

正如美国的情况一样，以色列国内也围绕一系列社会议题断层线，出现了无可救药的两极分化：宗教与世俗化之争，城乡之争，受教育程度高低之争，传统与进步主义之争，外交鹰派与鸽派之争等等。正如特朗普任内时有发生的情况，这些争执已经发酵到要上街游行的地步。但作为一个周边安全环境恶劣的撮尔小国，国家的存亡取决于全体公民的奉献精神与全民兵役制，以色列国内政治分化所引发的风险相比美国要高得多。

无须讳言，以色列的国内政治斗争，从来都是刺刀见红。但仅仅是从最近几年开始，这种两党极端对立的叙事才站稳脚跟，并且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始终围绕一位试图成为强人的政客与对他的个人崇拜展开。

在内塔尼亚胡先生发起这次争夺权力的行动之前，唐纳德·特朗普已经尝试过同样的事。在以色列的第14频道向观众灌输虚假信息与宣传之前，美国的福克斯新闻网早已做过同样的事。

以色列保守派的新鲜人设中，有一股非常独特的美式风味。内塔尼亚胡先生作为以色列最擅长投选民所好与玩弄身份政治的政客，同样是以色列最具美式政治风格的政客。他在美国待了很多年，他的众多民调分析师、选举战略顾问——更不必说核心圈子——清一色地来自美国共和党内的右翼阵营。内塔尼亚胡在过去十年来酝酿的许多主张，都要感谢免费日报《今日以色列》替他进行的卖力宣传。这家报纸由已故共和党大金主谢尔顿·阿德尔森所有。（不过阿德尔森先生的遗孀近日却公开批评以色列政府匆忙推进司法改革的举动。）

然而，正是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美国的影响力发挥了最大且最具破坏性的作用。在这个以色列版本的“狂野西部”，讲究的是“占山为王”、“各凭本事”，“上帝的旨意”压倒了世俗的法律。多年来，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经常操着一口美国西部片里快枪手的腔调，一边吐露对国家主权的公然藐视。

以色列的军国主义倾向一直未曾消亡。恰恰是出身于纽约布鲁克林、在上世纪70年代移民到以色列的一位拉比，梅尔·卡汗（Meir Kahane），为以色列的军国主义倾向注入了带美国色彩的种族主义。（在他的煽动下）阿拉伯人不再是战争中需要被击败的对手，而是邪恶的敌人，要么被驱逐，要么被杀死。

所以卡汗最早并且最忠诚的追随者，同样是来自美国的移民，比如在波士顿出生的巴鲁克·马泽尔，这会让任何人感到意外吗？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极右、无政府主义组织“山巅青年”（Hilltop Youth）当中最激进的部分成员，如今把在圣路易斯出生的拉比伊扎克·金斯伯格视作他们的精神领袖，这又有什么好意外的呢？

以色列的犹太恐怖主义组织曾发动过的可怕袭击，主犯包括在佛罗里达出生的雅科夫·塔特尔，在布鲁克林出生的巴鲁克·戈登斯坦（美籍以色列人，于1994年持枪袭击希伯伦一处清真寺，杀害29名巴勒斯坦人、打伤125人——观察者网译注）。这些难道又是巧合？

巴鲁克·戈登斯坦于1994年在巴勒斯坦西岸地区希伯仑市一处清真寺制造恐袭，震惊世界

而与他们志同道合的人，却在本届以色列政府中担当要职。

伊塔马尔·本-格维尔是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也是一位极端民族主义者。他曾称赞戈登斯坦是“英雄”（但后来改口）。2020年之前，本-格维尔在家中一直挂着戈登斯坦的肖像。

极右翼的财政部长比撒列·斯莫特里奇，最近因为声称应该“彻底灭绝”一处阿拉伯村庄而上了新闻，他还说“并不存在巴勒斯坦人这个概念”。斯莫特里奇曾因涉嫌参与恐怖袭击而被逮捕，据称他曾策划用700升汽油点燃特拉维夫的一条交通要道，以抗议以色列2005年从加沙撤军。但斯莫特里奇否认这一指控。

这些内阁部长们支持司法改革，试图削弱法院权力的最主要动机，似乎是要移除任何对他们觊觎约旦河西岸野心所构成的阻碍，并确保类似的撤军行动永远不再发生。犹太教极端正统派的目标，则是要延续其拒服兵役的主张，并维持高人一等的地位。至于面临贪腐指控的内塔尼亚胡先生，其目的显然是要保住官职，免受牢狱之灾，尽管他本人否认这一点。

这样一个由狂热分子、犬儒人士与江湖骗子组成、一点也不“神圣”的政治联盟，正在复制美国共和党的实践，试图将以色列的最高法院改造成一个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机构。

然而美国的联邦体制拥有成文宪法，50个州政府，两套独立的立法机关以及其它制衡机制，这些都是以色列议会体制所不具备的。

在极端主义领导人的操持下，对以色列司法体制进行“美国化”改革，哪怕这些领导人是民选的，结果也将动摇以色列人对本国治理体制的根本信任与信心，并终结以色列人长期坚信的观念：心怀善意的政府人士会把全体以色列人的最高利益放在心上。

以色列街头的抗议人群 图自：社交媒体

如果说，当今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还存在哪些积极方面，那就是公民抗议运动的觉醒。在以色列所发生的抗议活动，与1960年代以来围绕公民权益、越南反战运动所爆发的美国抗议活动相比，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但更宏大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以色列自身面临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不需要再从美国引进额外的麻烦。

（原文于3月27日发布在《纽约时报》网站评论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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